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兼论晋语的归属

关于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兼论晋语的归属梁金荣高然钟奇自现代方言调查的发韧之作——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研究》１９２８年发表以来，汉语方言的调查与研究走过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经过几代学者几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的努力，汉语方言的宝藏不断得到开采与发掘...

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目前已有的几种湖南方言分区作了分析和评论，其中，重点讨论了周振鹤和游汝杰的分区。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并用这种方法给湖南方言重新分了区，分区结果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区域来作验证。第三部分，结束语。

南通方言分区研究

南通历史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具有过渡地带文化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可以从它的方言中得到反映。在审视以往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南通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探索南通地区各方言小片的形成及分异规律,提出了普通话推广与方言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成都、重庆话在四川方言分区中的地位

以保持古音多少为界定标准，可以将四川方言分为新、老两派。川西、川南区大都有入声，部分地区有２ｈ组声母，是老派四川方言。川东、川北区古人声已消失，古“知系”与“精组”洪音（ｚｈ-Z)合并成一类，是新派四川方言。成都虽然地处川西，但它也和重庆一样：无入声，古人声字归今阳平调，无止组声母。两者都只能代表新派四川方言，因而不能认为只要举出成都、重庆话就能代表整个四川方言。

百年来汉语方言分区平议

过去学者对于汉语方言分区曾做出不少的努力 ,但成效还是不够理想。主要的原因有三 :( 1)搞不清汉语方言分区的目的 ;( 2 )摸不清汉语分区跟方言形成的关系 ;( 3)受到五口通商格局的干扰。因此 ,汉语方言不能象外国语那样 ,根据语音词汇等语言学因素的变化而划定界限。汉语方言目前的分区方式并不合理 ,没有弄清亲缘优先还是地缘优先 ,甚至将一些说话者的感情作为分区参考。有些学者虽然强调历史音变 ,但没有先搞清楚历史音变的次序 ,而且先入为主接受了前人的分区概念 ,结果还是没有什么新的进展。笔者认为方言分区应该从语言的实际出发 ,结合移民史的研究 ,排除因为“五口通商”形成的方言分区的影响 ,从历史音变形成的用同言线和移民因素来将汉语方言重新划分。

宋代江浙方言分区初探

方言地理学、历史地理学虽然分属不同的学科,但是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学"是二者联系得纽带。现代方言分区的主要依据之一是语音特征。通过宋代江浙诗人用韵的分析,归纳出宋代江浙13条语音特征,利用这13条语音特征,进行宋代江浙方言分区,结果发现宋代江浙方言分区大致与现代江浙方言区域分布相对应,也就是说现代江浙方言的区域分布在宋代即已具雏形,其中江浙吴语的划分与周振鹤、游汝杰根据现代方言区划和南宋政区界线相重合的部分所拟的宋代吴语的划分基本一致。

郑玄的方言观、方言研究材料和方言分区观新考

郑玄的方言观即其"四方言语"观,不同于现在的方言观,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穷尽统计郑玄的75条方言研究材料并详列来源、出处及其调查方法。材料一类来自之前的学者杜子春和郑众,一类来自郑玄的家乡话或朋友弟子的方言。郑玄的方言分区包括大方言区(如以函谷关、长江、崤山或华山为界)、次方言区(如以古国或东汉的行政区域为界)和小方言区(如以江河、山川为界)三类。

基于方言分区视角的环渤海乡村住居形态研究

方言分区是地域文化及自然环境纵横向时空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乡村住居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其形态与方言分区密切关联。以环渤海地区为研究地域,打破行政区划,结合文化地理和方言分区探讨乡村住居形态。基于建筑类型学,从平面、立面、材料、装饰4个层面识别、提取住居形态类型;通过叠合、类比、图解分析,发掘住居基型和形态演变关联的动因,探寻不同方言分区住居类型形态分异的机制,试图拓展住居形态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尝试建构环渤海乡村住居形态关联图谱,作为类型资源为区域内的乡村营建提供模式依托与参照。

从语言特征分布图到方言分区图——以沂南方言为例

为了有效地进行方言分区,必须选择适当数量、能较好反映地理差异的语言项目,在语言特征分布图的基础上绘制同言线并进行综合分析。论文以沂南方言的分区为例,详细展示了这一过程,并用MEGA软件所生成的聚类树进行检验,指出语言项目如何权重是方言分区所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

口语高频词比较的方言分区意义

一直以来,汉语方言的分区标准主要集中于对语音现象的分析判断,很少从词汇的角度进行比较,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汉语方言分区研究全面、系统的发展。实际上,方言词语的比较研究,是方言分区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因此,立足于对口语高频词语的考察,通过方言与标准语、方言与方言之间口语高频词的比较,可以找出各方言在词语使用上的接近度,从而揭示出各方言间的远近亲疏关系,同时也能够为汉语方言分区研究开辟一条合理的、有效的词汇考量途径。

汉语方言分区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汉语方言的分区划界一直是汉语方言学者普遍关注而又难以取得较满意结果的问题。通过梳理、复习几十年来汉语方言分区研究的简史 ,进而总结分区研究中取得的主要成果和经验 。

方言分区语言外部标准应用的个案考察——以泗洪方言为例

语言标准虽一直被视为汉语方言分区的首要依据,但是语言外部标准如历史、人文、地理条件等在方言分区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并在一定程度上能检验方言分区合理与否。根据语言外部标准,传统上归属江淮官话的江苏泗洪方言归于中原官话相对更为稳妥。

方言分区的历史与方法平议

本文从7个方面来讨论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第一部分区别方言分区和分区讨论,界定一些常见术语。第二部分指出,汉语是一种非常复杂、很难分区的语言。第三部分介绍民国时期的方言分区。第四部分介绍20世纪50—60年代的分区。第五部分介绍1987版《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区。第六部分比较湖南方言的6种分区,指出,湖南方言的6种分区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材料,分区方法也各不相同,但分区结果却大同小异,这说明,目前使用的各种分区方法都具备一定的有效性。第七部分"余论"简要讨论数学统计、单一分区标准、斯瓦迪什207词表等在方言分区中的作用。

现代汉语方言分区方法问题初探

本文分两部分:一是对以往区划汉语方言的方法进行评述。认为语感、可懂度、地理、行政区划及人口迁移等因素可以作为分区的参考依据,但方言的分区实质是语言上的分类,语言事实是方言分区的主要依据。定性分析法的优点是简便明瞭,最大的缺点是主观随意性大。定量分析法比较客观和精密。定量分析的可靠性有赖于研究者对事物"质"的认识深度。二是讨论划分汉语方言区域必须注意的若干问题。认为语言是个系统,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层面互相联系,又各有相对独立性,三者各自划分出来的区域一般不会完全重合。每个方言都是语言系统的子系统,方言的归属必须考虑到同左邻右舍的关系。方言分区的科学性有赖于标准的一致性,要求做到性质一致,数量一致,计量一致和作用一致。标准的确立和分区的目的紧密相连,分区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不能把谱系分类法和类型分类法混为一谈。理想的分区标准必须考虑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层面的内容。

方言词汇比较与湖南方言分区

一每一个方言总是拥有一批最能显示本身特征的方言词语的。当然,方言词语流通的范围并不能导致直接划出方言区域的界限,但是,如能结合语音特征等诸方面的因素,方言词语的比较对照对于识别不同的方言或土语群仍不失为重要的一环。湖南方言纷纭复杂。有的方言词语流行很广;有的方言词语只在很有限的地域内通行,甚至只在某一个或某几个地点使用;有的方言词语在甲地是根深蒂固,在乙地却象是水上浮萍,问年轻人说有。

试论汉语方言分区的典型性问题

一、绪说汉语方言是汉语研究的一座极其丰富的宝库。为着更有效地挖掘这座宝库,近年来海内外学者日益重视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研讨,各种分区的方法、标准亦“应运而生”。诚然,汉语方言的分区,按不同的方法、标准可有不同的分法,强求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方言中按语言特色的接近程度组成某几个次方言,或某个次方言中按语言的亲疏关系含有几个小方言群,这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研究语言,搞的是科学,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探求较为科学的分区原则及方法,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符合并反映语言的客观实际,更具科学性。

黎锦熙对汉语方言分区理论的重大贡献

黎锦熙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也是较早进行汉语方言分区的中国学者之一。黎锦熙对汉语方言分区的理论贡献是:以四区统领十二系方式命名具有准确性与层次性,以中古入声今读作为方言分区标准具有科学性与前瞻性,以汉语方言分区服务于北京标准音规范、推广具有全局性与开创性。这些理论贡献不仅为前贤论述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也为后辈学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照。讨论黎锦熙汉语方言分区理论的重大贡献及相关问题可以对学术界的有关提法起到重要的补正作用。

闽方言分区的计量研究

本文利用计算机对３５个以闽方言为主的点进行考察，计算出它们声母和韵母的相关系数，从而确定各方言之间的亲疏程度，并对闽方言进行了尝试性的分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探讨新的计量分区方法。以求用科学的数量分析，较为准确地表达清楚闽方言乃至汉语各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

聚类分析在方言分区上的应用——以江淮官话洪巢片为例

传统方言分区多采用同言线束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办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一条标准难以贯彻到底的问题。聚类分析可以在多条标准的基础上,尽量按照方言或语言的客观事实分类,能较大程度地排除人的主观经验的干扰。在对江淮官话洪巢片进行聚类分析分区工作之后,得到的结果较为符合地理分块和历史传统,也较为符合语言事实和民间认同。因此本文认为聚类分析可以在方言分区问题上得到一定的推广,并可以确认现有方言分区的合理之处,以及纠正有所偏颇的地方。

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研究述论

魏晋南北朝方言地域性强,后人多采用地域分类法划分方言区域。郭注语料丰富,地域分布广,先后有七位学者以此作了整体分区,朱芳圃八区、周振鹤和游汝杰七区、沈榕秋九区、董达武十二区、萧黎明七区、李恕豪九区、华学诚六区等。各家分区差异性和一致性显著,可以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整合方言区的通行范围。这一时期作者较多,方言语料庞杂,学者们多以中心地区和通行范围指称局部的方言区域,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魏晋南北朝方言区域的划分因分区标准而异,无本质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