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尔马赫的语言之“力”

施莱尔马赫的语言之“力”,是其重新审思理性边界与限度,抗衡理性作为唯一准则的一种尝试。他以多元性和统一性为表征的语言之“力”,从语言以人为本的基本定性、语言的对话性和语言的个体性三个维度,弥补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缺失生命活力和人本色彩的缺陷。施莱尔马赫的语言之“力”,不仅为现代诠释学和现代哲学发展提供了范本,为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域,而且也为解决当下社会人与数字化语言的冲突,提供了解决方案。

从揭示先验幻相到探寻哲学本原——施莱尔马赫对辩证法的重新定位

辩证法是施莱尔马赫哲学的根基所在。他将辩证法发展成为从事哲学思考的普遍性的和根本性的工具。施莱尔马赫突破了康德在理论哲学中将辩证法界定为“幻相的逻辑”的做法,这背后是施莱尔马赫借用斯宾诺莎实体哲学突破康德哲学的二元论。施莱尔马赫辩证法的核心思想是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统一,从而统合了知识的形式和存在的内容。他所探讨的最高本原既是先验的,是知识的可能性条件,也是超验的,是存在的最高根据。施莱尔马赫通过辩证法极大地突破了康德哲学的限度,与后康德时代的各种哲学体系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对话关系。

施莱尔马赫的大学观及其对现代大学的影响

施莱尔马赫的大学观主要体现在他为创办柏林大学而撰写的《关于德意志大学的思考: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一文中。在该文中,施莱尔马赫全面论述了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形象:这种大学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但也要尽可能谋求独立于国家;大学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科学教育唤醒青年理性之最高理念——认知;哲学院是大学中最高级的学院,学生和教师都应该植根于哲学院中;大学师生应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学术讲座和专业研讨课是最适合大学的教学方法。在普鲁士大学改革的大背景下,施莱尔马赫积极参与柏林大学建校计划,并且作为洪堡设立的建校委员会委员,能够直接在政策制定与执行层面上将部分理论思想真正融入办学实践中,对柏林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学院架构、授课方式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不仅保留了德国大学的传统形式,还为其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令柏林大学的模式与建校思想成为了现代新式大学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原则与典范。

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困境——以杰罗姆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为例

杰罗姆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是除贺拉斯模式外最有影响力的两个翻译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对不同文本的翻译实践都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杰罗姆模式提倡忠实(忠实于原文本),注重词与词之间的对等翻译。施莱尔马赫翻译模式强调的是异化翻译的重要性。然而,当与实践结合时却出现了难题。杰罗姆模式在追求对原文的绝对忠实时,忽略了翻译的历史文化导向;施莱尔马赫模式在追求“异味”时,忽略了译语的发展等。

施莱尔马赫阐释学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施莱尔马赫阐释学理论为依据分析了译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始终,从"避免误解"、走重构之路、语法阐释、心理阐释到循环阐释都凸现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导、主观作用。理想的翻译就是在原文的客观阐释和译者的主体性之间寻求平衡,最终求得原作的本意。

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哲学溯源

通过对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进行哲学溯源,发现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与其哲学视界紧密关联。他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和阐释哲学方面独到的见解无不影响其翻译理论的形成。追溯施莱尔马赫的哲学思想是理解其翻译思想的重要途径。

“异化”的翻译与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重读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

今天,翻译中的"异化"和"归化"问题重新成为人们讨论的问题,本文借重读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的《论翻译的方法》,从翻译的定义、分类,翻译的方法、功能方面解读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思想,并结合具体翻译案例,讨论我们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重申和拓展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在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砥砺民族文明精髓方面重要的现实意义。

施莱尔马赫对当代西方译论的影响

通过施莱尔马赫与功能学派赖斯、解构学派韦努蒂和阐释学派斯坦纳的关系分析,发现施莱尔马赫的理论对当代西方译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施莱尔马赫对当代西方译论的影响是多维的、动态的;施莱尔马赫的影响绝非出于偶然,而是翻译理论家对新的理论框架的追求在施莱尔马赫思想中找到结合的契机。

辩证解释学: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的初步比较

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辩证性和对话性对伽达默尔诠释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辩证性和对话性及其关系可从四个方面阐释:严格的解释实践与不严格的解释实践、语法解释与心理解释、解释学循环、我们能比作者理解他自己理解得更好。这四个方面的思想都对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的形成有所影响,从解释学的辩证法方面来对施莱尔马赫与伽达默尔进行比较,比较异同,评述关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辩证解释学方面,施莱尔马赫堪称伽达默尔的先驱,他开启了西方解释学后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伽达默尔继续开拓这个思想方向并使之发扬光大。

施莱尔马赫异化翻译策略之历史文化成因探究

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理论,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成因。从如何对待异域文化来讲,施莱尔马赫强调保留和尊重异域他者语言文化。异化翻译策略作为一种文化理念,还体现了德国的精英主义意识,与当时德国抗击法国霸权主义文化密切相关。正是通过翻译吸收他者的语言文化的异质性,德国积累了文化资本,构建了自我民族认同。

大学教育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德国施莱尔马赫大学教育思想研究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 acher,1768—1834),是19世纪德国著名神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在神学上的卓越成就使他被誉为19世纪的"精神教父","现代西方神学的先驱",其在哲学上的贡献使其被后人尊为"解释学的一代宗师"。相比较于威廉.洪堡和费希特,施莱尔马赫对于大学教育思想宝库的贡献常不为人熟知。施莱尔马赫在德意志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在其国家哲学和人本哲学的基础上,对大学的使命、哲学院的地位和学术自由进行了深刻论述。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施莱尔马赫偕同洪堡和费希特,一起缔造了柏林大学模式,对德意志民族的复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全球化语境内,在民族文化的生存遭遇合法性危机之时,回望施莱尔马赫的大学思想,对于冷静地审视大学的本真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在言词与意义之间——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的解构之维

施莱尔马赫以对误解之普遍性的发现而建立起现代性的总体解释学 ,但这一现代性的解释学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误解之普遍性”则蕴涵着后现代性对于意义的解构之维。本文分别研究了言词与言词的使用即意义的性质和表现方式 ,指出“言不尽意”论由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所构成 ,即言词大于意义和意义大于言词。

青年施莱尔马赫的康德伦理学研究

"现代新教神学之父"施莱尔马赫早年在发生信仰危机之后转向了当时的哲学,尤其是康德的批判哲学。与当时的学者专注于康德的第一批判不同,施莱尔马赫主要考察康德的第二批判,严厉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学说,尤其是其至善理论和先验自由学说,并提出了自己的尚未成熟但在随后的年代发展完善的至善学说和决定论。

论施莱尔马赫《独白》中的教化伦理学

在作为其教化伦理学宣言的《独白》中,施莱尔马赫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自我的本质及其使命、爱和想象等诸多问题上提出了与以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哲学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潮针锋相对的观点。他反对当时已经开始显现的现代社会的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批判将人物化为对象的做法,在世界与自我的关系上,指出前者是后者展示自身的镜子和舞台。不过,这种自我并非理性主义所主张的普遍的理性主体,而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体自我,必须充分发挥为理性主义哲学所鄙视的爱和想象的功效,生活在团体中,在与他者的交往和沟通中充分培育和展现自己的风格和个性,才能完成自我教化和实现自身的价值。

论施莱尔马赫宗教本质思想的意义──对《论宗教》的思考

施莱尔马赫认为宇宙是宗教的对象，宗教的本质既不是思维也不是行动，而是立观和情感。这就使宗教不再属于形而上学和道德学的领域，从而提出了不能用判断真理的标准判断宗教的合法性问题。同时这也开创了近代德国哲学－宗教哲学非理性主义的传统。用直观和情感界定宗教，实际上是从人的角度界定宗教，施莱尔马赫也就成了宗教人本学的先驱。

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与康德哲学

施莱尔马赫普遍诠释学带来的诠释学现代转向,受康德主体性哲学的影响至深。这种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有局部观念的影响,也有宏观理念或整体理论构架的影响;有外在显形的影响,也有潜在隐形的影响。分剥、盘点施莱尔马赫诠释学中的康德哲学影响,不仅对于还原现代诠释学的哲学根基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关系还原现代哲学源流本身并涉及更为庞大的哲学史的重新书写,及其复杂的哲学史悖论难题的重要课题。

以语言为中心的翻译与民族语言发展之关系——重读施莱尔马赫《论翻译的不同方法》

施莱尔马赫在其经典论文《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区分和说明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重读该论文,并以施莱尔马赫发表于同时期的诠释学著作为参考,通过求解"真正的翻译之普遍性特征是什么?""翻译的基本目标和历史性目标是什么?""为何以及如何区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等3个关键问题,本文进一步厘清了施莱尔马赫真正想要强调的是两种不同语言关系的"路径",即德语在日耳曼德国的母语地位及其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关系。

施莱尔马赫、施特劳斯与柏拉图

十九世纪初,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研究开启了西方柏拉图研究的一代新风,影响备及二十世纪;一个半世纪以后,施特劳斯的柏拉图研究也开启了西方柏拉图研究的一代新风,其影响之深远,现在还难以估量。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施特劳斯如何看待施莱尔马赫的柏拉图研究。通过析读施特劳斯的一篇早年未刊文章《显白的教诲》中论及施莱尔马赫的小节,本文力图把握施特劳斯对学人道德的看法。

理解与翻译——从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解释学看庞德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得失

庞德作为英美文坛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 ,其创造性的翻译在译界褒贬不一。本文从施莱尔马赫的语法和心理学的两套解释学法则具体探讨庞德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上的“得”与“失”

论施莱尔马赫的普遍方法论解释学

施莱尔马赫的普遍方法论解释学把解释学定义为理解的艺术,以理解本身而不是以具体内容作为解释学研究的对象,规定了解释的方法——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明确了解释的任务——比作者理解得更好,从而将传统的解释学循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后人开辟独立的认识论、方法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