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献夫乞休与嘉靖前期政治生态

乞休是明代官员致仕归养的重要方式,年老官员乞休让贤有利于促进朝廷机构吐故纳新。随着政治事件的推进,高频次的乞休意味着其逐渐畸变为官场政争手段,因此从官员乞休行为中可以窥见一朝政治生态状况。方献夫作为“大礼议”事件的密切参与者,在嘉靖初年政治斗争中,多次利用乞休化解舆论危机,其仕途迁转折射出当时官场政治生态情况。以方献夫为代表的官员乞休行为频发,意味着明代皇权逐渐扩张,官员政治心态与价值取向发生转变,亦侧面体现出官员致仕、谏诤制度的失序化倾向。

方献夫与“大礼议”之争

在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中,世宗与廷臣势成水火。方献夫不顾位卑职微,两次上疏,提倡"圣人制礼本缘人情",力倡世宗应"继统不继嗣"。其后,方献夫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因议礼骤贵,共同编纂《明伦大典》,定议礼诸臣之罪,全面奠定世宗一方在"大礼议"中的胜利。方献夫在"大礼议"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张璁、桂萼,然其发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王阳明“到底是空”之说辨析——兼论王阳明与湛若水、方献夫的学术分歧

王阳明晚年在将“致良知”作为最终话头之前,曾提出过“到底是空”之说,并认为这是学问之极致。由于此说具有明显的侫佛特性,湛若水、方献夫两人均不能接受此说,与王阳明寄信反复争论。但阳明本人拒绝收回此说,并因此与湛若水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分歧,直到阳明去世也并未弥合。究其原因,“吾性自足”是阳明学的基石,但这种具足性却只能通过“到底是空”来实现,因为只有空性才能具足万法。阳明坚持此论,因为这才是阳明学的最终归宿,但阳明学派之动荡分裂也因此种下了前因。

方献夫易学思想研究

方献夫早年致力于图书之学,其早期易学思想虽本于程、朱易说以及邵子之学,但在"文王作《易》"以及易图的创作中亦有所发明,凸显了"中"的观念。这些看法,似乎有家学渊源,体现了他的"尊王"观念。方献夫中晚期易学思想之发展明显受到阳明学的影响,致力于将自己的易学思想投入至经世致用。在这一过程中,其早期易图思想所强调的"中"的观念以及由此派生的"尊王"观念则一以贯之于以《洪范》皇极大义为中心的政治实践中。方氏的"王道"观念强调"内圣",认为"内圣"自然开出"外王",故其平生所学与政治实践之着力处在于"正君心",而这与当时士大夫普遍的"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不同,有其自身特色。

方献夫年谱简编

方献夫(1485-1544),初名献科,字叔贤,号西樵,广东南海人。他是王阳明的首位粤籍弟子,早年曾隐居西樵山,与湛若水、霍韬为友,往来讲学。嘉靖初,他积极地参与"大礼议"等政治事件,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对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明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上有一定影响。

从“方献夫入阁”看明代中后期官场变化

方献夫在明嘉靖时期由吏部尚书进入内阁,并且以阁臣身份兼署吏部尚书之职两月左右,这是其与嘉靖帝“讨价还价”的结果。其入阁的过程也反映出明代中后期官场的一些变化:首先,其中掺杂着方献夫的私心和欲望,从而可以略微窥探到明代中后期官员在官场上谋私利已成普遍风气;其次,其由吏部尚书入阁也反映出当时内阁的地位已经开始超过,甚至完全在六部之上。

“四铁御史”冯恩

中国古时把彗星称作＂扫把星＂,认为彗星的出现意味着不吉和不祥,主凶恶。这种迷信在古代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了一件国家大事,形成了一些惯例。以至于每逢彗星出现,都会给当朝统治带来一些影响,皇帝甚至会下罪己诏,说是由于自己失德而引起天变,请求责己或宽恕,以及公开请求天下上直言，指出皇帝的过错。

王阳明心学与“大礼议”复杂关系试析

本人欲以王阳明心学与"大礼议"的关系为题撰写论文,始于2008年7月6日,当时电脑文档已经建立,对议礼新贵的学术思想渊源已作了梳理并制作了表格,但由于忙于他务,遂中辍而止。这一晃就过了6年。这六年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亦越来越深入。2008年以前,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似只有欧阳琛~①、唐长孺~②、邓志峰~③、张立文~④和胡吉勋~⑤数先生,而此后,学界成果日益增多,2009年王宇直接探讨了王阳明与议礼派的关系~⑥,2010年肖金在《王阳明与嘉靖帝关系研究》中对王阳明在议礼中的表现有所涉及~⑦,2012年陈文源、李耀国论及方献夫在大礼议中所持的阳明心学立场~⑧.

明代名臣霍韬

距离广州不远的西樵山(南海县境),有七十二峰、三十六洞。山清水秀,是古时读书求学的良好地点。明清两代的历史名人,先后在此兴建了七座书院。明代有湛若水及其门人的云谷书院和大科书院,方献夫的石泉书院,霍韬的四峰书院。隋代有:云溪书院、三湖书院、云瀛书院。由于明代兴建的书院,其讲学内容以二程(程灏、程颐)和朱熹的理学为主,故西樵又有理学名山的雅号。

“脂麻通鉴”·民意

“议大礼”一事,对明嘉靖一朝的朝政,都极有影响。“大礼”议过之后,已是一派顺者昌、逆者亡的局面。凡弹劾因议礼而受知于君上的大臣者,几乎都被认为是反对皇帝,因而被罪。 嘉靖11年冬,彗星见。自然,这是“天示不祥”,依惯例,皇帝下诏求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