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还是本体论——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阐释学之争的学理重省

方法论与本体论是西方现代阐释学互相对立的两种理论形态。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在学理层面揭开了它们之间的深刻矛盾。首先,在意义旨归上,方法论阐释学主张意义的先在性,追求理解的同一性;本体论阐释学强调意义的生产性,肯定理解的差异性。其次,在本体论上,方法论阐释学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自然本体论为基础,而哲学阐释学以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变革为前提,主张理解即存在。再次,在价值论上,方法论阐释学秉持价值优先原则,而伽达默尔坚守事实理性,面临价值相对主义的问题。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之争为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路径选择和学理奠基提供了必要参考。中国阐释学应当以方法论为主,强化价值论维度,从民族文化传统中确立其学理根据,化解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冲突,避免因激进历史主义而造成价值虚无主义。

“元歌剧”理论及理查·施特劳斯《随想曲》相关研究

“元”化研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研究,理查·施特劳斯的《随想曲》就是一部以歌剧探讨歌剧的元歌剧。而在分析一部元歌剧之前,首先要说明何为“元歌剧”。由于歌剧是戏剧与音乐的结合体,因此谈论“元歌剧”必须建立在“元戏剧”与“元音乐”的原理层面上。因此本文首先对“元”“元戏剧”“元音乐”“元歌剧”进行相关原理论述,厘清相关概念之后,对理查·施特劳斯的歌剧《随想曲》进行元化分析,包括戏剧上角色的角色扮演、音乐上的戏仿、戏剧与音乐的交互之“结构上的回答”以及元歌剧的自我指涉。

如何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施特劳斯和麦克弗森的分歧与争论

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麦克弗森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释。施特劳斯从政治哲学视域出发,批评麦克弗森的解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把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解为一种逻辑假设;二是用占有性市场社会解释霍布斯从人性到自然状态的路径。施特劳斯表明,为了理解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无须求助于霍布斯意指何种社会类型,而需求助于霍布斯对基督教的反叛。施特劳斯和麦克弗森在霍布斯自然状态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是面对现代自由民主理论危机,政治哲学视域与政治经济学视域的分歧与争论。

斯特拉文斯基音高组织分析法的演变——以伯格与施特劳斯的分析方法为例

本文探讨了斯特拉文斯基音高组织分析方法的历史演变,特别是亚瑟·伯格和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理论贡献。通过分析伯格的《关于斯特拉文斯基音高组织问题》一中对于斯特拉文斯基音高组织的分析方法,以及施特劳斯在《斯特拉文斯基的调性轴》中对这一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揭示了斯特拉文斯基作品中音高组织原则的独特性,并展示了他如何超越传统调性和声的界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文章通过比较不同理论家对斯特拉文斯基音高组织的分析方式,尝试说明这些理论在20世纪音乐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为理解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

《随想曲》——理查·施特劳斯歌剧的封笔之作

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作品作为欧洲艺术音乐转型的象征,描绘了从浪漫主义末期向20世纪音乐新领域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施特劳斯表现出对传统音乐形式的深刻理解和创新精神的融合,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浪漫主义情感的深刻表达,也有对新音乐语言的大胆探索。这种跨越时代的音乐风格不仅体现出他艺术追求的演变,也反映了欧洲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时,施特劳斯在音乐结构、和声技巧和乐器运用上的创新也对后世影响颇深,尤其是他对乐队编制的扩展和对声乐与管弦乐结合的独到见解,开创了音乐表现力的新境界。基于此,本文以《随想曲》为例,探讨理查·施特劳斯歌剧的封笔之作,并分析其艺术价值。

晚期风格中的保守与回望——理查·施特劳斯《D大调双簧管协奏曲》研究

理查·施特劳斯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重要的德奥作曲家之一,曾以歌剧和标题交响诗的创作突破性地引领了浪漫主义晚期的艺术潮流。然而,他的晚期创作不仅在作品体裁上转向对更多类型器乐曲的尝试,还在风格上呈现出对18世纪古典音乐传统的回望。《D大调双簧管协奏曲》是理查·施特劳斯晚期创作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他唯一的一首双簧管协奏曲作品,充分体现了其晚期风格特征,如室内化的配器倾向、保守的曲式与调性设计、纯器乐的乐思设计与发展逻辑等,展现了作曲家暮年阶段的创作方法与艺术理念。

海尔施特劳斯净水科技产业园奠基

2024年2月19日,海尔施特劳斯净水科技产业园在青岛自贸片区·中德生态园举行奠基仪式。海尔施特劳斯净水科技产业园由海尔智家与以色列施特劳斯集团共同合资建设,总投资规模达到2亿美元,投产后净水机年产能达到260万台,滤芯年产能达到1000万支,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厨下净水机制造基地。

用交响演绎戏剧悲喜 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组曲与间奏曲

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是德国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巨擘,因充满激情与深邃的交响诗和歌剧作品而享誉世界。理查·施特劳斯出生于音乐的摇篮,他的父亲是当地宫廷乐队的圆号演奏员。幼年时期,理查·施特劳斯便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学习音乐,并很快展现出在作曲和指挥上的非凡天赋。后来,他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哲学、艺术史等课程,这段学习经历对他日后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丰富多样,涵盖了广泛的体裁,包括室内乐、交响曲、歌剧和芭蕾等,但他最著名的作品还是那些技艺精湛且情感丰沛的交响诗,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英雄的生涯》(Ein Heldenleben)、《唐·璜》(Don Juan)等。这些作品不仅技艺精湛,还具有深厚的哲学和文学意涵。他的音乐既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又预示了现代音乐的新方向。

见微知著 理查·施特劳斯的钢琴重奏作品

德国作曲家、指挥家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有很多流传于世的经典作品,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唐·璜》(Don Juan)等。这次让我们从他的一些“小”作品着眼,见微知著,看看这位作曲家的成长历程。理查·施特劳斯是晚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曲家,常与马勒并称。他深受以李斯特、瓦格纳为首的“新日耳曼学派”的影响,被认作德奥音乐传统最后的继承者。

肉芽肿性乳腺炎样本中检出克罗彭施特棒状杆菌1例报道

棒状杆菌属有81个菌种和亚种,除白喉棒状杆菌外,多为人类皮肤的正常菌群。肉芽肿性乳腺炎是一种少见的乳腺良性肉芽肿性病变,常发现于经产育龄期女性[1]。有研究结果显示,棒状杆菌感染可能与肉芽肿性乳腺炎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2]。本研究报道1例由克罗彭施特棒状杆菌引起的肉芽肿性乳腺炎病例,以提高临床和微生物实验室对棒状杆菌引起的此类感染的认识。

理查·施特劳斯《最后四首歌》创作风格及演唱技巧研究

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最后四首歌》是人声与管弦乐的完美结合。它将声音演唱部分器乐化,演唱和乐队相统一,完美地展现了作曲家的创作特点与意图。深入探究这部作品的旋律特点、创作风格、演唱技巧及风格把握等方面内容,能进一步了解施特劳斯的创作目的,更好地解读施特劳斯艺术歌曲的独特魅力,把握及正确诠释这部声乐套曲所蕴含的深刻含义。

列奥·施特劳斯视野中的斯宾诺莎:一位前现代哲人

列奥·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的传统形象进行了校正。施特劳斯提出,斯宾诺莎是一位前现代哲人,他既懂得哲学的内传性质,知道如何隐藏由理性获知的真理,也懂得启示信仰有益于政治生活。施特劳斯对斯宾诺莎的这种认识有个转变的过程。施特劳斯早年认为斯宾诺莎是一位现代启蒙哲人,他用理性批判启示,并试图将科学和国家从宗教势力中解救出来。但是,由于注意到斯宾诺莎的双重写作原则,即针对大众的理解能力说话,施特劳斯最终发现斯宾诺莎实际上是一位前现代启蒙哲人。

理查·施特劳斯声乐套曲《最后四首歌》的音乐特征析论

声乐套曲《最后四首歌》(Vier Letzte Lieder)是德国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声乐套曲由《春天》《九月》《入睡》《在晚霞中》四首歌曲组成,集中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落幕时的绚烂。本文通过对《最后四首歌》中的音乐结构、曲式、调性及和声分析,了解诗词和音乐的关系,通过对歌曲中的特殊音乐技法“绘词法(word-painting)”“花唱(melisma)”的研究,得出声乐套曲《最后四首歌》的音乐特征。《最后四首歌》是浪漫主义时期的终结乐章,从这部声乐套曲中可以看到现代时期的音乐作曲技法和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技法混用的痕迹,这也是这部作品同时受到褒奖和争议的原因。通过分析这部套曲,对研究理查·施特劳斯独特的作曲技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研究成果可以给声乐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帮助。

施特劳斯对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价值论批判

从认识论角度批判韦伯价值中立原则是不可能彻底的,因为价值中立的真正前提不是事实与价值的分野,而是韦伯关于诸神大战的特殊价值论观念。施特劳斯以此切入,他认为在承认诸神大战理念的前提下,韦伯的道德冲动将导致非道德的虚无主义,而拒绝牺牲理性的初衷又将导致理性的彻底牺牲。其根源则在于:韦伯的现代科学观念和道德冲动使得他无法恰当地理解理性与启示的根本冲突,后科学的诸神大战成了教条式理性追问的终点,最终导致理性的价值丧失了其根基。要克服这一困境,只有回到前哲学的诸神大战世界,原初意义上的哲学生活才能得到恰当理解,理性的价值才能获得重新奠基。

技术政治批判后的古典政治哲学回归:施特劳斯“哲人王”言辞及其条件

列奥·施特劳斯有关哲人王的讨论被视为其理论系统之中的至高言辞,他相信,“哲人王统治”与“最佳政制”等价,后者许诺了正义与智慧的联结。而在《城邦与人》一书中,施特劳斯明确了“哲人王统治”指向的是现代性技术政治。“技术”由色拉叙马霍斯的“技术即正义”言辞演化并成为天命的存在论境况的事实,首先在海德格尔有关技术的批判中获得揭示,并且构成了施特劳斯进一步推演“回返古典政治哲学”的条件,也即“技术”与“自然”在生成论上具有同等的解蔽效应,并且由于技术的人造和模仿属性,应当派生于“自然生成”的良好城邦;现代性的危机在于,“技术统治”成为政治社会不言自明的“前提”并由此导致了虚无主义的后果。施特劳斯同时认为,需要以回返古典政治哲学的坚决态度,清算哲学史中代换尤其是贬低了“哲人王政治”的其他最佳政治设想,进而构建鲜明的“古今之争”,开启向柏拉图言说的“哲人王”复归的“上升”和“回返”同一路径。然而,由于在柏拉图的言辞之中,“理念”“哲人王”“苏格拉底”的形象高度一致,而成为“被模仿”的形象本身,“哲人王言辞”不能转化为哲人王政治,并且无法直接救治现代性浪潮下的人类天命,超克技术统治以及由此向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由于建基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渊基(Abgrund)之上,因此也是需要被反思的回归之路。

论理查·施特劳斯音诗《麦克白》中的音乐叙事风格

本文在音乐叙事理论视阈下,通过分析乐曲的主题-动机、主题连接的方法、方式以及叙事结构,对理查·施特劳斯的音诗《麦克白》音乐文本进行阐释。并将其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原著进行对比,分析文学叙事与音乐叙事的不同呈现,以总结《麦克白》的音乐叙事风格。

自由教育与美好生活——施特劳斯学派自由教育观述评

本文主要梳理了以列奥·施特劳斯以及艾兰·布鲁姆为代表的施特劳斯学派的自由教育观。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一学派的自由教育观念,本文首先评述了他们之反思的哲学起点(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对相对主义的抨击)和现实起点(现代民主制度下自由教育的危机),继而就“美好生活”和“伟大著作”这两大主题提炼出该学派的自由教育主张及其背后的政治教育意蕴。本文认为,施特劳斯学派的教育主张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教育观,他们对经典名著的推崇,对于德性与教养教育的标举,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自由教育及其可能——基于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

列奥·施特劳斯秉承自由教育的古典精神,将自由教育与文化紧密关联起来,认为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自由教育能唤醒人类的卓越,能让人们拥有德性和智慧,借自由教育可以促使我们从大众化的现代民主提升至原初意义上的民主。他认为自由教育可以通过以适当的态度研读那些最伟大心灵留下的杰作来实现,通过自由教育能引导人们透过现代浮华世界,探索通往未来美好生活的方向。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思想虽带有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色彩,但其对教育真谛之阐释和对自由教育的追求仍对我国高等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施特劳斯与中国：古典心性的相逢

中国学界相遇施特劳斯,不仅在国内引起争议,亦引起西方学者高度关注。之所以引介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中国的学术命运息息相关:一为借古典学问摆脱对西方现代各种"主义"的追逐,二为借古典学问涵养中国读书人的性情,三为借古典学问学会重新珍视中国传统。施特劳斯进入中国,是重塑古典心性的努力,也是对西方现代启蒙理想的超越,正是这一超越,引发了国内外的争议和关注。

美好生活和两种教诲——施特劳斯学派道德教育思想研究

施特劳斯学派的道德教育思想已经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很多人只注意到其中的显白教诲,而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隐秘教诲。施特劳斯学派认为,道德教育应该按照不同心灵实施不同教育,对大众要实施显白教诲,促使大众相信道德具有永恒价值,好人有好报等,对潜在哲人则要实施隐秘教诲,告诉他们道德根本不具有永恒价值,好人也不一定有好报等;现代道德教育却把隐秘教诲显白化了,狂妄地以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像政治哲人一样坦然应对道德真相,由于大众不能坦然面对,道德教育陷入危机;为了解决危机,需要重视通识教育。尽管施特劳斯学派的通识教育思想有助于抵御功利主义的肆虐,但是其很多观点都是有待商榷的,甚至是危险的,需要谨慎对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