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旅游业—生态环境—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

以内蒙古自治区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2000—2019年旅游业—生态环境—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并基于地理空间探测器测算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内蒙古旅游业、生态环境和城镇化系统均呈上升趋势,上升速率表现为旅游业>城镇化>生态环境;20年间内蒙古旅游业—生态环境—城镇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逐步走向优质协调阶段;内蒙古自治区旅游业—生态环境—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分异,表现为“中部高,东西两端低”的态势;内蒙古中西部主要受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环境保护水平的影响,而内蒙古东部则受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环境保护水平的影响。内蒙古在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要针对其东中西地区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内蒙古旅游业—生态环境—城镇化系统耦合发展。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对象,借助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其2010-2021年旅游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系统(简称TUE系统)的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并用标准差椭圆、地理探测器等分析其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各省区TUE系统发展水平波动上升且空间差异显著,大体呈“三级阶梯状”;TUE耦合状态处于不断变化中,时间上呈平稳上升趋势、空间上呈东部和西北部高、中部和西南部低的“U”型分布格局;标准差椭圆及重心呈“东北-西南”格局,紧缩态势明显;核密度曲线均向右移动,各省区协调逐渐趋优,但省际内部差异明显;TUE系统耦合协调的空间差异受对外开放、市场需求等因子共同影响,交互作用呈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特征。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

本文首先利用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统计年鉴搜集各指标数据,了解广东省各地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现状。其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广东省各地区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再次,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最后,以实际数据和实证结果为支撑,针对广东省的城乡绿色协调发展提出有价值的可行策略和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研究

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构建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OLS模型、GWR模型等,从时空视角探究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2~2021年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和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2012~2019年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子系统起主导作用;2020~2021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耦合协调度先明显下降,后缓慢恢复。②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各省市综合评价水平、子系统评价水平得分的上升和恢复速度有明显差异,长江经济带总体向有序协调发展。③推动三系统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总体可分为外部动力和内在动力,其中以入境游客人数为代表的外部动力和以水资源总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为代表的内部动力对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的正向驱动作用最强。

山东省旅游业-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选取山东省为研究区域,构建山东省旅游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极差标准化、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等计量方法,测算2009—2019年山东省旅游业发展、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2009—2019年,山东省旅游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持续上升;城镇化水平持续高于旅游业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系统耦合度与协调度偏低,表现为失调状态。未来山东省在大力提高城镇化水平和发展旅游业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实现旅游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生态环境-城镇化-旅游业的非协调性耦合识别及优化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生态环境、城镇化与旅游业各系统发展对社会经济协调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理清三大系统之间的关系与现状对重庆市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灰色系统理论,从非协调性耦合角度对重庆市生态环境、城镇化及旅游业系统展开研究.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和非协调耦合模型探究重庆市生态环境、城镇化与旅游业的协调发展状况.[结果]①生态环境、城镇化与旅游业系统内部各指标关联度均在0.5以上,即各指标对生态环境、城镇化及旅游业发展有较强影响.系统间关联度均在0.65以上,处于高或极高关联水平,即各系统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影响.②2000—2019年期间,生态环境、城镇化与旅游业发展水平整体上均呈现上升态势,但生态环境受旅游业及城镇化影响,呈现较大波动.③生态环境、城镇化与旅游业非协调耦合度从2000年的0.7304降至2019年的0.0751,非协调耦合程度在逐渐减弱,系统之间协调发展水平越来越好.[结论]重庆市生态环境、城镇化与旅游业三大系统之间关系紧密,且非协调水平较低.未来城镇化建设和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修复,达到各系统之间协调可持续发展.

基于耦合模型的新疆旅游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关系量化分析

基于系统耦合的作用机理,以2006-2015年新疆旅游业、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发展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了三大系统9个方面的37个指标权重,并构建新疆旅游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发展耦合关联模型,定量分析了三者相互作用的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旅游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各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在2009年前发展较慢,之后发展水平快速上升;(2)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由2009年前的失调发展转为协调发展;(3)三大系统协调发展类型由旅游业超前发展转为新型城镇化,而后相继转换,并且在2011,2012及2015年出现旅游业或新型城镇化发展超出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在此研究结果上提出促进新疆旅游业、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建议:(1)紧跟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优化新疆产业结构;(2)打造具有新疆民族文化底蕴的旅游特色小镇;(3)走绿色可持续的旅游业及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滑雪旅游业、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实证研究

采用系统耦合作用机理作为分析滑雪旅游业、生态环境和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理论基础,通过构建各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引入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探寻河北、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5省区省份滑雪旅游业、生态环境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及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滑雪旅游业—生态环境—城镇化系统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的发展特征,系统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有所提升,呈现“磨合—协调”的协调发展演进态势,整体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为“勉强协调—城镇化滞后”型;子系统间存在紧密的互动性,发展水平差异性与一致性共存;其中,滑雪旅游系统的综合发展具有易波动性,生态环境发展与系统耦合协调显著相关,而城镇化发展滞后的状态将成为困扰系统发展的现实因素。

上海大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基于2011-20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研究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交互关系,旨在探索区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区域协同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视角。【方法】从“人口–社会–经济–空间”和“规模–压力–治理–效率”8个维度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上海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以其涵盖的9个城市及上海市16个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城市和上海市辖区两个层面,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定量揭示上海大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1)2011—2020年,上海大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度呈现出从“基本协调”向“优化协调”演进的积极态势,但各地区发展水平和步调不均衡,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差异性。(2)城市层面,以上海中心城区、苏州–无锡–南通以及舟山3个片区为中心辐射同步发展,呈现多片区发展的空间格局。(3)上海市辖区层面,上海市中心城区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优于上海市郊区,呈两极分化格局。【结论】2011—2020年,上海大都市圈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但各地区差异较大,且空间分布不均衡。面对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错位的问题,本研究提出基于系统耦合协调视角的差异化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协同发展策略,为都市圈的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及时空分异研究

广西凭借着自身美丽的自然风光、地缘优势,乡村旅游发展势头一直保持良好状态,是其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柱产业。本文利用熵权法、TOPSIS方法对广西及其14个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个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得出综合评价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广西及其14个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时空差异。结果表明: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各地级市三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也大致呈上升趋势。首府南宁优势明显,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最高,桂林、柳州其次,其他地级市没有明显差异,来宾市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新型城镇化的旅游业发展效应及非线性特征研究

在对旅游业综合指数和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数进行定量测度的基础上,文章利用2004—2019年中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分别采用面板空间计量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和门槛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对新型城镇化影响旅游业的空间效应及非线性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新型城镇化不仅对本地区旅游业具有促进效应,还对邻接地区存在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旅游业发展水平由低到高的动态过程中,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旅游业发展的边际影响效应呈现显著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考虑地区间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差异时,旅游业发展策略存在显著的地区间非对称空间互动,即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存在正向的非线性时空效应。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及情景预测

研究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及情景预测,对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域,将社会面板数据与遥感数据结合,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陕西省2010-2020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异规律,创新性地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探究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的最佳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陕西省耦合协调度在2010-2020年呈上升态势,经历了由濒临失调向中级耦合协调的发展过程;2020年,西安耦合协调度最高,为0.771,商洛耦合协调度最低,为0.571;新型城镇化滞后是制约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的重要原因。2)2010-2020年,全局Moran’s I指数由−0.204变为−0.369,p值为0.076,耦合协调度在全局自相关上存在较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关系;局部空间自相关呈离散分布态势,其中HL型地区以西安、铜川为代表,LH型地区以商洛、渭南、汉中为代表。3)协同发展型是陕西省最优的发展方案。当常住人口增长率控制在0.006,GDP增长率控制在0.055,建成区增长率控制在0.062,一般财政支出控制在0.320,用水率减少率控制在−0.025,维持现有耕地规模,环保支出系数提升至0.043时,在此情景下到2025年耦合协调度将为0.883。

滇中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滇中城市群是我国衔接长江经济带与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核心城市群,是全国“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十三五”期间推动建设的19个城市群之一,是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核心区,在国家开发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从历史经验看,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总是对生态环境造成胁迫和压力,如何有效协调城市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实现生态宜居、城乡统筹、协调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陕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时空交互关系研究

[目的]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生态安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城镇化是影响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因素,厘清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为陕西省城镇化开发和促进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方法]以陕西省为研究对象,基于栅格尺度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在分析2000—2020年每隔五年陕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时空格局演变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剖析了二者耦合关系及时空变化特征。[结果](1)2000—2020年间,陕西省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综合城镇化率提高了111.45%。整体RSEI均值呈稳步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呈现出好转的态势,但地区间的差异依旧显著,整体呈现“北低南高”的分布格局。(2)陕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趋势,陕西省内部各县域的生态环境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长期存在明显差距,但随着时间推移,发展协调的地区逐渐增多。空间格局上以关中地区为核心总体呈现“中部高两边低”的分布特征。(3)陕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存在一定短板,相比之下陕北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呈现相对滞后的情况。[结论]2000—2020年陕西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差距但整体呈变好趋势,建议在城镇化的道路上,陕西省能够强化绿色生态发展能力、补齐生态短板、因地制宜,优化区域发展空间布局,加快形成区域良性互动格局,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政策。

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影响因素

基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同关系,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三者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和面板Tobit模型测算2005—2020年云南省及其16个州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整体上,云南省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协调度都呈现上升态势,但三者水平还需提高,云南省三大系统的相互作用程度逐渐增强,耦合类型的空间差异性逐渐变小;②三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性较为明显,表现出滇中>滇西>滇南>滇东的分异特征,协调度增长速度以保山市、临沧市和文山州最高;③总体基尼系数逐渐缩小,各区域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城乡差距仍然是构成云南省基尼系数变化的主要原因;④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对外开放水平以及旅游活力大体上对于云南省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产业二元性结构水平则不利于三者的协同发展,影响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时空演化

研究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关系,有助于探寻两者之间本质联系,可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测度安徽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并借助耦合协调度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水平以及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2005—2020年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均值由0.937上升至1.055,有效决策单元数量占比77.3%,空间上呈现以合肥、铜陵为中心向西北—东南方向辐射的特征;②安徽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指数均值从0.217上升至0.413,且具有“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度处于耦合阶段,协调度以中度协调类型为主,但城市间差异明显,制约了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④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高—高和低—高集聚区集中在安徽省南部地区,低—低集聚区则分布在北部地区。为促进区域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两系统协调发展,政府未来应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产业转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良性发展。

2010—2020年中国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状态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平衡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新型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基于构建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对2010—2020年中国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领先,成渝、中部地区中等,西南、西北地区相对落后的分布特征;生态环境建设水平呈现出“南高北低,多点开花”的分布特征。(2)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建设水平皆呈现明显的集聚现象,且以HH、LL区分布为主。其中城镇化发展水平显著LL区主要在西部地区集中分布,大范围低值集聚态势明显,反映出该地区城镇化有待进一步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显著HH区主要在东南地区集中分布,显著LL区主要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反映出广大西部和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欠佳。(3)从耦合协调度来看,两大系统之间的磨合作用持续向好,轻度失调及以下协调发展类型的城市数量不断下降,整体迈入转型发展阶段。在空间分布上东部沿海地区整体的耦合协调度水平高于内陆地区。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看,在研究期总体上呈均衡发展状态,但是有向生态环境滞后型发展趋势。在空间分布上呈南-北差异化格局,2020年生态环境滞后型南北方城市之比为4∶6。(4)从影响因素看,城镇化状态、城市和谐状态、城市总体生态状况、城市对生态环境治理投入程度、城市绿色低碳建设程度以及水资源利用情况这几个方面均有重要解释作用。

泸州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路径研究

为探讨泸州市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路径,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了泸州市2011—2020年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1)2011—2019年,泸州市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均呈上升趋势,2020年的疫情严重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两者的滞碍关系表现为2011—2019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2020年旅游业发展滞后;(2)旅游产业的发展对提升旅游业综合评价指数具有积极作用,而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逐渐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3)两者之间的耦合度较低,处于拮抗或磨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呈现良好发展趋势,但仍处于勉强协调阶段。今后应利用旅游业发展优势,在白酒产业融合、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等方面进行创新,优化泸州市旅游业发展结构,带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河南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城镇化在我国的建设发展中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生态保护同样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二者相辅相成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以河南省部分县市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其2011—2018年相关指标进行分析,从而论证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首先建立相关模型及其论证指标,根据模型和数据分析出河南省各地区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指标数据;然后计算出河南省历年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模型数值,通过模型计算出对应的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和耦合度。结果表明:河南省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从整体上看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并不断朝良好的方向发展;河南省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在2011—2018年间经历了勉强协调到失调,再恢复至协调比较好的程度,发展的程度趋于较好的趋势,但整体的协调度有待进一步的增强。虽然河南省的耦合协调度趋于良好的趋势发展,但各城市协调程度差异明显,所以耦合协调程度需要进一步增强。

抚州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抚州市为研究区,构建抚州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2021年抚州市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程度及其耦合协调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0-2021年抚州市新型城镇化以及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耦合协调度在这个阶段由0.259 6提高至0.654 1,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也由中度失调型转变为中度协调型,耦合协调度逐年增高,总体表现为城镇化滞后型。因此提出要正确认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动态耦合关系,结合抚州市发展现状,采取适合抚州市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同时兼顾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确保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