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氏墨谱》与明代审美范式

《方氏墨谱》既是民间工艺与文人文化共同构建的视觉文本,也是徽派版画文人化的范本。墨谱在极具形式意味的视觉生产方面完成徽墨商业目的的转向,却在明代时代风尚与审美结构中,生成新的清雅近古的审美范式,并影响了徽派版画整体风格的转变。《方氏墨谱》强化了徽派版画与明代审美范式间的紧密联系,对其视觉生产在徽派版画发展过程中文化建构的重新定位及明代审美范式的审视极具启发意义。

从《方氏墨谱》看徽州版画的视觉表达

《方氏墨谱》是徽州版画的典范之一,从《方氏墨谱》的艺术特征来看徽州版画的视觉表达,是一个以经典窥要点的概括手段。在分析徽州版画视觉表达的同时,把徽州版画发展轨迹里的徽商、徽文化、徽州本土画家、徽州刻书业中的代表等影响因素引入其中,与《方氏墨谱》的诞生背景一起融入到整个徽州版画发展的脉络当中,分析其视觉表达和总结视觉因素,为当代视觉艺术创作者寻找迷失的视觉表达经典理论寻求支撑和图式审美依据。

徽州版画中《方氏墨谱》的图式语言

在徽州版画中,《方氏墨谱》是具有典范性的代表之一。通过以点窥面式的归纳方法,把《方氏墨谱》中所呈现出的图式语言提炼出来,进而归纳徽州版画视觉呈现的规律。在总结《方氏墨谱》图式语言规律的同时,也把徽州版画发展、繁荣过程中的徽州文化、徽州商人、徽州画家、徽州雕版刻书等因素纳入本文脉络之中,和《方氏墨谱》的产生背景一起,共同引入徽州版画的渊源及发展之中。通过分析徽州版画中《方氏墨谱》的图式语言呈现规律,达到为当前图形及视觉语言工作者提供经典式的视觉图式语言审美规律和审美依据的目的。

《方氏墨谱》:晚明徽派版画的筑基者

万历十七年(1589)出版的《方氏墨谱》对塑造徽州版画的新风格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著名画家丁云鹏和黄氏优秀刻工的合作,创造了一种精细优美的新风格,并通过《养正图解》和《元本出像琵琶记》的刊行进入以戏曲、小说为主的通俗版画领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面貌,开辟了晚明版画史上的徽派版画时代。

以《方氏墨谱》为视点的徽墨装饰因素与视觉呈现

徽墨的装饰在视觉呈现因素上有很多方面,但都融汇于诸如新安画派、徽州刻书业、徽州雕刻技艺等本土文化体系之内。本文从对徽墨装饰影响较大的《方氏墨谱》的视点出发,通过对徽墨装饰的文化、商业以及各个技术环节的梳理和对《方氏墨谱》具体图式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达到对徽墨制作中技术、艺术与文化合一的视觉语言呈现性的理论探索,对当代仍有重要市场份额的徽墨制造业提供理论和审美参考。

20世纪初期西方汉学家关于《方氏墨谱》“函三为一”的诠释与争论

20世纪初期,西方汉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方氏墨谱》中一幅题为“函三为一”插图的广泛争论。翟理斯认为插图的主题为“三位一体”,图中人物分别为耶稣基督和两位景教牧师;劳费尔、夏德、庄延龄、马伯乐、沃纳等人认为插图主题为“三教合一”,图中人物分别为孔子、老子和佛陀。中国学者黄伯禄也参与其中,并带来了具有相当解释力的材料和观点。这场争论虽然并未形成关于景教东传另一历史遗迹的共识,但最终推进了西方汉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宗教与哲学核心问题的理解。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20世纪初期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面貌,也揭示了此时处在发展转型过程中的西方汉学所具有的鲜明阶段特征,理应成为汉学发展学术史和中西文明互鉴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

徽墨与晚明社会生活——以《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为中心

晚明是徽墨艺术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徽墨成为承载和传播晚明社会文化新元素的重要物质载体。万历年间诞生了徽墨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墨谱双璧《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受到晚明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生活中盛行求新求奇风气等因素的影响,在《方氏墨谱》与《程氏墨苑》中,出现了众多既富有艺术价值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徽墨造型,对晚明社会生活的重要面相——"俗"和重要价值取向——"奇"进行了充分且直观的表现。特别是徽墨造型中以藏密风格为代表的佛教文化符号,是文人士大夫出于发展居士佛教的需要,大量吸收藏传佛教方便修行的手段和元素,并赋予用墨行为以修习佛法功用的产物,反映了宗教世俗化的趋势。以情爱故事为设计主题的徽墨造型,折射出以市民文化兴起,情爱文学广为流行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文学通俗化潮流。

晚明版刻书法的“雅化”现象——以《方氏墨谱》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方氏墨谱》为中心,考察了晚明时期版刻书法中的"雅化"现象,指出《方氏墨谱》版刻书法所表现出来的古雅隽秀、端庄简静、婉转流美、雍容华贵等特征,是与晚明文人尚古、尚雅、尚精的生活审美趣味密切相关的。

墨锭图样体系:从图谱式的《方氏墨谱》到百科全书式的《程氏墨苑》

本文以明代万历年间的《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两大墨谱对几百余种图样的分类体系及作者的编撰意图。《方氏墨谱》受图录影响,分国宝、国华、博古、博物、法宝、鸿宝六类;《程氏墨苑》按天地人三才分玄工、舆图、人官、物华、儒藏、缁黄六类。两书具有广告宣传手册的性质,用不同图样满足不同文人的需求。后者在各类图样中插入与墨有关的图样,透露出作者提升制墨家地位的雄心。

晚明徽州《程氏墨苑》刊刻缘起考

本文聚焦于晚明时期徽州墨商程大约编刻的版画墨样图集《程氏墨苑》,详考此书刊刻背后的动因,即程大约与《方氏墨谱》编者方于鲁之间的一段恩怨。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徽州两大墨商竞争的史实,以及诸多士人介入纷争而构成的舆论场。要之,方程二家在制墨业的竞争超出了一般商业的范畴,程大约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也远超一般工匠,在方于鲁寻求文化认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本非竞争主题的版画艺术却因此受益而在晚明的徽州迎来爆发,获得了出类拔萃的视觉效果。

超越地域的博弈:明后期徽州的程方墨战

明万历年间,由于徽州既有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徽商资本对其内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作为下层知识人的方于鲁、程大约先后涉足墨业。方氏墨业兴盛于万历四年至二十八年。程氏万历十八年左右始涉足墨业,二十二年秋因事入狱而中断,直到二十八年秋出狱后才正常运营,取方墨垄断地位而代之,一直维持到万历三十七年稍后。为了取得竞争上的优势,他们均立足于个人文化素养,充分利用墨品作为文人士夫不可或缺的特性,广泛结交士绅,编织关系网络;并将士绅对墨品的题赞临摹上版,印制墨谱,以增大自身的影响力。通过程、方的竞争方式,可以发现明后期介入墨业竞争的徽州下层知识人对于地域的超越,以及明后期社会相对开放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