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代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方志史上 ,元代方志处于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起着承前启后的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地方志在元代继续得到发展 ,不仅表现在数量上 ,更突出地表现在创立了新的方志种类———“一统志”上。同时 ,元代在方志理论上也作了进一步探讨 ,并有新的发展。正是由于方志在元代得到了继续发展 ,为明清方志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苏州现存早期府县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地位

文章从中国方志史的角度,考察苏州早期府县志在方志史上的地位。苏州是地方志的发源地之一,汉代《越绝书》是中国最早的方志之一。自汉至北宋千余年间,地方志曾以地记、图经等名称和形式长期流行,现存最有名的地记当推唐代陆广微的《吴地记》。宋代,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为现存图经实例,范成大的《吴郡志》为首部体例完备的方志定型之作,宋代昆山《玉峰志》首创“凡例”之先例。《至正昆山郡志》和《至正重修琴川志》为两部元代志书的代表作。明代,《嘉靖昆山县志》《弘治太仓州志》堪称州县志书的代表作,卢熊的《洪武苏州府志》和王鏊的《正德姑苏志》为两部明代善本府志。

近代西康方志史的一部力作——评《〈西康通志稿〉研究：1939—1949》

2017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公办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等多项任务。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史”和了解某一地区之自然与社会发生发展状况与详情的著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对地方志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是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路径。

《中国方志史》出版发行

《中国方志史》由刘纬毅、诸葛计、高生记、董剑云编著,三晋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发行。全书37万字,定价50元。《中国方志史》与近数十年方志学方面的多种著述不同的是,该书以史为线索,按不同历史时期为段落,总结了中国方志编纂的两千年漫长历程。全书分十二章,除第一章通论方志有关概说外。

安徽方志史考略——兼论建国前地方修志中出现的若干问题

地方修志是中国修史活动中最基础且最重要的一环。安徽地方修志历史久远,修志活动历代沿袭且不断推陈出新,各时期的地方修志活动、修志成果和修志原因也各具特色。安徽方志史是安徽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变迁的反映和载体。建国前的地方修志常出现宣传封建教化、删改前代历史、夸饰所在乡邦等问题。地方史志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影响了地方史志的质量和真实性。

中国方志史的研究方法及思路——关联、背景与节点是开启方志史科学研究的钥匙

充分成熟的发展史是方志学的基础之一。把握关联、背景与节点的研究方法是打开方志史科学研究的钥匙。具体内容有:方志史研究要用关联法看方志起源和与相邻学科的共源交融,要结合相邻学科的发展和其间的相互影响研究方志发展史;用符合方志自身的特征科学地确定方志发展阶段的节点与标志;通过各阶段的时代和社会特征研究方志发展演变的原因。同时指出,推动方志发展的动力不仅仅是方志文化自身,还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所以,方志发展史研究不是孤立的研究,而应该是开放的关联的研究。

中国方志史初探

引言地方志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广泛而详密地记录了地方的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形势、关隘、津梁、古迹、寺观、物产、田赋、灾异、风俗、职官、人物、金石、艺文等自然和社会史料,被人们视为"博物之书"(司马光语)、

略论清代西藏地方志的特色篇目——“程站”

"程站"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出现并正式成为篇目之名,是在乾隆初年成书的《西藏志》中。"程站"篇目设置是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之举,反映了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在西藏方志史上有着重要价值。"程站"篇目的记述有重要资料价值,对之后的清代西藏方志及西藏研究著作也产生了影响。

广西古代方志研究存在的问题商榷及相关考释

指正《中国古方志考》《广西方志编纂史》中一些方志时代归属、类别归属的错误。两书认为《广西会要》《广西郡邑图志》属于通志类方志,无据可证。《广西方志编纂史》列举了21部唐代广西的图经,但事实上《邕州图经》等图经不一定是唐代的。两书对许多方志有所考释,但仍存在许多需要补充考释之处。将《邕管杂记》等列为方志类,是错误的,应为地理类杂志之属。

明清的地方官与明清的地方志

明清两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方志编修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明代“郡邑莫不有志”,270余年间修成各类志书2892种(比宋元方志的总合还多4倍);

乾隆《卫藏图识》的体例特点及资料价值

马揭、盛绳祖修纂的《卫藏图识》是清代一部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西藏方志著作,可称为乾隆后期西藏地方志的代表作。《卫藏图识》的体例不同于清代前期其他西藏方志,既非先分地再分目的通志体,也不是或不全是以事立类、横排门类的平列分目体。编纂此志是为了"西征之役"所需,便于乾隆末年清军入藏驱逐廓尔喀沿途考览与检阅,所以采用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体例。分析《卫藏图识》的资料来源,可看出其资料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编纂者的调查为其重要资料来源之一,这是其书及资料具有重要价值的根本原因。此书编纂前已出现的西藏地方志与其他相关文献一样得到了编纂者的关注,说明雍正与乾隆前期成书、刊印的西藏地方志在西藏地区或川藏大道沿途得到广泛流传,对其后西藏地方志的发展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金陵一代地方文献学家陈作霖

陈作霖是清末民初我国东南地区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史志学家,亦是南京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及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辑存,不仅整理编撰了大量的地方志书,还填补了一个历史时期金陵文献资料的空白,挖掘与保存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南京地方史资料,在史志文献领域成就卓越。

历代一统志研究综述

历代一统志是方志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方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综述近二十年来学界关于一统志版本、成书年代与内容考证,一统志编修过程、价值与影响研究,一统志与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以及当前一统志编修可行性研究等问题,揭示一统志的研究面广、研究问题具体深入的现状,并且指出进一步挖掘一统志的历史价值,以及深入开展一统志研究与编修的若干重要方面。

《越绝书》考辨三则

《越绝书》是一部反映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吴越历史的重要典籍,在方志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然前人对该书的若干词语存在解释不清或解释有误的地方,例如以下三处有争议的词句:"士之甚"当为"大之甚"之讹;"越王句践属刍莝养马"不应理解为"句践属于割草喂马之人",其中"属"当同"钃",意即为"斫、砍",与同义复词"刍莝"构成动宾结构;"孔主"并非指抽象的精神境界,意同"褒主""佳主""明主"等。

后出转精 积厚流光——乾隆《江南通志》（点校本）导读

乾隆《江南通志》是历史上以"江南"为记述对象的三部明清旧志中最为晚出,史料积累最丰实,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一部,其内容宏富,资料密集,较之前志,体例更加科学,考订更加严谨,记述更加合理,被《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誉为"名作"。该志在"江南"方志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对今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有积极影响。

钟情乡邦文献的地方史志专家康爵述论

康爵先生是曾被于右任、蔡元培、黄炎培等学界巨人誉为"史志津梁、学界洵光"的方志目录学家。现从"淡泊名利、勇于担当","勤奋刻苦、惟真惟实","治学严谨、著述等身"三个视角,用丰赡的史料对康爵的学术生涯和治学精神进行简要评述,堪当补白之责。

《江苏艺文志》(增订本)、乾隆《江南通志》点校整理本出版

由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纂和整理的《江苏艺文志》(增订本)、乾隆《江南通志》点校整理本先后于2019年10月和11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乾隆《江南通志》点校整理本,由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章灿主编,全志12册。乾隆《江南通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江苏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好、价值最高的地方文献,在方志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该志采用纲目体,共设10志68门,序目1卷,卷首4卷,正文200卷。此次为首次点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