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铎琭神父的《本草补》与方济各会在华传教研究

明清之际入华的方济各会传教士石铎琭神父在传播天主教之余,利用他所掌握的西方医药知识,为教徒和民众治病疗伤,不料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行医治病成为方济各会传教士吸引中国民众加入天主教最温柔和最有效的手段,其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胜过神学的说教。后在清代文人刘凝的劝说和协助下,石铎琭将所掌握的西方医药和药方贡献出来,并整理成书以《本草补》之名刊印。这位原本以传播天主教为己任的西洋传教士万万没有想到,他因慈善之心而萌发的善举竟为中国药物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方济各会士出使蒙元帝国,中法关系的肇始

中法关系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它是在13世纪时,由教宗英诺森四世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往蒙元帝国的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而开始的。两国和两个地区之间,此前从未有过官方使者的直接交往。此前,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都是经间接渠道和风传的。这两名方济各会士出使蒙元帝国,是当时大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目的主要是调查令西方人感到胆战心惊的蒙元帝国的民族、地理、人文、军事和西进动向,借机劝阻蒙古人停止征战并接受基督宗教的归化。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应对蒙古人的西征,另一方面又想与蒙古人结盟而夹击他们的另一个宿敌穆斯林。使者们的部分目的实现,主要目的却落空了。但中西高层之间,由此建立了直接联系,从而开启了沿革至今的中法关系。

17世纪西班牙在华方济各会士的文化适应策略

明清之际,耶稣会凭借文化适应策略,成功融入中国社会,取得了不俗的传教成果。与此同时,自1633年利安当进入中国后,西班牙方济各会士也一直为在中国立足而努力。传统上,由于利安当率先挑起礼仪之争等诸多因素,在华方济各会常常被划入反对适应、挑起争斗的一派,但仔细梳理他们的在华传教史料,可明显看出,他们在长期的中国观察过程中,也借鉴耶稣会士的经验,结合自身的传教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适应策略,即学习语言、取汉字名号、易服、学术传教和医疗传教。

元代泉州方济各会士

14世纪初由意大利传人泉州自的基督教方济各会，在泉州存在了60年之久，它们在泉州不但有总教堂，还建有分教堂，有过三任主教，发展过不少教徒，这一时期，是泉州方济各会的兴盛和活动频繁时期。泉州继北京之后，成为全国第二大天主教区，在基督教传教史和中欧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教宗方济各宗座牧函《古老的职务》手谕 为设立教理讲授员职务

1.教会中的教理讲授员(Catéchiste,或译传道员)职务古已有之。神学家们知悉最早的案例已经存在于新约叙述之中。教导侍奉可以在宗徒以书面形式向格林多团体所提及的文字中找到其原始形式,他们是"负责教导的人":"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有治病奇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说各种语言的。众人岂能都做宗徒?岂能都做先知?岂能都做教师?岂能都行异能?岂能都有治病的奇恩?

关于教宗方济各名号的思考

原编者按：迄今为止。谦卑和俭朴已经成为教宗方济各牧职的一个特征。在这方面他效法了他的同名者——亚西西的圣方济各。这位伟大的圣人是如何规划其修会的神恩呢？在此，一位方济各会会士认真思考了方济各会会祖对清贫的态度及其在福音中的渊源。

东方的宗徒——圣方济各沙勿略诞辰440周年纪念

圣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死于中国的上川岛,他死的时间只知是在这年的年终,具体时间不知道,教会定12月3日为他的纪念日。圣方济各沙勿略这个音译的中文名,在教会内,如瞻礼单上,各种圣书上都通用。外文名则不一致。

1579年进入中国的方济各会传教士

1579年6月,方济各会西班牙小兄弟会的阿尔法罗神父带领一传教团由菲律宾来到中国的广州城。虽然他们遭到了广东当局中国官员的严格盘问和检查,但还是受到了礼貌的接待。在等候广东当局对他们擅闯中国进行处理期间,传教士们来到了肇庆,接受两广总督的召见。尽管传教士们表达了想留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愿望,但最终他们还是被驱逐出境,其中一些人返回了马尼拉,另一些人则去了澳门。

方济各会中国教区中、西文档案史料介绍

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是天主教最主要的托钵修会之一。1205年由意大利人方济各(San Francisco de Asis)创立,并于1209年获得罗马教皇批准。在中国元朝期间,该会便以罗马教廷名义,多次派遣传教士前来中国传教。1294年抵达中国的方济各会传教士孟德高维诺(Juan de Montecorvino)最后取得了成功,获准在华传教,并成为天主教在华的第一位主教。后来随着元朝的衰亡,方济各会也逐渐中断了它在中国的活动。自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西班牙人自墨西哥经由海上航道来到菲律宾之后,又一次激起了方济各会士们前往中国传播福音的激情。1579年至1632年明末清初,方济各会西班牙会士们几经尝试,历尽风险,虽然多次进入中国,但都未能获得留华传教。直到1633年,方济各会西班牙会士李安堂(Antonius a SantaMaria Caballero)才经由台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并成功在山东省建立了方济各会的第一个教区。在此后的近二百年里,尽管在中国的传教历尽艰辛,几经教难,但是方济各会还是不断扩大其传教的区域,沿海地区的福建、浙江、山东、广东等省,内陆的江西、湖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份都曾经是方济各会会士们传播福音的地方。从来华人数及传教的范围来看,方济各会可以说是仅次于耶稣会来华传教的天主教第二大修会,但是至今除香港、台湾有学者出版专著及论文研究方济各会来华传教史之外,大陆仅有极少数史学专家和教授开始关注方济各会中国教区的研究工作,并开始了相关的历史挡案文献及资料的查找和收集工作。本文试图就笔者所接触到的有关方济各会中国教区西文档案资料以及中文史料作一个简介,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借以促进对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团历史的学术性研究工作。

杀戮还是皈——14世纪锡耶纳圣方济各修道院议会厅壁画的中心与边缘

本文以14世纪蒙元与西欧传教士之间的宗教政治交流为背景,围绕锡耶纳画家安布罗乔·洛伦采蒂为圣方济各修道院议会厅绘制的一组壁画展开,试图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笔者通过细读图像,并逐步分析画面中隐蔽而关键的细节,进一步讨论东方人形象如何进入意大利画家的视野,并在画面整体叙事中发挥作用,从而构成了14世纪方济各会历史形象建构的一部分。

方济各会对意大利前文艺复兴绘画的影响——以塑造“第二基督”为例

本文主要梳理了方济各会在艺术赞助过程中,将圣方济各塑造成"第二基督"的种种努力与成效。整个历程凸显了对创会圣人强烈的个人崇拜,为基督教传统题材的创新表现提供了强大助力,并深刻地影响了意大利前文艺复兴绘画的发展。

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图书馆与公众——基于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手抄本艺术赞助的考察

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热衷赞助手抄本。受"神贫"思想和使用群体扩容的影响,手抄本的装饰较之传统发生了诸多变化。出于珍藏和流通的需要,图书馆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人文主义者、城市中的统治者及罗马教会一道,促进了人文主义的兴起和传播。近代书籍概念的成熟与图书馆公众模式的建立与二者的手抄本艺术赞助关联甚重。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赞助之争——以方济各会为例

艺术赞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普遍。赞助人给艺术家提供资金并签订详细的合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主题和风格。不过,艺术赞助人并非随心所欲,而会受到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等背景的约束。有时,艺术赞助的理念和做法还会引起旷日持久的争论。本文以方济各会为例,探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赞助之争。方济各会最初以恪守贫穷为第一要义,而在创始人去世后,这一宗旨不断受到质疑,内部分化成不同的团体。由财富引发的争论波及艺术赞助。因持不同主张,这些团体艺术赞助的方式和内容也存在区别,甚至引发相互之间的指责。

教宗方济各与阿根廷的解放神学

来自阿根廷的枢机主教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利奥(方济各)2013年当选为教宗这一事件重新引起了人们对解放神学的关注,因为拉美是解放神学流行的地区。有些人根据教宗担任耶稣会阿根廷省省会长期间,有两个支持解放神学的耶稣会会士遭到阿根廷军政府逮捕推断,教宗方济各是解放神学的反对者。但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许多细节今天已经难以搞清楚,难以据此判断教宗方济各与解放神学的关系。可以更好地判断教宗方济各与解放神学之间关系的应该是其当选教宗后的言行。从担任教宗后发布的宗徒劝谕《福音的喜乐》和教宗通谕《愿袮受赞颂》《众位兄弟》等文件来看,教宗方济各是解放神学的支持者和发展者。

方济各会士利安当中文著述中的“鬼神”与“祭祀”问题

最早发起中国礼仪之争的方济各会士利安当,自然很重视祭祀问题。氏著三本中文著作中,皆有谈及祭祀问题。尤其在《正学镠石》一书中,利安当首先批驳了儒家的"鬼神"观,指出他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继而对新儒家为主的各种鬼神观逐一予以驳斥,指出儒家并没有理解真正的鬼、神,因而祭拜错了对象。其次,利安当批判儒家祭祀礼仪中以牲酒币等物品祭祀,他特别批判了祭祀礼仪中的立尸礼仪。最后,利安当阐述了天学即天主教之祭礼,实乃天主所亲授,而中国古代典籍所言"昭事上帝"即是祭天主之礼也。分析利安当对儒家鬼神观和祭祀礼仪的批判思路,从中可见利安当同耶稣会士利玛窦一样,利用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孔子教诲来批驳当时新儒家之观念和礼仪,亦是一种与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相似而有别的文化调适政策。

清贫与孤独:论彼特拉克食物书写中的人文主义与方济各精神

彼特拉克书信中的食物意象折射了诗人思想的多面性。首先,它们凸显了彼特拉克对个体选择自由的重视;第二,它们展现了彼特拉克作为人文主义者的一种特殊"入世"方式;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食物意象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中世纪的"方济各精神":一方面,彼特拉克通过食物表达了他对方济各式"清贫至上"精神的追随;另一方面,彼特拉克对简食和蔬果的热爱和对肉食和精食的摒弃,呼应了方济各修会放弃奢华和欲望、以最简朴的姿态追随上帝倡导的行为。

彼特拉克“贫穷观”的发展:基于方济各思想的解读

"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的案例反映了"贫穷观"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发展与影响。作为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之一,彼特拉克的思想层次非常复杂。一般学者认为,他的思想糅合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古典主义,其中,西塞罗、维吉尔、塞内卡和奥古斯丁等人对他的影响已经毋庸置疑,学界也多有论著。除此之外,圣方济各的神学思想对彼特拉克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方济各修会"贫穷至上"的准则在彼特拉克"贫穷观"的形成过程中更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目前学界对此仍探讨较少。分析彼特拉克的"贫穷观"有助于厘清12—15世纪间"贫穷"定义的演变、"贫穷运动"的发展和托钵僧团体的影响,并呈现方济各的"贫穷观"在文艺复兴初期给人文主义者们所带来的启发和一系列挑战。

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女性圣徒的表现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数量众多且寻求风格创新的以女性圣徒为表现主题的绘画。作为当时重要的艺术赞助团体,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不遗余力地参与其中。事实上,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展开竞争,使圣母、圣克莱尔和圣凯瑟琳成为当时流行的女性圣徒表现的三大主题。这些表现女性圣徒的作品形式推陈出新,为后来类似题材的表现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范例。

教皇方济各一世接见中国大陆水彩艺术家李凤鸣

2016年11月12日罗马当地时间上午10时,教皇方济各一世在圣伯多禄广场接见了来自中国大陆的著名水彩画家李凤鸣。李凤鸣为教皇方济各一世创作了《方济各》肖像作品,接见现场赠送给教皇本人。当教皇方济各一世看到李凤鸣为其创作的肖像作品时,对肖像作品非常喜欢,拉着李凤鸣的手,竖起大拇指。李凤鸣表示这是一次令人振奋的接见,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其间。

上川岛与方济各·沙勿略

上州岛在广东省台山市上川镇。近年在我省日益发展的旅游业中，它特别引人注目，是一个兴旺的旅游点。报上的旅游版也经常有广告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