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读书学习的思考--培养方志大家的必由之路

近40年来,方志理论研究和新方志学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数量巨大的方志学著作和论文中,真正高质量的创新之作所占比重不是很大。从整体上说,学识的深度和广度还有欠缺。知道了差距,认识到主攻方向,就要迎头赶上。为使方志学作为独立学科在科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并培养出方志大家,就要在加强方志理论研究的同时,特别加强读书学习,拓宽知识面,夯实学识基础。

基于多维特征分析的戏曲类方志文献命名实体识别研究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实施知识挖掘,对传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命名实体识别作为一种基础性技术与关键环节,对方志知识组织与发现具有重要影响。目前,虽然方志命名实体识别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仍缺乏适应方志文本特征与领域资源特征的系统化技术方案。基于此,本文提出融合多维特征与Bi-LSTM-CRF的戏曲类方志命名实体识别模型。首先,结合句法特征与符号、尾词、构词、上下文和负例等文本特征,对方志文献中的戏曲类实体特质进行解析;其次,利用在长文本结构中表现优异的Bi-LSTM-CRF模型,借助已解析的戏曲类实体特征,提升实体识别效率;最后,以《楚剧志》为具体对象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模型在命名实体识别效果上优于基准模型,F1值达到0.869。

明清至民国时期汉水上游地区方志研究

汉水上游地区的汉中和安康,在明清至民国时期编纂了大量方志。由于自然环境不同,这些方志与陕西关中、陕北的方志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值得挖掘和探究。今天保存下来的方志,以清代数量为最多,其中康熙和光绪两朝编纂成果最为集中。由于大量官员和文士来到较为安宁的汉水上游地区,方志的主要纂修者身份、编纂体例等既有同时代其他地区方志的共性,又体现了汉水上游地域的特色。

资源共享、平台共建与共融发展——江苏省委党校图书馆与江苏省方志馆合作共建实践探索

近年来,图书馆融合发展受到广泛推崇,成为图书馆谋求发展的新方向。图书馆与其他公共机构或部门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整合各自资源优势,进行深度合作,以便在更大范围内提供更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新时代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图书馆立足实际,谋求自身发展,与江苏省方志馆达成合作共建的意向,并设立江苏省方志馆省委党校分馆,在全国党校系统开创先河。

基于语义的地方志资源聚合与可视化研究

论文应用语义网相关技术开展地方志资源聚合研究,挖掘海量、分布式、异构资源间的潜在关联,系统分析了基于语义的三种信息资源深度聚合模式特点,并以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东北地方志”馆藏资源作为数据源,开展基于元数据的地方志资源聚合实证研究。构建元数据视角下地方志资源聚合的理论框架和可视化服务平台,为地方志资源的深度关联和揭示提供从理论到实践的实现路径。

方志舆图要素系统解析及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以清康熙《济南府志》舆图为例

舆图是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古代营城智慧,对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目前方志舆图的研究,特别是清朝方志舆图,虽已经形成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多集中在对方志舆图的基础性架构、相关历史地理信息解读等方面,且针对济南地区的研究较少。同时,舆图研究的思路还存在就图论图的局限,如忽视图形绘制人的影响,及图形中所蕴含城乡规划思维的挖掘等等。本文以清康熙《济南府志》中的89幅舆图为例,在系统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舆图的构成要素、表现形式和蕴含理念进行深入解析。将清代舆图要素构成总结为“四大系统”——自然系统、世俗系统、宗教系统和联系系统;从四大系统的要素识别出发,分析其表现特征,总结出表现形式上的“六大交互”——写实与写意、全局与节点、符号与形象、文字与图形、平面与立面、二维与三维,并对舆图中隐含的规划思维进行提炼总结,得出“四大理念”——多元共生、政学营城、祠祀配套、水陆并兴。由此,结合山东省省会经济圈实际和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方向,从生态安全、城乡治理、历史保护和制图表现四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明清方志风俗志内容的构成、分布与历史成因——以浙江方志为中心

风俗是方志内容的重要构成,风俗志是方志主要门目。明清方志风俗志内容主要由“习尚”“四礼”和“岁时”构成。“习尚”记载民风、习性、俗尚;“四礼”记载“冠婚丧祭”人生礼仪;“岁时”记载时令节庆活动。风俗内容主要分布于舆地志、风土志和风俗志,少数分布于纪事志、礼俗志等志门。风俗内容归于不同志门,反映了风俗内涵的丰富性以及修志者对风俗的不同认识。“习尚”“四礼”和“岁时”三者进入方志的时间与路径不同。“习尚”随风土志在宋元整体进入方志。“四礼”最晚在明初进入方志,永乐年间《家礼》提升为国家礼制并在地方广泛实施,是方志“四礼”书写的实践基础。“岁时”在明代普遍进入方志,形成书写共识,与明代岁时节日体系的完善及其广泛实施有密切关系,其著录与书写深受方志体例发展与《荆楚岁时记》等岁时专志的影响。

方志敏在闽浙赣苏区的金融实践

方志敏在领导创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方针,在实践上成功地领导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建设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方志敏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深刻认识到金融工作对于保障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岭南方志音乐史料类别

方志中有关音乐的内容零碎、庞杂,无法像专门的音乐图书那样进行整理。为了更好利用方志史料,本文以岭南音乐为例,从资料来源、记录符号、信息层次、专业等进行归类。来源分“风俗”“学校”“艺文”“诸蛮”“政事”等门目;记录符号分图片、乐谱和文字;信息层次分零次、题录和一次文献;专业分“器乐”“歌乐”“曲艺”“戏剧”“舞乐”等。

汉语方志方言文献的发端、发展与成熟

我国最早的方志方言文献,肇始于南宋末年。有元一代,迄今没有见到涉及方言的地方志,从明代开始,地方志中渐次出现方言的记载,到清初至乾隆时期达到方志方言文献的第一个波峰。从方志方言文献的产出量、方言内容归属的明确性、编辑体例的定型性几方面来判断,明代当属于方志方言文献的发端期,清前期是发展期,清中期是成熟期。方言之所以入志,至少基于五个方面的缘由。

明确方志风格,确定编纂原则——基于对旧志的研究

方志编纂应符合其自身独特的体例结构和基本规范,才能够保证方志的正常发展。根据旧志发展过程,方志的风格不同,具体的编纂原则也会有所不同。在坚守方志内容全面丰富的基础上,方志的笔法是尚繁还是尚简,方志的每一部分内容是平均分配笔墨还是侧重某些方面着重记述,如何在继承前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有意义的创新,如何将严谨性和实用性相结合,这是方志编纂必须要厘清和确定的。在符合方志基本规范的前提下,明确方志采用何种风格,才能够拟定方志编纂在内容选取、行文方式、笔墨分配等方面的原则,方志编纂才会有明确清晰的线索和合理的章法,方志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地方志视野下清末民初上海地区医院概说

梳理旧志记载发现,清末民初上海地区医院的办医主体以民办为主,官办医院数量较少;上海县和上海特别市(上海市)境内医院最为集中,其他县数量远不及此,同时,外国人所办医院均在上海县和上海特别市(上海市)境内;中医医院为数极少,多是西医医院。这与近代上海开埠后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稠密,租界设立便于西方事物大量进入上海,以及这一时期政府对社会控制力较弱等因素有关。

河南省新乡市清代地方志的两个特色

就河南省新乡市四区八县的清代地方志而言,乾隆《卫辉府志》、乾隆《原武县志》等的艺文志收入相当多的重要完整文献,乾隆《新乡县志》、乾隆《获嘉县志》等收入一些私修人物传记,保存了大量重要文献。以上两个特色虽都与中国历史文献学、方志学“常识”相悖,但也充分体现了新乡市清代地方志的资料性特点,这是清代方志编修体例未统一的反映。

档案编纂与方志的生成

档案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代,此后逐渐被广泛使用,包含了文书、案膜、案卷等广泛使用的各类档案类文献。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档案的编纂和利用,将档案纂辑成方志,也一直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且成果丰富、卷浩繁。无论是汉晋的地志,还是隋唐的图经,乃至宋元以降的方志,方志成书一直与档案编纂密不可分。本文从档案编纂视角聚焦方志的生成,阐述档案编纂入志的价值意蕴,梳理档案参与方志构建成书的流程,并对档案生成方志的特征作详细分析。

基于方志文献的医案探析——以明清时期《松江府志》为例

医案是地方志涉医文献的内容之一。明清时期《松江府志》中载有诸多医案,涉及对医理的阐述,包括病因病机、辨证关键、治疗得失,以及用药方面的知识,同时对医者形象也有着清晰的刻画。方志医案成为展示医者高超医术及传扬医名的场域。与医书中的医案注重记录辨证论治的过程及临床思维活动不同的是,方志医案里的涉医信息较为简略,侧重于对医者日常医疗活动的描述,透露出“医者仁心”的传统文化气息,亦传达出方志纂修者的价值取向。除了载有有关医药的知识而起到传播技艺的作用外,更多地是通过“有验之事,可验之法”向后世及社会证明了医者医术的可信性,具有使世人对中医这一医学体系增强信任的潜在功能。

夜郎无闲草 黔地多灵药——地方志中清至民国时期贵州药用植物的记载及其价值

贵州具有气候多样性明显的特征,独特的立体气候环境为药用植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贵州省作为全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自然植被类型多样,植物种类繁多,自古就有“夜郎无闲草,黔地多灵药”的美誉。据2021年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统计,贵州省药用植物资源种类有7317种。这些药用植物资源在贵州的地方志中多有呈现,只是种类分属较为粗略,但史料中阐释这些植物资源的特点、功效和产销情况,对认识贵州的生物多样、有效开发道地药材和推进民族医药进入药典有着重要的价值。

从方志书写看西南边疆国家认同——以清代三部《白盐井志》编纂为例

在雍正、乾隆和光绪三部《白盐井志》的修纂中,修志者通过强调白盐井盐业与中央王朝历史、财赋、边疆秩序的关系,突出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以儒家礼仪教化的书写强化王朝国家主流价值观念在边疆民众心中的地位。同时,又以淡化夷夏与整合信仰的叙事手段,重塑地方文化意识,将白盐井地区复杂多元的文化、信仰纳入到大一统王朝的叙事之中。清代云南盐井志的编纂是王朝国家在治理边疆方面的重要文化手段与方式,同时也是清代政治文化建构在边疆社会中的体现,此举极大地促进了西南边疆社会民众对清王朝的国家认同。

地方文献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方志资料为例

方志乃一方之志书,具有内容丰富、时间连贯及书写地方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其可以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方志资料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之耦合关系可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建设目的、实施重点、方式、功能四个方面解析。就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方志资料可以在运河古市镇、水利工程、建筑、碑刻等文化资源的挖掘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方志资料可以在诗文、地名、“八景文化”、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挖掘上发挥重要作用。

解构与活化:基于双视角的地方志多粒度知识服务模型

地方志作为我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和珍贵典籍,承载着完整的地方文化脉络,为人文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论据。地方志内容翔实,具有鲜明的多粒度特征与知识价值。因此在方法论层面,基于双视角思维提出地方志多粒度知识服务模型:一是在主体视角下探讨知识服务提供者如何实现地方志内容的分步解构,进行不同粒度的内容开发;二是在客体视角下探讨如何针对知识服务接受者的多元化需求,基于不同粒度的内容提供服务。在实证验证层面,以“《浙江通志》中的西湖印记”为案例对象,为提升地方志资源的利用率、透视地区发展历程、推动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路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