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方言小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方言小说作品。这批作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下中国小说的创作格局。本文通过对《马桥词典》、《丑行或浪漫》、《受活》等小说文本的解读,主要从地域文化色彩、民间立场的建构与确立以及具有鲜明本土化特色的现代汉语叙事艺术探索三个方面对这一批方言小说进行分析研究。

重视方言小说的研究——以《闽都别记》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古代小说研究取得长足发展,但方言小说的研究则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方言小说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如《闽都别记》,便是诞生于福州地区一部重要的民间传奇小说,真实反映了古代当地下层民众的生活,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但也像其他同类小说一样,关于它的作者、成书情况、版本流传的文献资料等都既匮乏又错讹、矛盾严重,借此可以窥豹一斑地了解方言小说研究目前处于怎样的窘境。希望学术界加以重视,相信假以时日,一定会有可喜的变化和丰厚的回报。

方言小说的地域性和民间性

方言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存在于今天必然有其合理性。我们在逐步探索方言小说的重要价值和存在意义方面,不能忽略方言小说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民间性。本文对近年来的几部小说作以简单分析,对方言小说的地域性和民间性进行论述。

“言文一致”与方言小说——清末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与"言文一致"、"小说界革命"的思潮密切相联系,晚清对用方言写小说形成一个理论自觉,也出现一批方言小说,其中以吴语小说和京语小说最具代表,可谓别开生面。但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来模拟口语的逻辑与小说"开民智"要求的普及性,以及小说语言的艺术性形成矛盾。重视小说艺术性的小说家就提出"另为一种言语"和"另造一种通行文字"的观点,这种兼顾口语化、普泛性和艺术性的白话书面语革新,才符合"官话—国语"建构的路径,为小说语言的由俗变雅提供了可能,也修正了方言小说的弊端,但这一理论真正的实现则在五四时期。

从《闲聊宦子塌》看农村方言小说的表达

中篇小说《闲聊宦子塌》是方方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农村方言小说。在小说中,一个偏安一隅又未曾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小村庄--宦子塌,通过山水风物、歌调民俗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向读者展示了精彩的民间文化生态。

潮语方言小说与小说中的方言

一、奄奄一息的潮语方言小说方言小说,是指用汉语方言来写作的小说,就像用方言讲故事一样。我曾经看过纪念粤语讲古大师张悦楷先生的电视节目,看到楷叔的粤语讲古其实是对名著做了很认真严谨的二次创作,其手稿都是用粤语写出来的。如果把这批珍贵的手稿整理出版,那就是粤语版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粤语文学的创作比潮语要繁荣得多,以前香港各大报纸和广州的《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的副刊里,都有粤语文学作品刊登。香港凤凰卫视著名潮籍主持人郭一鸣先生告诉我,香港著名的粤语(白话)作家是《信报》的曹仁超先生。郭先生自己也为报纸写过粤语专栏。我的一位美国朋友,曾经在汕头大学英语教学部当过教师和主任的唐·斯诺博士,就以研究香港报刊里的粤语文学作品为论文题目而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

晚清传教士粤方言小说考论

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著、译的粤方言小说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值得注意的一部分。在较严格的文体区分标准下,现存晚清传教士粤方言小说虽仅存7种,但大部分为长篇之作,份量并不轻于以短篇为主的其他晚清粤方言小说类别。其中《浪子悔改》和《落炉不烧》之确切出版年份虽仍存在一定疑问,但作为最早粤方言小说的事实应当成立,且时间上限可确定为1848年以后。现存最早的粤方言长篇小说《天路历程土话》具备较强的粤方言驾驭能力,译本水准甚至比官话本更高;《人灵战纪土话》是难得的体现外国传教士真实翻译水平的文献;《辜苏历程》的署名译者英为霖当为William Bridie教士,该书译述策略并不突出宗教原则。现有研究对这一批作品界定尚不清晰,对一些基本文献事实和相关问题论述也有不尽准确之处,进一步厘清相关文献问题是后续研究的必要基础。

方言小说的前世今生:从《海上花列传》到《繁花》

从《海上花列传》到《繁花》,是上海城市小说的绵延,是“传奇“与“流言”的发扬。我猜金宇澄写《繁花》的时候,无意识深处横着一部《海上花列传》。二者之间的关联,首先自然是吴语方言。《繁花》在模拟上海话的声口,整部小说张扬的其实是一个沪语的上海城市这方面,方言已经没有多少阅读障碍了,正如作家所言“很多沪语句子,不易书面表达,只能舍弃,反复拿捏,用心良苦”。

19世纪传教士汉语方言小说述略

19世纪西方来华传教士用方言写作、翻译了大量小说，它们主要以繁体汉字、教会罗马字书写，间或夹杂约定俗成的简化汉字。它们是中国地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特殊产物，呈现出独特的语言和文学形态。传教士方言小说丰富了中国的方言文学作品，也使得不同方言区的下层民众通过方言译本，较早地接触到西方宗教与文学。这些小说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清代中西文学的交流状况，以及西方文学这一时期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

晚清方言小说兴衰刍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模式,即"两线三言"的发展脉络,以解释晚清方言小说何以兴衰。"两线"指分别用白话解释《圣谕》和《圣经》的两线;"三言"指三种主要方言,即京、吴、粤。以吴语小说的兴起作证,可解释方言小说在19世纪中下期的兴起;举诸多粤语小说为例,又确证了粤语小说的一度繁盛。受新兴文化势力的冲击,文言中心地位的渐次失衡,给了方言书写成熟的机会。国语中心主义的形成,则又将方言文学斥为边缘。从文言到方言到国语,晚清民初语言中心地位的置换,带动了方言小说的兴衰。

小说《长光里》的方言特色浅探

方言作为一种更为口语化、具地域特征的语言 ,与现实生活联系的非常紧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最动荡的年代 ,而创作于此时的潮汕方言小说《长光里》 ,其语言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在反映人情世态、刻画人物形象等方面有着规范化语言不可替代的独特表现力。分析这些语言现象 。

论贾平凹乡土小说中的方言书写

贾平凹被称为是"中国乡土叙事写作实绩最为突出的作家"。在文学语言上,他对于方言土语尤其具有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娴熟的运用能力。他擅长通过对方言词汇的"挖掘调度,刮垢磨光",将之提炼成为小说的文学语言,上升到审美层次。与此同时,他对方言土语的使用不仅融入了个体的审美情感与生命体验,更折射出时代漩涡中他的创作观念和乡土立场的变化,方言书写由此成为他乡土想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不仅对于现代汉语的"单一和同质化"倾向是一种有力的反拨,更显示出"全球化"语境中作家对文学本土化、民族化的自觉追求。

方言:他者的虚妄与真实

在近期的方言小说中,方言被当作普通话及公共语言的“他者”,只是这个“他者”并不纯粹,并不总是一种异质性存在,这与普通话、公共语言的侵扰有关,同时也与地域的模糊、趋同有关。但是方言的出场却是思想和语言的突围:试图重建公共话语之外的话语,记忆公共经验之外的经验,反抗对汉语的简化与损耗,摹写语言与生命间的缠绕状态。

胡适推崇寿生小说缘由探析

胡适以特别的方式大力推崇寿生的小说可谓是现代文学史上一桩耐人寻味的个案,寻析这个中缘由,既可窺胡适关于小说的美学理念,亦可见寿生小说的特征。从艺术内容看,寿生的小说表现了一种乡土经验,与胡适文艺平民化的美学观念相契合;从艺术精神看,寿生的小说以一种真实得近乎奇特的手法表现社会和人生的悲剧,令人震惊,具有反传统"大团圆"的小说模式的功能,实践了胡适所提倡的新文学应具备西方悲剧精神的美学主张;从艺术形式看,寿生的小说用了一种活泼、生动、自由的乡土方言作为语言媒介工具,体现了胡适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美学追求。

吴方言名词小考

吴方言是我国主要的方言之一,现主要分布在江苏东南部及浙江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而且用吴方言创作的文学作品较多,从六朝的子夜吴歌到明清的方言小说,资料十分丰富。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吴方言也有了较大变化,一些用词虽然口头上还在说,但在文章上已经很少见了,有的则是有音无字,有的则是找一音近的字来代替本意字。本文对一些吴方言中常说常写,或容易误写的词作考证。

那些苏州方言“代言人”

过去，电影里只是零星用到方言，而现在几乎用方言贯穿始终。《白鹿原》用到陕西话，《花样年华》涉及上海方言，还有《疯狂的石头》可谓方言电影中登峰造极之作。方言的运用为电影营造出一种质朴、草根的“生活幽默”。电影之外，方言小说颇为畅销。作家们纷纷试水，用方言写作不仅接地气，还能赋予作品独特的文学味道。

浅谈苏州话的变化

社会在发展,苏州话在不断地变化。研究方言小说、观察现实生活可以发现,苏州话语汇的变化,有的与社会生活的改变有关,有些似乎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关。

时光流转里不变的苏州话

社会在发展,苏州话在不断地变化,而苏州话里不变的语汇部分,更多体现了自身的特点,揭示了苏州话强大的生命力所在。

方言写作与“飞地”抵抗的文化愿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涌现出了一批顿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方言小说”。韩少功、李锐、莫言、张炜、阎连科、孙慧芬、林白等中坚力量都不约而同地向方言伸出橄榄枝，自觉地采撷和运用这一本土资源，拓展和提升汉语文学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