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突围与方言自觉——论沙鸥的四川方言诗创作

沙鸥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大后方诗坛上诗风独特、影响甚著的四川方言诗人。他通过选择以四川方言入诗作为自我突围、转型的突破口,寻找和确定了属于自己诗歌创作的风格与特色。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诗人用四川农民活的语言来书写大后方农村的凋敝破败与农民的苦难生活,既接续了深入民间、为民代言的传统,也为新诗民间化、大众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敦煌写卷北图7677V《方言诗一首》试解

北图藏敦煌写卷7677V《方言诗一首》中出现了不少难以索解的俗字和俗语,导致学界对该诗的性质和诗意主旨的理解出现较大偏差。本文在考辨诗句中"■吓"、"■■"、"迗迆"、"■迌"等语义所指的基础上,分别对各句进行解读,阐发诗意主旨,认为该诗寄寓了诗人退隐遁世之情,表达了对时光飞逝的感叹。

黑人文化的折射镜:兰斯顿·休斯的方言诗

兰斯顿·休斯是美国黑人诗歌发展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的方言诗是其诗歌中最具黑人文化特色的部分。通过质朴的黑人英语方言,兰斯顿·休斯充分的展示了黑人文化魅力。兰斯顿·休斯的方言诗是对黑人文化甚至整个美国文化的伟大贡献。

论20世纪20年代歌谣的民间表达与方言新诗的生成

国语运动对“国语文学”概念的建设中,民间文艺成为被发现的资源从而进入概念的核心位置。从刘半农、沈从文等人自觉的歌谣收集到方言诗歌的创作来看,歌谣运动对民间童谣、山歌、唱本的收集影响到了新文学家诗歌语言及诗体的试验。从江阴民歌与婉转细腻的吴语诗、北京童谣与爽朗粗疏的京话诗、凤凰山歌与蛮野活泼的镇筸土话诗的关联看,方言及作为口语韵文的歌谣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新诗的语言、结构及风格。作为诗人诗体及语言试验的成果,“说话”的诗在新诗史上数量虽不多,但对初期诗苑“百花齐放”的丰富及“言文一致”可能性的探索而言无疑意义重大。这个一直为文学史家忽略的事实只有在“国语”建设及语言发展的聚焦下才能被打捞、发现并细致地辨析。

“把诗还给人民”--论沙鸥《农村的歌》《化雪夜》的农村书写与方言尝试

沙鸥在20世纪40年代发行的两部方言诗集《农村的歌》与《化雪夜》,是其探索新诗地方路径与实现自我诗风转换的重要成果。尤其是在写法与情感上都渐趋成熟的《化雪夜》一集,在当时诗坛上更是起到了一种方言诗集“类选本”的模范作用。无论是从精神层面解密沙鸥何以选择以方言入诗书写中国乡村风景,还是从刊行与传播的角度来审度沙鸥与其诗集发行方“春草社”的内在关联,这两部方言诗集皆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与阐释空间。

方言诗运动的参军动员作用与闽南民歌的现代转型

对于方言诗运动而言,运用闽南民歌形式进行方言诗创作之所以被当作发挥参军动员作用的一种有效途径,跟闽南民歌在闽南方言区的常见性和重要性有着密切联系。对于生活在闽南方言区的人们而言,闽南民歌深深地嵌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大众化与方言化——战时动员视域下的客家方言长诗《鲁西北个太阳》

中国诗坛社对方言诗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中国诗坛社的重要成员,蒲风在方言诗运动的历史进程里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蒲风历来被视为诗歌大众化的标志性人物,而方言诗运动被他当作推行诗歌大众化的一种有效途径,客家方言长诗《鲁西北个太阳》与《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正是诞生于此种背景之下。与《林肯,被压迫民族的救星》不同的是,《鲁西北个太阳》和中国抗日战争有着直接关联,它不仅体现了蒲风的诗歌大众化尝试,也反映了蒲风的战时动员理念。《鲁西北个太阳》兼具“抗战热”和“政治热”的质素,通过考察这部方言长诗,既可以加深对蒲风抗战活动的认识,也可以窥探政治动员与方言诗运动的关系。

“讲话”散播与“非解放区”方言诗潮的勃兴

1940年代中后期,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除了在广大解放区广泛传播与得到接受之外,在重庆、上海、港粤等"非解放区"也得到迅速的传播与认同。来自延安的文艺政策,通过流动的左翼文艺界人士在"非解放区"进行宣讲、传播,渗透进入当地文坛而落地生根,引发了方言文艺运动,其中本身具有母语方言化优势的港粤方言文艺堪称典范。不同"非解放区"方言入诗的诗潮与"讲话"的散播具有密切的关联,是"讲话"精神从西北高原东进、南下之后进行理论旅行的结果。方言入诗是"非解放区"广大城镇诗坛新的名片与生长点,最后因解放战争胜利前后外省诗人的离散与文艺重心的重新转向而走向了衰落。

方言入诗的书写形式与语言试验

中国方块汉字是声音与意义的统一体,是中国历史演变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汉语文学书写工具。声音永远走在文字的前面,晚清以来白话新诗在靠近言文合一方面进步显著,但也难以真正一致。如何在新诗中书写和呈现现代口语,仍是诗人们面临的书写难题。方言入诗作为现代新诗贴近口语化的尝试,在语汇与句式上都有不同诗人群体的探索,具有地域方言的语汇和句式成为不同类型方言诗歌可供辩认的有效标识。为了便于普及化和经典化,不同版本给方言诗歌添加注释,形成了方言入诗特定的版本注释文化。

困惑与诱惑:方言入诗的两难选择

方言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诗人对语言的提炼、纯化,外部势力强加于语言的"雅正"、"规范化",使得新诗不断地去方言化。另一方面,新诗因语言整体走向上的白话化、口语化倾向而与原生态方言保持着血缘关系。新诗的去方言化与方言入诗,可以喻之为方言入诗的困惑与诱惑,它们构成了现代白话新诗语言维度上的钟摆现象,具体的摆向依赖于特定历史时期对新诗语言观念差异性因素的认识。

新诗版本与汉语方言

现代白话新诗整体上难以摆脱母语方言化的历史语境,受此影响的白话新诗在不同媒介上刊布、重版的过程中,实际上也面临一个方言化与去方言化的纠缠过程。以《尝试集》《志摩的诗》《十年诗选》等诗集为例,可阐释这一过程的不同侧面与成因,不同版本所呈现出的历史面貌与修改模式,以及操作过程中遭遇的新诗语言困境。

台语诗写作与闽南方言——以方耀乾台语诗为例

闽南方言作为台语诗的语言载体和表达手段,是台语诗人表达乡土情怀、展现地域文化的重要依托,也是台语诗区别于其他华语乡土诗歌的关键所在。从语汇、语音节奏和地域文化三个角度对代表性台语诗人方耀乾的创作进行分析,有助于还原方耀乾一脉台语诗的语言特征和意蕴内涵。台语诗并不是"台独"论者的合法化对象,相反,台语诗仅仅是20世纪方言入诗的种类之一,是方言入诗在台湾地区的特殊呈现。

对一种精神记忆的历史探寻——评颜同林《方言入诗的现代轨辙》

语言是一种载体,它所承载的内容丰富而复杂,从微观上来看,它承载了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成为人与人相互交流的媒介,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传递信息;从宏观上来看,它承载着人类文明,使之代代传递,助推了文化的持续发展。这两个层面的功能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交融的。

帕索里尼早期诗歌创作中的“迷思”

帕索里尼作为意大利20世纪最主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有着小说家、电影导演和诗人的多重身份,而目前国内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影方面。本文主要介绍他早期创作的诗集《卡萨尔萨之歌》,通过分析作者对方言的运用,对田园风光的描绘,展示诗人清新、高雅的写作风格;通过分析诗人对乡村生活的迷恋,揭示帕索里尼鲜为人知的一面。

丁尼生:英国人民的诗人

丁尼生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由于他创作了很多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方言诗，并影响了英国民间诗人的创作，因此被誉为“人民的诗人”。本文主要介绍丁尼生成为“人民的诗人”的时代背景，其方言诗的题材、内容与意义，以及他对平民诗人创作的影响。

从打油诗到白话诗

参照胡适日后公开的留学日记、私人书信等材料,是重新回溯到新诗的发生这一历史现场的有效途径。胡适尝试白话诗的原始材料与他后来的文学史叙述这两者之间存在空隙与参差之处,置身其中不难发现从打油诗到白话诗这一命名转型的轨迹,白话新诗的发生与方言入诗的内在关联也由此得到呈现。

“读诗会”及其诗学价值重估

从方言入诗的角度,梳理并回顾新诗史上与此相关的"读诗会"活动,将涉及到读诗会出现的原因、过程、呈现的方式、背后隐藏的声音等诸问题。在新诗白话化、口语化发展演变中,必然含纳从视觉艺术到听觉艺术转型的诗歌试验潮流。这一过程中有实质意义的一翼是异质性的不同声腔之和谐共存,它将在互动互补中继续推动新诗朝现实主义与口语化的方向缓缓流动。

乐山方言与《女神》

各地母语方言由不同方言区成长起来的作家个体携带着作声音的旅行,在其口语与书面语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早期白话诗人郭沫若第一本诗集《女神》,带有四川乐山方言特征,从乐山方言的语汇、语法两方面加以分析,我们可以抽绎并还原出《女神》的方言意味。受口语形态写作观念的支配,乐山方言影响了早期白话诗人郭沫若的思维与语言,同时在方言因素的摈弃与袭取上,两者相互纠结,既反映出语言的继承性与无意识性,又体现出主体的某种锤炼、净化机制。《女神》中渗入乐山方言,并不影响它的历史价值与地位。

土音入韵与现代白话新诗

土音入韵尾随中国现代新诗的方言入诗而来,因为以白话、口语为本,现代白话新诗与土音入韵构成了杂语共生关系。通过对方言韵(土音韵)流变之梳理与意义之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以白话新体诗为正统的现代新诗,在音韵节奏建设上押韵与否既失去了古代诗词那样的严肃性、神圣性,又根据自身特点出现了丢弃韵律、自创新韵、借用土韵等艺术特点。土音入韵既是一个自然而至的诗学现象,也是一个颇多争议的诗学命题。

上海方言与马凡陀的山歌

在新诗民族化与大众化潮流中,马凡陀的山歌被誉为新诗创作的一个新方向。作为被左翼批评界认可的新诗样板,它可贵之处是一方面普遍调用丰富的吴语资源,另一方面则始终以底层市民的民生为重。新诗中的山歌道路仍是敞开的,其口语化、方言化、大众化的运行轨道,以及针贬现实、为民代言的品性,对当下诗坛仍然有借鉴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