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发展与利用

方志是系统记载各地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历史状况的重要文献典籍,具有存史资治、利国利民的功能。方志在我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渊源,大体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孕育于秦汉,形成于两宋;发展于元明,隆盛于清代;民国、新中国时期又有新的变化。无论在志书的内容、阶级性,还是读志用志的重要程度和传播手段上,都今非昔比。因此,地方志,这一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应该与时俱进,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开发与利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

《(天启)凤阳新书》与方志的守正创新

《(天启)凤阳新书》的编修目的和核心内容非常明确,就要突出凤阳县作为帝乡、都县的地位以及明太祖朱元璋的相关情况。围绕着这一目的,编修者在借鉴普通郡县志体例结构和类目设置的基础上,大胆地以纪传体正史为范本,对县志进行了调整和变化,增加了本纪、世家、列传、年表。这些调整和变化,不仅突出的都县凤阳县的地位,也增强了方志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同时也在方志编修守正创新之路上开创了一种新模式。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清代西藏方志著录及条目内容的疏漏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是《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出版后编纂的大型提要性方志目录。西藏地方志是中国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一提要性工具书清代西藏方志的著录及条目内容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一是将部分非方志著作纳入著录,所著录的康熙、雍正时期的西藏方志多为行记;二是著录存在遗漏,在清代西藏方志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及影响的几部志书未见著录;三是部分条目的内容有误或不准确、不完整,有的条目未言及志书编纂特点及志中具有资料价值的记载。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影响清代西藏方志的收集整理及资料的挖掘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方志史及西藏方志发展史的研究。本文旨在与西藏方志研究者交流,同时也为“总目提要”今后的增订提出建议。

修好当代地方史 推动地方志工作再上新台阶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掘、整理与积累,全国各级地方志部门都已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性历史资料,为今后在资料基础上进行提炼、扬弃、求是,进一步凝志成史奠定了基础。由此看来,编写具有当代特征、区域特点,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地方史,既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趋势所在,也是地方志部门厚积薄发、提升地位、广纳贤才,完成从官修官志到官修官史的"质变"和"升级版"的必然选择。

乾隆《卫藏图识》的体例特点及资料价值

马揭、盛绳祖修纂的《卫藏图识》是清代一部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西藏方志著作,可称为乾隆后期西藏地方志的代表作。《卫藏图识》的体例不同于清代前期其他西藏方志,既非先分地再分目的通志体,也不是或不全是以事立类、横排门类的平列分目体。编纂此志是为了"西征之役"所需,便于乾隆末年清军入藏驱逐廓尔喀沿途考览与检阅,所以采用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体例。分析《卫藏图识》的资料来源,可看出其资料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编纂者的调查为其重要资料来源之一,这是其书及资料具有重要价值的根本原因。此书编纂前已出现的西藏地方志与其他相关文献一样得到了编纂者的关注,说明雍正与乾隆前期成书、刊印的西藏地方志在西藏地区或川藏大道沿途得到广泛流传,对其后西藏地方志的发展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指导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文献——读《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是继《地方志工作条例》后,又一份对地方志事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其意义在于能保证第二轮修志按时保质完成。方志存史、育人、资政三大功能中,资政功能是最重要的,只有方志成为各级领导案头真实、有效、独特的决策参考资料时,方志才能真正受到重视。

方志定型说析论

方志定型问题经诸多学者所论方志称名、数量与内容、体例等,使问题趋向清晰。方志发展史上所说的方志定型,指的是方志作为一种体裁,从总体上得到学界的肯定和广泛的推广应用,具有数量和质量上重大变化的转折,意味着方志编纂从自为到自觉的转变。方志定型使志、方志、地方志的概念得以共通,同时意味着地方志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史志区别有了依据。准确理解方志定型的涵义,对于指导方志编纂中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分寸,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