明代万历年间江南民众的佛教信仰——以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五台山方册藏施刻文为中心的考察

佛教信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其他宗教一样,佛教不能仅凭信仰而存在,需要一定的经济保障。刊刻《大藏经》是僧众弘法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捐刻方册藏是晚明居士佛教注重实践修持的功德化与信仰化所表现出的现实倾向。这类活动需要巨额资金,需要信教群众的捐赠,争取布施就是争取信徒。通过对五台山刻藏施主的地域空间分布研究,可以了解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佛教信仰状况,以及佛教信仰在不同地区流行的空间差异。江南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有长久的佛教传统,常有僧侣来往,佛教容易与文化水平高的士人发生联系。他们经济条件优越,忧虑人生无常,为了修来世、求解脱、往生西方净土,也为超度亡灵、祛疾消灾、保佑子孙、增福添寿,纷纷信佛,热心功德,并带动家族、姻亲、同乡、同年、同僚等关系,散财布施,既为佛教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又促进了佛法向周围地区的传播。现存五台山刻经46种601卷的施主绝大多数是江南人,北方施主施资微薄。北方筹集刻资不易,资金绝大部分要仰仗江南,加上五台山刻场自然条件恶劣,本来刻场设于五台山就是因为南方连年水灾不得已而定,当南方环境转变,南迁径山自在情理之中。

制造“文人绣”:以韩希孟《宋元名迹方册》为主的论析

韩希孟是顾绣发展史上最负盛名的代表性人物。本文即以韩希孟创作的《宋元名迹方册》为例,探讨在顾绣商品化生产的历史背景下,其创作的历史意义。虽然韩希孟创作《宋元名迹方册》的直接原因是顾绣仿作品的出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宋元名迹方册》与商品化生产的顾绣,作为日用品、陈设品的顾绣区分开来。韩希孟采取的策略是塑造《宋元名迹方册》的"文人"传统,这跟晚明文人将绣画视为画的认知是分不开的。韩希孟的策略表面上看是为了区别于商品化生产的顾绣,但实质上仍是服务于商品化生产,为顾绣增添了一层"文人"色彩。

金陵刻经处与方册本藏经

金陵刻经处与方册本藏经方广在１９９７年纪念金陵刻经处成立１３Ｏ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我递交过一篇名为《杨文会的编藏思想》的论文，其中谈到金陵刻经处所刻经书的装帧。但限于篇幅，仅寥寥数语，称：“杨文会评论《嘉兴藏》说：‘明紫柏尊者以方册代梵荚①，阅者便之...

王世貞與紫柏大師的交游及其晚年佛緣

王世貞是晚明時期重要的史學家與文學家,萬曆朝初年的文壇領袖。同時,他也是位親近佛教的居士士大夫。其活躍的晚明時期,佛教復興運動開始,其與當時的佛教領袖紫柏真可大師有過一段交游經歷。其中涉及的二人關於方册藏大藏經的書信往來,以及之後的二人面談與寄贈,都是晚明僧俗精英交流的典型案例。學界之前對王世貞的佛教信仰及交游略有討論,但仍多有未盡之意,本文謹以僧俗兩方記載,還原晚年王世貞的一段佛緣中錯綜的關係與表現。

故宫藏《嘉兴藏》

故宫藏明代嘉兴楞严寺方册本《大藏经》,简称《嘉兴藏))或《径山藏》,又称《万历藏》。它始刻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终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历时120多年,共收经籍2135种,计10888卷,由正藏、续藏、又续藏三部分组成,是中国历史上由私家出资刊刻,历时最长、收经籍最多的大藏经。至今它虽然经历了4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仍然保存完好。全部藏经为方册线装。

论朱熹对圣贤人格的执着追求及其现实价值

成圣成贤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者共同追求的人格目标。孔子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其立意都是主张以圣贤为楷模,仿而效之,确立自己的高尚人格。朱熹对此领会尤深,自觉得以成圣成贤为己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①,并身体力行地追求圣贤人格,终于成为继北宋诸子而起的一代大儒。朱熹在修养自己和教导学生的生活实践中,反复强调要'超凡入圣'。他说:'为学须思所以超凡入圣。'又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自视为卑,故不肯进。……

《嘉兴藏》与有关丁云鹏的史料

明末画家丁云鹏(1547—1628)字南羽,号圣华居士,工白描,善写佛象,在画史上已有定评。笔者因整理明代方册藏经《嘉兴藏》,在几位明代高僧文集和年谱中发现丁云鹏和紫柏(又名达观真可)、憨山(原名澄印)及嘉兴藏的实地督工人密藏道开等僧人关系极为密切。并由此推断嘉兴藏许多经首佛画原稿应出于丁氏手笔,特揭示出来,以补画史缺遗并窥及画家生活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