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方志观探论

文献学家周永年,重视乡帮文献,一生共纂修历城、东昌、济宁三部方志。它们凝结了周永年方志纂修的主要思想观点和方法,即圣制、宸翰置于卷首,皇权至上;总纪、纪年置于卷前,以编年方式记录历史事件;经籍(艺文)、金石、遗文、遗诗严格区分,彰显目录学功用;死后盖棺论定,不为生者立传;重在纂辑,不寓褒贬;重视考据,不著虚辞。

晚清状元吴鲁的方志观

从晚清状元吴鲁《正气研斋汇稿》一书着手,主要针对其《郭山庙志序》和《昆明县志序》两篇文章进行研究,认为吴鲁的方志观主要有三点:一是志书源于"史书"(《史记》和《汉书》);二是志书当为"信史";三是志书必须"资政"。

图经与史法:回族学者蒋湘南的方志观

清代嘉道年间的蒋湘南是回族历史上第一位修志者,也是中国方志史上重要的方志学家。纂修方志是蒋湘南一生中的主要事业。在蒋湘南看来,方志具有地理和历史两大属性,前者要求方志重视地图,后者要求方志具有史法史例。在两大属性认知基础上,蒋湘南提出“图经”与“史法”的方志观,给清代的方志学注入新的思想力量,也是继章学诚之后中国方志学的一大发展。蒋湘南以该方志观为指导纂修的方志也成为清代志书中的典范之作。

新时代方志观之探微——兼论新时代方志体例风格及内容特色

关于"志观",其理论核心应是基于"史志同源"①共识下的哲学、历史学层面的"价值观问题"。古今方志价值观概括起来不外乎"存史育人资政",但因其社会形态②的差异,传统方志价值观主要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等思想)为指导,为帝王立言为世家存史为乡贤修志,旨在维护"封建正统观"。社会主义新时代③方志价值观主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旨在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良志"必具"善观"。新时代,只有立足当代文明,基于正确的志观,其笔下的志书才能切实做到不仅能让治国理政者"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也能够为普通百姓传承记忆,留住乡愁。方可谓"修志问道,以启未来"。

四庫館臣的方志觀

四庫館臣在對方志文獻進行歸類與具體評論的過程中,顯示出了他們的方志觀。在方志的屬性方面,他們將方志視爲地理類書籍,主張方志的重點應當是方域、山川等內容。在方志的編纂方面,他們講求體例完善,贊賞體例創新;注重撰述與考證,提倡詳略得當;明確著述爲公,强調客觀公正。這種系統的方志觀,不僅在清代方志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對後世學者編纂新方志、開展方志學理論探討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梁启超方志观的档案学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近代方志学理论的开拓者,并且在档案学方面也颇有独到的见地。但与梁氏史学思想的研究相比较,人们对其方志学和档案学思想的研究却显单薄。档案、志书同源别流,有很深的渊源。作为“方志学”概念的提出者,梁启超对方志尤其是县志之研究颇深,受他关注或得其好评的县志有100多种。分析这些志书,可发现它们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价值,而这些特色和价值与梁启超的方志学思想颇为契合。梁启超所誉“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的那一大批县志,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这些价值和特征,也折射出梁启超独到的史志观和档案学思想。而正因为志书和档案具有同源共生关系,因而分析梁启超的方志观对档案学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陈衍在方志领域的贡献、方志观及对方志的文学书写——基于其修志成果及文学著作的考察

陈衍较早提出“方志学”这一学科名称,曾主持福建全省县志的纂修工作,主纂《福建通志》《闽侯县志》两部重要志书。陈衍主张本地人或“宦游久于其地”者修志,认为修志不宜尽皆“好大广”,同时秉持“采取必载出处”“宁繁毋简”“通志体例宜仿正史”等原则,并注重内容的“采無”与“推勘”。陈衍还对地方志及相关工作进行过多角度的文学书写,主要体现在以诗文、诗话书写修志经历,借地方志发表文学观点等方面。通过以上考论,有助于学界更全面地观照陈衍在地方志和文学领域的成就。

试论曾国荃的方志观

曾国荃担任光绪《湖南通志》的总纂和光绪《山西通志》的总裁,为晚清这两部佳志的问世及方志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他的方志观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曾国荃热心修志,积极筹建志局开展省通志的编纂工作,提出修志的目的是存文移俗,昭示后来。修志的基本条件是具备人才和资金,并把以信以诚,简赡精严作为修志的质量保证,在修志方面表现出很高的造诣。对曾国荃在方志文化上的成就,要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俞樾的修志成果及方志观

俞樾是清代晚期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书法家、小说家、戏曲家,一生著述丰富,以往学者研究大多集中在这些领域。事实上,俞樾在地方志领域也颇有建树,曾参与4部地方志的编修,并对地方志文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笔者以俞樾参与编修的4部地方志为基础,辅以他与友人的通信和年谱等文献,论述其在地方志编修上重视体例、广收博采、承袭古制而不守旧、直笔谠论、无官私之见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