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格式塔意象翻译研究——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文心雕龙》格式塔意象在构建和传达文学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来源于作者认知世界中的意义载体或心理映射,与英文格式塔意象存在着巨大差异。如何再造译文格式塔意象是译者无法推卸的责任。施友忠分别采用等效移用、变异增益、融通新创的翻译策略建构译文格式塔意象,而支撑这些翻译策略的是译者认知、读者认知和混合认知三种翻译路径。三种翻译路径作为文论逻辑建构的网络节点,充当了认知开关的按钮,激发了读者关于意象的语义联想,疏通了读者关于文论思想的解读通道,拓展了译文可理解和接受的空间,也为《文心雕龙》在异域文化语境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心雕龙》话语体系的英译--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文心雕龙》话语体系是指刘勰建构的古代文论话语体系,包括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思想及其内含文体与风格。施友忠在用英语再现《文心雕龙》话语体系方面进行了以下探索:处理汉语术语的模糊性与西方术语的明晰性,从而传达了文体论思想;化解汉语语言形象性与英语语言抽象化的矛盾,从而传播了创作论思想;适当使用副文本,解决了文化专有项问题,从而传递了批评论思想;采用原文句型,控制译文句长,从而移植了汉语的骈体与赞体;解决了词句美和情趣美问题,从而再现了原文的风格。恪守翻译伦理,发挥译者主体性,施友忠在《文心雕龙》英译方面留下了可借鉴的经验,为中西文论的合作与交流开辟了道路。

《文心雕龙》英译的社会学考察——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探讨实践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解释作为社会实践的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活动。施友忠的教育背景和个人经历使其在翻译场域找到了恰当的定位;其翻译能力使其得体地处理各种翻译问题;其故国情怀使其恪守翻译伦理,主要采用异化翻译忠实传达原著思想;其文化资本使其英译本广为接受,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论的关注和讨论,提高了中国文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场域、惯习与资本的联合互动可以创造高质量的翻译作品。

注释与译者情感的建构--以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本为例

注释与译者的情感关系一直无人关注,实际上注释作为一种副文本可以建构译者的情感。通过注释,施友忠表明了自己对民族文化形象和民族文化输出的态度,建构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化解了读者中心和译者中心的矛盾,发挥了译者的主体作用,照顾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彰显了译者对自我与他者的态度,建构了自己的个人情感;调节了因语言和文化因素造成的审美距离,保留了原作的异质特色,再现了原作的风格,在审美偏移和审美调节中建构了自己的审美情感。对注释与译者情感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揭示译者主体性的本质,提升翻译质量,提高译文的接受度,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心雕龙》英译的外显化策略分析

本文基于自建汉英平行语料库,对《文心雕龙》宇文所安译本和施友忠译本的外显化特征进行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通过提取威氏拼音和词汇、句法层面的参数发现:两个英译本总体呈现外显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译文的语言及诗学形式、词句意义和文化语境等方面,背后的非文本原因可归于翻译意图、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两位译者的外显化翻译使译文指涉更加明确,语境更加清晰,意义更易理解,原著的文论思想、美学精神和文化内涵得到充分阐释。外显化翻译在信息补偿、话语建构和文论互动方面具有一定价值,表明其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指导性翻译策略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存异、化同、谋合——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本的伦理维度

翻译伦理是翻译活动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核心内容包括尊重"他者"的存异伦理、爱护读者的化同伦理和促进跨文化合作交流的谋合伦理。施友忠在翻译《文心雕龙》时进行了可贵的伦理探索,表现在尊重差异,包容差异,适时化"异"为"同",在存异化同中努力谋合,真正把"存异、化同、谋合"融为一体。他的译文既尊重源文的异质性,又照顾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注重可接受性,同时谋取中西文论的合作与交流。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呼唤更多译者遵循翻译伦理,译出精品,为中国文化走出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心雕龙》英译的致诚维度--以施友忠英译本为例

翻译以信为本,译者应以诚立信,追寻致诚之道。施友忠的《文心雕龙》英译实践表明,译者之诚在于衷情、求实、问学3个方面。翻译中国文论,建构中国话语,非衷情不能致诚;恪守翻译伦理,传播原作思想,非求实不能致诚;钻研中国文论,凸显学者身份,非问学不能致诚。施友忠结束了世界没有《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的历史,助力传播中国古代文论思想,建构中国文论话语权,开创了《文心雕龙》英译的新时代。施友忠以致诚为译者的天职,践行以诚立信,并以译者之诚,建构译者的身份。中国文化走出去,呼唤更多的译者以诚立信,在检验译者之诚的翻译实践中推动中国的文化复兴。

权力话语与中国话语的建构——以《文心雕龙》首部英文全译本为例

翻译是两种话语之间的博弈,是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展开的一场争夺话语权的跨文化活动,其背后暗含了两个国家之间地位和实力的角逐,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较量。因此,对外传播中的典籍英译活动,不应单纯停留在传达层面,而应通过翻译在目的语话语体系中获取源语话语权,彰显源语社会的话语特色,维护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以《文心雕龙》首部英文全译本为例,译者施友忠精心选材,重铸特色词汇,移译汉字文化,彰显中国文化的底蕴。施友忠打破西方强势话语,通过适宜的传播策略,在异域文化语境中重构中国特色的文论话语。这种精神动力根植于译者对祖国文化的热爱,源自译者强烈的责任担当和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目前所急需和迫切召唤的也正是这种译者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回归。

《文心雕龙·原道》三种英译文分析

《文心雕龙》以其"体大虑周"而成为中国古典文论作品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文心雕龙》现有三个英译全译本,译者分别为施友忠、黄兆杰、杨国斌。文章以《原道》为例,对三个译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原道》标题与术语"文"的翻译中,可以看出三个译本在术语翻译和体系建构上的特征,施译与杨译学术性强,而黄译虽对术语的翻译较为笼统,但也有全局考虑。同时,通过对三种译本在文体传达上做出比较,可以看出三个译本的明显特征:施译简洁、准确;黄译形象、重文学性;杨译详细、确切。

能指中和:施译《文心雕龙》文类术语的符号学考察

中国古代文类术语符号本身就是能指与所指的聚合体:其能指的存在是以其所指的存在为前提的,反之亦然。然而,在施译《文心雕龙》里,文类术语符号所固有的这种统一性被普遍存在的能指中和现象消解了。施氏通常用若干个能指表示同一个文类。这导致文类术语符号的混乱,同时引发了同音异义、同义、多义和歧义等一系列文类语义方面的问题,使本来就艰深难懂的古文论著作更加晦涩,给读者的理解与交流带来了障碍。

所指中和:施译《文心雕龙》文类术语的符号学考察

施译《文心雕龙》文类术语符号里存在着多种所指中和现象。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一个音译符号既是文类术语也是一般术语或普通语词的能指;一个音译词汇单位同时充当两个或三个文类术语符号的能指;一个意译词汇单位同时充当两个或两个以上文类术语符号的能指。施氏通常一边为某些文类术语建构固定的横组合关系,一边又解构它们。这主要存在着意译建音译解、音译建意译解两种情形,而它们引发的最大问题是文类语义上的多义、歧义等,从而给读者阅读理解带来困难。

《文心雕龙》英译中的自我与他者

自我与他者是对立统一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译者在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间的选择和协调,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文心雕龙》英译中,宇文所安尊重源语他者,借助他者文化丰富和发展自我文化。施友忠尊重目标语他者,借助他者文化展示、建构和发展自我文化。两位译者对待自我与他者的方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最终都达成了文化交流的目的。可以说,《文心雕龙》的英译实践体现了译者对自我与他者的文化态度与文化追求。自我与他者合作共赢,译者的使命是在文化交流中追寻文化会通的意义。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播撒文化交流的种子,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世界繁荣,译者永远处于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之中。

从《文心雕龙》英译看译者惯习、翻译规范与典籍复译

译者惯习通过翻译场域与翻译规范互动,译者在惯习影响下,利用资本和场域打破旧的翻译规范,建立新的翻译规范,这对典籍复译具有重大意义。典籍复译是译者培养惯习、积累资本、从遵循翻译规范到创立翻译规范、从而创作出新译本的过程。《文心雕龙》的英译是从节译到全译到不断复译的发展过程,也是译者利用惯习实现从遵循翻译规范到创建翻译规范的过程。施友忠、宇文所安和杨国斌都通过译者惯习和翻译规范的互动,创建了各自的翻译规范,不断开创《文心雕龙》英译的新局面。译者惯习与翻译规范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典籍复译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

从《文心雕龙》“风骨”英译及阐释看关键词的重塑和话语秩序的建立

关键词的翻译和阐释,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不少关键范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中产生,含义往往复杂多元,即使是国内学者也多有争议,翻译者更容易产生误解。但是,有趣的是,一些明显的误译经过在目标语境中长时间的接受过程,

华盛顿大学汉学研究与中国和欧洲的渊源

华盛顿大学位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因为它的位置在美国的西北部,这个地区在文化和经济上与东亚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中国。汉学研究在华盛顿大学有很长的历史,有关中国的课程由高文牧师(Reverend Herbert H.Gowen,1864—1960)在1909年创立,最初设置在东方历史系、文学系和研究所。虽然高文牧师写过两卷本《中国历史大纲》

《文心雕龙》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

问: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是,这部巨著何以名之为'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河南省周口市学生赵强答:《文心雕龙》的命名问题确实需要弄清楚。据了解,这部书在翻译成外文时就存在着这个问题。例如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施友忠将它的书名译为'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意即'文学之心和龙的雕刻'。这种显然不妥的译法,在外籍学者中是相当普遍的。国内的翻译界则采取了译音不译意的方式,这当然也不能令人满意。其实何止是搞翻译的人,即使一般的读者以致有的研究者也遇到如何解释书名的问题。这里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