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南阳地区的封国和方国

西周时期,今南阳地区内分布有不同类别和不同规模的国家。然而,迄今尚未见有对此进行探讨的专文。将文献记载同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并相互参验,对西周时期今南阳境内众多的国家进行系统研究,可以发现西周时期南阳地区的封国和方国有楚国、申国、谢国、吕国、蓼国、唐国、鄀国、鄂国、养国等。

西周春秋周王册命方国卿士之制初探

西周时期周王通过册命大中小诸侯方国主要卿士的方式,以达到控制诸侯方国特别军事力量的目的。这一现象,不仅在礼书文献中有所记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也得到有力证明。这一制度在春秋早期得以沿袭,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周王地位的下降和诸侯权力地位的上升,变为诸侯自己册命所有卿士,事后向周王报告。从现有的金文和文献资料来看,从西周到春秋中期,诸侯大国被周王册命且掌管军队的卿士应有两个,中小诸侯方国也有一到两个卿士获周王册命。然而,到了春秋晚期,诸侯的几位卿士都不再接受周天子册命,甚至也不再向周天子申报,这表明,周王册命诸侯方国主要卿士的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

从西周金文看西周宗庙“图室”与早期军事地图及方国疆域图

顾炎武曾以为宗庙设立神像是战国才产生的现象,是不对的。从西周金文中看,西周时周王朝宗庙中有"图室"。这表明至少从西周开始,已经在周王宗庙中设立专门的"图室"绘制先王先公的图像来进行祭祀和悼念。商末西周初年已有用于战争的军事地图,周初已有"东国"疆域图,也有用于土田划定的方国疆域地图。

商代“北土”方国与氏族初探

在先秦史研究中,夏商两代的历史资料古文献记载很少。近五十年来,虽然夏文化的考古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研究夏代历史提供了许多可靠的物证,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夏王朝的文字。应当肯定地说,夏是有文字的王朝,发现夏王朝的文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有关夏的许多传说,也一定会用它的文字来证明是历史事实。商代在九十年前有许多问题也是列为传说的,但是,自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现了殷墟甲骨文,次年(1899)被认出是商代的遗文以后,随着殷墟甲骨文字不断的出土和对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商代历史的概貌也就清楚的展现出来。今天虽还不敢说把商代历史讲得头头是道,至少能说具有约六百年历史的商王朝,不少的历史问题不再用“传说”二字来描述了。

中国考古学中“古国”“方国”“王国”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中国五位顶尖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张忠培、李伯谦、王巍在运用考古学材料进行国家起源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建树。由于新材料层出不穷,故而应不断仔细观察和检测材料,反复比较不同的个案,对深思熟虑得到的结论,进行坦诚直率的讨论,才能切实推进到一个新水平。考古材料作为社会发展的物化表现,在认识和理解上有相当多的客观困难。因而,应重视已有材料的片断性和残存性;努力在年代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充分估计不同自然环境、不同文化传统下,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会有不同的物化表现;在比较不同的考古案例时应参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逐步细化。应进一步加强推动国家动力的研究。

巴人始祖、方国考辨

作者在所著《巴风土韵》论巴人族源的基础上,对巴人的始祖和方国作了进一步的考辨。作者认为,巴人的始祖是西部的伏羲,非东部的太。先秦时,伏羲与太是两位不同的古帝;汉儒把伏羲与太混为一谈,引起了一些误解。商代,巴人有巴方和虎方两个方国,巴方在陕南,虎方在鄂北,后者是从前者分衍出来的。

《逸周书·世俘》所见周初方国地理考

《逸周书·世俘》所载周初征伐方国地理问题,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少争议。根据周初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分析,越戏方、陈、卫、磿、宣方、蜀、厉等均未超出今河南省范围,其中多数处于殷商王朝王畿一带。

商代前期:部落联盟共主向方国联盟共主的过渡

商代社会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在商代前期,商民族在整个部落联盟中的共主地位实际上不很稳定,其王权继承制仍保留较多的氏族社会特征,其活动中心又不断迁移。由此判断,商代前期的后半段,中原各部落也开始逐步向方国发展,商族也就由部落联盟共主转化为方国联盟共主。总起来看,商代前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时期。

夏代方国陶器文化的探索

夏王朝有许多方国。陶器是区别方国文化的一个尺度。考古学上的方国文化群星灿烂 ,它们各具特色又互相融合。其中龙山文化晚期 ,岳石、先商、小河沿、齐家、三星堆早期这些文化和三峡遗址。

商代的方与方国

商代的"方"有多种涵义,除表示方位、该方向之土地或土地神、祭祀方法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涵义,就是表示方国的泛称。有商一代,方国林立,但其社会性质却不能一概而论。商代方国在地理分布上主要位于商王朝势力范围的边缘或之外。当他们臣服于商时,即被纳入商之势力范围之内,反之,则不属于商之势力范围,这就造成了商王朝疆域的复杂与多变。

商王朝对外服方国的控制策略

商王朝对于外服区归服方国主要采取强制性手段和抚柔性手段相结合的策略,强制性手段主要包括武力威慑、各族混居、以方制方等;抚柔性手段包括物质与精神笼络、政治婚姻和建设礼制文化等。

十堰地区古代部族与方国探源

本文介绍了从上古至春秋时期 ,十堰地区部族与方国的来源及其变迁的历史脉络 。

《五藏山经》神形祀法材料源或自夏少康中兴所制方国地理图--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分析《山海经》神形祀法材料所反映的时代

在《山海经》中《五藏山经》每列山后,作者常常对这列山的总数、里长、神形、等级、祀法进行总结。这部分内容,与《山经》并非一体,二者有不同的来源。它比《山经》更古老,神形祀法部分提到了武罗神,说明其产生上限是后羿之死。这部分内容可能源自夏代初年少康复国之时祝史所绘"方国地理图",此图简略地反映了少康中兴之时各方国的图腾和居住情况。商朝初年,此图转入商人之手,商朝巫史把图上的带有图腾特征的方国首领当作神来祭祀,并用图画的形式描述了各路神的图腾特征和祭祀方法。他们在制作《山图》之时,顺便将旧图附在新图各列山之后。后人将《山海图》转写为《山海经》,新旧图被合并在一起,旧图就成为《五藏山经》每列山之后的神形祀法材料。这些材料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夏少康时代方国分布状况的宝贵的历史文献。

从方国到郡县:卢氏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发展历程

《卢氏县志》云卢氏县得名于汉代卢敖的说法不确,文献及考古资料证明卢氏之名早在先秦已经存在,并非到秦代之后才出现。综合各种文献线索,卢氏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发展轨迹应为:卢氏地名首先得之于远古时代的尊卢氏氏族之名,应为尊卢氏迁徙过程中留下的历史信息;尊卢氏西迁之后,卢氏地区形成卢氏方国并一直持续到商末;春秋战国之世,卢氏经历了由独立国—附庸国—属地—郡县这一系列的过程;秦伐韩,设卢氏县;汉因秦制,继续保留卢氏县。

商代西北方国的文明遗珍 山西吕梁高红商代夯土基址

山西的吕梁山区,晚商青铜器主要发现于保德、石楼、柳林、吉县等地。由于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生活遗址,这支在晚商时期曾经活跃于吕梁山内的青铜文化的缔造者应该就是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这种观点似乎成为学界的共识。这支青铜文化昙花一现后便在吕梁山销声匿迹了,其来源与去向成为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

试论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

商王朝是一个由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和臣服的方国共同组成的奴隶制国家政治统一体。方国臣服于商的主要表现是在政治、祭祀、军事等方面。由于时代的原因 ,这些表现又有着鲜明的的特点 ,如原始性、非对等性、不稳定性等。

汉水流域古方国的类型及其构成

汉水流域位于我国中部腹地,自古以来即是南北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区。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相互汇合,形成了汉水文化自身的特色,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春秋时期汉水流域的古方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楚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和传播,呈现出该地区的历史流变脉络,说明汉水流域古方国的类型与楚文化构成有着必然的联系。

商代甲骨卜辞中所见山西地区重要方国考

本文以前人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古代文献,主要是甲骨卜辞的简要分析,对甲骨卜辞中涉及到的山西及邻境地区的部分方国进行简要梳理及浅显论证。在承认商代存在分封制度的前提下,分析商代山西地区的居民结构,从而反映商王朝的政治统治格局及封国的布局思路。本文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献考释方法,而是尝试利用相关的考古学材料和统计学方法进行辅证,试图在商王朝的统治及文化辐射范围等研究领域有所深入。

从古国到方国——壮族文明起源的新思考

本文根据文献史料和考古学资料,论证了壮族古代社会曾经历过古国、方国阶段。最早的古国是苍梧古国,与中原华夏集团的尧、舜、禹等古国同时并存,并且有了文化交往乃至战争。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石峡文化和石铲文化等,应是古国的文化遗存。壮族古代的方国产生于商代,它们与商周王朝有纳贡关系,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壮族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岭南文化向北流动,岭北文化向南传播,这种互动的文化交流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以前就已经存在。

从方国联盟的发展看殷都屡迁原因

问题的提出所谓殷都屡迁，主要指早商时期的殷都迁徙。早商时期指的是汤至盘庚这一历史时期。在汤以前的先商时期，殷都虽屡次迁徙，但基本上属于部落的流移，还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都邑迁徙。而盘庚以后的晚商时期则一直都于殷不再迁徙。史载早商时期的都邑迁徙情况是：成汤都毫；仲丁都嚣；河亶甲都相；祖乙都邢；南庚都奄；盘庚都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