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太原城市灾害管窥——基于方志史料的解读

城市作为历史时期各级行政治所、地域经济中心所在,是地方志记述的重要对象,其中不乏"城市灾害"史料。具体到太原市,方志所记城市灾害主要特征如下:一是公元前以"人为灾害"为主,主要表现为战争;二是8世纪开始出现"自然—人为复合灾害",并在16世纪进入多发期;三是17—19世纪,具有近代色彩的人口灾害开始出现。上述灾害的发生与太原城市的发展、生态变迁等具有因果关联性,探究历史时期太原城市灾害的特征,对今天城市防灾、减灾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方志史料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方志是中华历史文化的一笔珍贵遗产 ,它既是政治家治理社会 ,了解民情的重要依据 ,也是文人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特别是它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

从《昆明县志》到《昆明市志》——略论地方志史料和方志学的研究

昆明的行政称谓始自元朝,至1922年前称为县,1922年起迄今为市。昆明的地方志,今存《昆明县志》和《昆明市志》等部。二志内容和体例,可以说是小同大异。对此,本文拟作简略的比较评介,以为我们编纂当代地方志,起借鉴作用,从而阐明地方志史料的探讨,是方志学的一个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历史学不可缺的重要方面。

方志史料的搜集与考证

搜集史料,是编修地方志重要的基础工作,要编写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地方志,如果不占有丰富的史料是无法着手的。史料的范围很广,在编修工作开始之前,要从多方面去搜集。第一,要从档案、文献资料、史籍、报刊中搜集。这些文字记载材料,有的是历史活动的原始记录或追记,有的是历史活动的真实或曲折的反映。它不仅史料丰富,可靠性大,收集起来比较容易,而且还能为搜集其它方面史料提供必要的线索。我国的档案、图书、资料工作在解放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地的档案馆(室)、图书馆、博物馆都保存有大量的档案、图书、报刊、资料,为我们搜集史料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要实地考察具有史料价值的原物和历史遗迹,特别是考察历史遗迹和实物,往往能够提供极有价值的史料。我们应该通过考察各种建筑物、碑文、革命斗争遗址等实物。

用方志史料为城市建设服务一例

历代志书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只要认真开发，是完全可以用来为当前的城乡建设服务的。

姜堰市利用方志史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一是积极参与编研乡土读本，进行乡土国情教育。积极参与编研全市中小学乡土国情读本《三水鹿鸣》丛书一套五册，系统介绍姜堰市人文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并设计“家乡知多少”社会实践课题项目。二是编辑出版地方革命斗争历史读物，

方志史料助溱潼水云楼再现雄姿

5月16日，曾被誉为中国十大名楼之一的水云楼在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姜堰市溱潼镇复建落成。水云楼始建于明代，是溱潼古寿圣寺的藏经大楼。明代吏部左侍郎储增曾在此读书。并题写“水云楼”匾额。清代著名大词学家蒋鹿潭寓居期间，并以楼名冠其词集为《水云楼词》。明代大书画家赵子昂，“扬州八怪”黄慎、郑板桥，清末书家谭延闽，近代书家于右任，国民党元老戴传贤都在此留过墨宝。

运用方志史料探讨地震活动规律——以上海地区为例

我国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遗产之丰富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地方志，便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之一。全国现存地方志约八千五百种，十多万卷，为我国极宝贵的文化遗产。当前，全国各条战线都在向“四化”迈进，我们方志工作者，也应当充分利用这种宝贵的文化遗产，为“四化”建设事业服务。

《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介评

文章总结了《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的内容、价值和意义,介绍了类编的成书情况。探讨了类编方志史料与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项目的关系,对在网络化时代,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应如何适应形势发展、以及图书馆应重视传统阅读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拾遗补阙的珍贵方志史料——宁夏南部境内的碑刻综述

碑刻，作为一种独特的史料，体现着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据考古材料所知，我国最早的刻铭文字为甲骨文和金文。河南安阳出土的商代石簋断耳十二字、中山国“河光石刻字”为最早的石刻文字。

清代及民国晋中地区方志所载丧葬演出习俗考论

晋中地区丧葬演出习俗由来已久,在山西地区乃至全国颇具代表性,对其古代方志文献的研究可以管窥中国古代丧葬礼仪的具体形态,其中关于丧葬演剧的记载包括了作佛事、鼓吹乐、戏曲演出、方相驱傩以及戏曲禁毁的史料,具有重要的民俗学、历史学和戏曲学价值。

方志学建设小议

去年10月中指组在重庆主持召开的全国方志理论工作座谈会,把方志学的建设提到重要的位置上,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不仅是现今全国规模的编纂方志,应当全面地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对它作切实而深刻的系统探讨,而且在方志学的历史领域里,也有不少的问题需要研究和再认识。

宋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

宋代地方志传世约三十多种,仅占现存方志(八千五百多种)的极小部分,但其地位很重要。首先,宋代方志是从地记、图经刚刚发展成熟的志书,也就是说,在我国方志史上只是到宋代才形成真正的地方志,了解这个时期地方志的特征,既是我们探寻地方志源流的基点,也是研究元明清地方志发展的依据;其次,宋代方志历来受人推重,还在于它们多为善志,不少宋志征引浩博、叙事赅洽、文字尔雅,被史家推为志书的楷模,宋代开创的各种志体不仅对元明清地方志的修撰产生巨大影响。

寄语编辑部

主编同志:读罢改刊后的《黑龙江图书馆》,从封面到编排使人耳目一新。在去年第四期的改刊说明中写道:“《黑龙江图书馆》力争做到:使每位肯于把它拿在手中并翻开看看的读者,一定能从每期刊物中都至少发现一篇愿意读下去的文章。”编者没有使读者失望,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黑龙江图书馆》除简讯外,共刊载了二十二篇长短不一的文章。

征集古籍文献资料的作法和几点体会

我校是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师范院校,又是西北高校资料中心,教学科研任务较重,需要有足够的图书资料,包括古籍文献资料.陕西是周秦汉唐等十余个朝代的古都,历史文献十分丰富,号称文献之乡,且有第二敦煌之称,我校位于长安古城,理应征集这类资料,以丰富馆藏.我校有教育系、教育史研究室,边区教育研究室等,就要广泛征集清代、民国、边区及解放后大、中、小学课本教材,准备设教材查阅室.陕西地方志史料丰富。

冯梦龙同名异人辨正

《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赵景琛、张增元编,1987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是书“冯梦龙”条征引方志史料有误,而编者于《序》中明言:对于“一些前人已知的曲家事绩,也有不同程度的填补,如冯梦龙、盛于斯等。”为免后之征引以讹相传,谨将笔者所知,附识于此。

宗密在川遗迹探秘

出生于四川西充县的圭峰宗密(780—841年)是唐中后期最大的禅宗学者和佛教思想家。可惜,这样一个人物,其生平事迹缺少诸多环节,即使是当今研究宗密最权威的著作《宗密》一书,也没能把这些环节补充起来。近几年。笔者由于翻阅四川地方志史料,意外发现几则有关宗密的记载,欣喜之下,随笔记之,以补阙漏。 一、有关宗密出生地的异说 宗密自述、裴休的碑记、《宋高僧传·宗密传》以及禅宗的一系列灯录,都明确无误地载明宗密是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县)人。但在明人曹学俭(1571—1646年)撰《蜀中广记》中却载有一个异说:

“仲尼问官”与“夹谷之会”考

历来有“仲尼问官”、“夹谷之会”分别在连云港孔望山、赣榆夹山之说。此说实肇始于《舆地要览》、《隆庆海州志》。本文通过分析有关史料 ,指出“仲尼问官” ,史有其事 ,但登山望海 ,并非信史 ;夹谷会盟也有其实而非其地。

体现历史文化的崇州“唐人街”

《巴蜀史志》今年第1期载有成都崇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所撰《用方志史料为城市建设服务一例》的文章，介绍了成都市圣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崇州打造“中国·成都·唐人街”（以下简称“唐人街”）的独特理念、运作机制和基本经验，其中最突出之点在于“从文化开始，最终又回到文化上；起步于方志，又提升于方志”。现在．这个唐人街的建设成就已经在成都地区乃至全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充分证明了地方志所具有的存史、资治、教化功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当前的城乡建设中，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