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

本文在构建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引力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实证分析2005-2019年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结果表明:①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均值呈上升态势,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增速快于人居环境,但人居环境指数整体高于旅游城镇化。②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中级协调区域居多,2017年以后演变为高级协调,耦合协调类型逐渐由旅游产业滞后型向同步发展型转变。③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趋势极不均衡,空间联系强度呈现出以宁夏–陕西–重庆–贵州为主轴的链状式空间关联格局。④耦合协调度差异是不同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旅游收入是主导性驱动,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根本性驱动,A级景区数量是原生性驱动,其中国际旅游收入与A级景区的交互影响作用解释力最强。

新疆县市旅游城镇化响应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旅游业引导的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挖掘城镇化建设潜力,也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型机制。以新疆85个县市为研究对象,测度2006—2018年各县市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采用空间自相关技术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测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旅游产业对新疆各县市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不断加强,总体呈“北疆>东疆>南疆”的特点,各县市之间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2)新疆各县市旅游城镇化响应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空间集聚现象明显。(3)旅游城镇化响应影响因素的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旅游产业集聚、地理区位、旅游人次、旅游资源禀赋、产业结构。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典型模式,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以张家界武陵源区为例,紧扣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精准分析旅游城镇化作用乡村振兴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效应;武陵源区目前的自然发展模式虽能创造较好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会造成结构性失业、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5种仿真模式中,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最佳模式;旅游政策影响因子在不同仿真模式中均成为重要的政策因子,印证了武陵源区旅游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实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最佳驱动必须从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与生态优化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发展路径促进乡村振兴。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内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及关键路径——以张家界为例

采用综合指标法测度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结合时间序列法量化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并运用案例分析法解析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结果表明:(1)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是以旅游业为驱动载体,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基础,在“市场链接、产业融合、行政势能、制度嵌入、规划引导、资金支持”等外部因素干预下,乡村基于自身基础条件选择合适发展路径并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2)基于时间序列法,发现张家界旅游城镇化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且随时间推移,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日渐明显,逐步超过乡村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3)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分为介入阶段(1989-2000年)、分化阶段(2001-2008年)、转型阶段(2009-2014年)和融合阶段(2015年至今)。(4)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主要分为景区城镇化和城镇景区化两种。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与影响机制——以张家界为例

深入揭示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黑箱”,为旅游资源富集区实现乡村发展“新跨越”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张家界为案例地,结合灰色关联法和VAR模型揭示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该过程大体呈现出介入、收缩、发展和巩固四个阶段。其中,介入阶段旅游城镇化的驱动力较弱,对乡村振兴的“生活富裕”子系统影响最大;收缩阶段驱动效应快速衰微,响应系数由1.174下滑至0.634,但对“生活富裕”的影响仍最为显著;发展阶段驱动力呈现持续增强的态势,响应系数由0.685提升至1.190,对“产业兴旺”子系统的影响效应最明显;巩固阶段驱动效应稳中有升,“产业兴旺”仍最为受益,但“治理有效”子系统的关联度依旧最低。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政府引导、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经济效应、旅游业就业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投资是主要影响因素,它们均能表现出一定的正向效应,其中旅游业经济效应的影响力最强,贡献度在滞后期末达到了23.76%,政府引导和旅游业就业效应的影响作用则相对较弱。

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机理研究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社会进入了以提升人民幸福为目标的新阶段。研究以阐述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机理为基础,基于2002—2020年湘西地区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面板模型等方法探究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旅游城镇化水平和居民幸福水平皆逐步提高,但各市州上升趋势方式各有不同,居民幸福水平在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阶段呈现出异质性;②旅游城镇化整体对居民幸福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旅游城镇化由出现期到成熟期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表现为:抑制—促进—不显著,湘西州与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对居民幸福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③社会公平对居民幸福水平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单门槛促进效应且呈现出边际递减规律特征。

旅游城镇化的居民感知研究——以九华山为例

旅游城镇化是以旅游业为推动力的城镇化类型,居民对此类型的城镇化的影响感知有其独特性。本文选取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为案例,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着重就当地居民对旅游城镇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和环境影响感知进行了分析,并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居民与旅游城镇化影响感知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旅游地旅游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贵州郎德模式的成功实践

旅游城镇化推进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贵州郎德上寨的村民因势利导,在顺应旅游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将民族文化作为村寨建设与旅游开发的核心价值贯彻始终,并发扬集体智慧,以工分制进行运营管理和利益分成,保证了文化保护的持续性,在旅游城镇化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相关、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郎德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城镇化的系列现实矛盾,为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新型旅游城镇化经济的投融资研究

新型旅游城镇化区别于旧的旅游城镇化,新型旅游城镇化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城镇化,更是旅游产业,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新时期赋予新的内涵,需要投融资模式创新。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与传承——郎德模式的成功实践

在旅游城镇化推进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郎德上寨的村民因势利导,在顺应旅游城镇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将民族文化作为城镇建设与旅游开发的核心价值贯彻始终,并发扬集体智慧,以工分制进行运营管理和利益分成,保证了文化保护的持续性,在旅游城镇化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建立起一种利益相关、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有效地解决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和旅游城镇化的一系列现实矛盾,为旅游城镇化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桂西资源富集区旅游城镇化与环境保护耦合研究

桂西资源富集区旅游城镇化表现出外在表现形式为土地城镇化、以外来人口为主、规模偏小、开发方式粗放等特点,为促进该地区旅游城镇化与环境保护的耦合,可从旅游城镇化与生态敏感区域、现代城市文化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特色旅游与生态旅游、旅游发展战略与环境保护管理、能源使用与节能减排等方面构建相应的耦合机制。

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作用机理及演进规律探析

旅游城镇化是指以旅游业为核心动力推动乡村地区的非农化,即以旅游为主要动力推动城镇从无到有的过程,属于具有内生动力的自发式发展,较之传统城镇化而言,具有形成持续产业支撑、实现就地城镇化、保持城镇特色、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等显著优势。在分析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分别从人口、产业、设施、景观等各个层面剖析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演进规律,并提出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建议,以期为我国的旅游城镇化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城乡统筹下的湖州旅游城镇化战略探析

旅游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依托和载体,为促进湖州新型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找到了一条新路径。文章在分析旅游城镇化的内涵与必要性基础上,对湖州旅游城镇化的现实基础及有利条件、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进行了探讨,从城乡统筹视角出发,在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城镇化空间布局、利益相关者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湖州旅游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1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2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3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4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分异特征与类型研究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应用统计分析方法,采用标准差、变异系数、静态不平衡差、相对发展率、离差、比率等指标,研究2001~2014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的时空差异并划分类型,得到如下结论:2001~2009年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不断扩大,2009~2014年不断减小;山东省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具有较大的空间差异,西部地区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与中东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日照、泰安、威海为强响应型地区,潍坊、烟台、青岛、济南、莱芜为较强响应型地区,菏泽、聊城、德州、滨州、东营为弱响应型地区,枣庄、济宁、临沂、淄博为特殊响应型地区。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传统节庆的主客互动——以云南沙溪古镇火把节为例

我国城镇化模式具有多元性特点,旅游业现如今也成为城镇化强有力的推手,东道主和游客之间有了更多的直接互动。在大理沙溪火把节这一主客矛盾较为突出的节庆中,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互动状态亦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主客互动影响着旅游化的进程,旅游化又反作用于城镇化,二者相辅相成,旅游城镇化在二者的相互促进中得到可持续发展。

山岳型旅游地旅游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以九华山为例

旅游城镇化是指发展旅游业的地区为了给旅游者提供交通、游览、食宿、娱乐、购物等一系列服务,使生产、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与居民大量在此聚集,逐渐形成具有明显职能特色的城镇的过程。分析旅游城镇化现象产生的动力机制是旅游城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以九华山为例,分析了山岳型旅游地旅游城镇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内外多维动力系统,并结合九华山独特的佛教旅游地特征,有针对性地分析了九华山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特点。

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旅游城镇化已成为区域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实现区域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07-2019年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发展进程,通过绘制折线图、雷达图和箱线图表征其时序演进特征,借助标准差椭圆、立体趋势面和核密度估计方法辨析其空间分布格局,并结合灰色关联分析探寻其关键影响因素。结论如下:2007-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虽偶有起伏但较多城市向中高水平集聚,空间上大体呈不均衡分布态势、差异较显著,最终形成西北强势、南部次之、中部弱势的分布格局;京津冀城市群各市旅游城镇化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基于发展战略协同性、差异性和前瞻性原则,为京津冀城市群旅游城镇化出谋划策。

旅游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与协同

新型城镇化是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旅游业的发展是有效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的现实路径,而新型城镇化则是推进旅游发展的有效助力。旅游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以环境、资源吸引力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通过建设旅游卫星城、旅游小城镇、旅游综合体、乡村新社区以及田园综合体等路径,有效实现旅游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发展。

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从阐释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入手,提出了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以四个具有典型特征的旅游名村、名镇为例,总结出产业带动、产业转型、产业融合、产业集聚四种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