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家庭旅游到旅游家庭:一个社会的文化转向

由个人旅游到家庭旅游,由公费旅游到自费旅游,旅游需求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个文化转向。这个文化转向不仅是旅游行为的,同时更是一种旅游思想的转向,旅游家庭作为一个概念正在形成,其出现于社会群体的意识之中,至少存在于社会的潜意识层面里。文章明确地提出了旅游家庭这一概念,是指把旅游生活当作家庭生活一部分的新价值观,是新增种类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指形式上的全家集体出游。旅游者在价值观上由以个人为中心转向以家庭为中心,意味着随着社会富有程度的提高,对心理安全的需求正在超越对物质与功利的渴望,而旅游正好是可以完成这一转向的形式载体,旅游让家可以成为一个移动的概念,分离并提升了家庭的精神价值。

家庭旅游中餐饮消费决策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SOR理论,构建了家庭旅游中餐饮消费的刺激因素、家庭旅游中餐饮消费的机体因素、家庭旅游中餐饮消费的反映因素的理论模型,探讨了家庭旅游中餐饮消费决策及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进行了实证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加以论证,得出结论:1) 影响家庭旅游中餐饮消费的刺激因素主要有商品因素、环境因素、价格因素、群体因素;2) 商品因素、环境因素、价格因素、群体因素对家庭旅游中餐饮消费者的价值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 价值感知在刺激因素与消费意愿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基于上述结果,本文对餐厅促进游客餐饮消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基于2014年、2016年、2018年三期CFPS数据,分析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并以家庭收入作为中介变量与门槛变量,探究收入差距对家庭旅游消费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家庭旅游消费,收入差距以家庭收入为中介影响家庭旅游消费,收入差距与家庭旅游消费之间存在以家庭收入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结构,以推动家庭旅游消费规模和质量的提升。

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

开展家庭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有利于从微观家庭层面深入理解我国旅游市场,缓解旅游消费不平等问题,为切实提高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制定更为精准的旅游发展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本文基于新人力资本理论,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运用Heckman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实证探讨了家庭财务决策者的非认知能力与家庭旅游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旅游意愿和家庭旅游支出;第二,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在中高收入、中低受教育程度家庭财务决策人和女性家庭财务决策人的家庭中影响更强;第三,家庭财务决策人的非认知能力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是通过促进家庭社会资本累积实现的。上述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且在克服内生性偏误后仍然成立。

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的经验证据

旅游的教育功能自古即被中国家庭所认知。家庭旅游在提升孩子综合素质方面的教育意义和价值虽然得到广泛认同,但是教育支出和旅游支出作为家庭消费支出的两个方面,在既定的家庭收入约束下又存在着明显的竞争关系。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经验评估了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的教育支出占比与家庭的旅游消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倒U型拐点为“0.539”。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对家庭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在收入不同的家庭、户主受教育年限不同的家庭都存在着异质性。上述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定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基于此,本文对家庭旅游、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旅游细分市场的营销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建议。

三代同游谁说了算?——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中国三代直系家庭的深度访谈

家庭旅游决策是消费者行为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本文对20个中国三代直系家庭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三代直系家庭旅游决策行为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中国三代直系家庭的旅游决策模式以父代主导,且夫妻共同主导型为主,在旅游决策角色中,父代是发起者、决定者和购买者;在“老-中-青”结构的家庭中,孙代是影响者,祖代是使用者;在“中-青-幼”结构的家庭中,祖代是影响者,孙代是使用者。中国三代直系家庭的旅游决策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共同影响家庭旅游决策行为意向,进而影响家庭旅游决策行为。

新冠疫情背景下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2020年5月至10月间有过出游经历的317个家庭旅游决策风险认知、负性情绪以及合作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新冠疫情背景下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体验风险认知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家庭成员感受到的体验风险越高,在家庭旅游决策中的合作意向越强;体验风险认知以负性情绪为中介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超过1/4;感染风险认知以负性情绪为中介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收入对感染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感染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体验风险认知对负性情绪、负性情绪对家庭旅游决策合作意向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携老型”家庭旅游中子代自我概念清晰性对其幸福感影响

家庭旅游消费过程中,老年亲代作为受益主体,其幸福感获得已有定论,但成年子代作为家庭旅游活动的发起者和主要责任承担者,其幸福感的具体构成、强弱差异和影响机制尚未明确。该研究基于自我理论和幸福感理论,以“自我-决策意愿-幸福感产出”为研究逻辑线索,构建了“携老型”家庭旅游中子代自我概念清晰性和幸福感关联检验模型,开展了两次问卷调查研究(N1=134,N2=303),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发现:成年子代的自我概念清晰性与旅游者享乐主义幸福感和实现主义幸福感均正相关;其自我概念清晰性可以通过影响平衡型决策意愿,促进或抑制旅游者享乐主义幸福感和实现主义幸福感。研究结论证明了成年子代在家庭旅游中的双重幸福感获取特征,明确了自我概念清晰性与幸福感关系在集体文化情境下的适用性,为理解子代家庭旅游幸福感的内生来源提供了理论参照。

年龄结构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消费的变化,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已经出现新的变化,本文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对城乡家庭旅游消费进行理论分析,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利用CFPS三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作用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家庭旅游消费水平存在典型的生命周期特征;我国家庭旅游消费水平的生命周期特征与家庭的人口规模、青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等年龄结构指标密切相关,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家庭旅游消费水平受年龄结构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双重影响,农村家庭旅游消费更多受经济特征制约;青少儿抚养比影响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过程中存在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健康人力资本存在明显的正向中介效应,加剧了青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抑制作用;教育人力资本存在明显的负向中介效应,缓解了青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家庭旅游消费的抑制作用。

成人初显期青年在家庭旅游中的认知与行为倾向研究

“子代-亲代”家庭旅游是旅游重要细分市场之一,但由成人初显期青年主导的“子代–亲代”家庭旅游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关注。文章运用深度访谈法和文本主题分析法,尝试识别和理解成人初显期青年在偕同父母旅游中的认知与行为倾向。研究发现:(1)子代受“关系取向”和“观念取向”影响,根据亲代反应、旅游经验、客观条件在具体的旅游情境中以不同的认知方式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结果;(2)子代的认知和行为可分为独立型、回应型、协商型、敬爱型和亲密型5种类型。研究认为,“关系取向”和“观念取向”为理解青年在家庭旅游中的认知和行为提供了新的方向,反映了青年在旅游中对家庭关系的诉求。文章呼吁未来可关注“关系取向”和“观念取向”在更多集体旅游情境中的适用性,以及家庭旅游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人口负担与家庭旅游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两部模型,研究了人口负担对中国家庭旅游决策及支出水平的影响。发现:1)人口负担对家庭旅游决策和支出水平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决策阶段更易受到人口负担的影响;2)人口负担对旅游参与决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少儿负担比的正效应和老年负担比的负效应,旅游支出影响方面则表现为少儿负担比显著的正向影响;3)乡村家庭旅游支出水平低于城镇,其中高少儿负担比的乡村家庭参与旅游的概率更低,但选择出游的乡村家庭中,少儿负担明显拉动了旅游支出水平;4)家庭旅游支出水平存在区域异质性,即中西部家庭旅游消费水平显著低于东部,但人口负担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却不存在区域异质性。

互联网使用、新型城镇化与家庭旅游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互联网时代,丰富低价的旅游产品不断涌现,推动我国居民家庭旅游消费投入快速增长,而新型城镇化趋势则进一步助推旅游消费增长。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两期数据(CGSS2016和CGSS2018)构建省级面板,深入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经济影响,并从新型城镇化的视角剖析了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相较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家庭,使用互联网的家庭在旅游上的整体消费提高了2.409%;第二,从城乡异质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家庭的旅游消费均具备显著促进作用,但该效果在城镇家庭中更大;第三,以新型城镇化发展作为中介变量开展逐步回归,结果证明互联网使用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可以进一步促进家庭旅游消费总量,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为65.1%,说明新型城镇化发展是发挥互联网对旅游消费推动作用的重要渠道。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互联网使用的调节效应

采用CFPS2018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离散选择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互联网使用、人口老龄化与家庭旅游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家庭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负向作用;互联网使用能有效调节这种负向作用;这种负向作用在老龄化家庭与非老龄化家庭中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给旅游业带来的挑战,政府应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政策与税收政策,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促进互联网惠老技术的开发与普及,提高老年人互联网技能;加强旅游产业政策的支持力度,激励旅游企业积极开发老年市场,深度挖掘老年人口红利。

国外有关旅游者家庭旅游决策问题的研究

家庭旅游市场作为重要的细分市场之一,在近40年来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家庭旅游的决策阶段与决策因子、每个决策阶段及因子的主导者和影响者、影响角色分配的核心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入手,对国外有关家庭旅游决策制定过程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归纳,以期为旅游研究人员和营销、经营管理人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基于市场的西安城市家庭旅游决策研究

家庭是社会群体中最基本的单元,家庭旅游市场已发展成为世界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细分市场。在详细的市场调查基础上,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单身家庭、夫妻二人家庭、核心家庭和延续式家庭4种不同家庭结构旅游者的出游方式、出游动机、出游时间和频率等出游总体特征以及出游信息获取偏好、停留天数与旅游消费偏好、旅游住宿偏好、旅游目的地类型偏好、旅游活动项目偏好等出游认知偏好,从中发现不同类型家庭旅游者的决策行为特征及规律,为家庭旅游市场开拓和营销实践提供依据。

中国家庭旅游市场的消费特征及需求——基于中国追踪调查数据

本文引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2年)19000多户家庭中有旅游消费支出的3617户家庭的相关数据,采用定量的频数分析和单因素方差方法,试分析中国家庭旅游消费特征及需求,通过SPSS软件的数据分析,针对目前中国家庭旅游消费特征及需求提出以下研究建议:根据消费者受教育程度的层次进行旅游产品细分;根据不同生活区域消费者的旅游需求进行旅游产品的细分;或根据城市、城镇和农村的居民进行旅游产品的细分;对"亲子"旅游产品进行细分;应增加更多的优质周边家庭旅游产品与亲子旅游配套设施等。本文所讨论关于中国家庭旅游市场细分的相关建议,可以供旅游行业在制定相关政策和旅游营销策略时作为参考和依据。

家庭旅游决策研究的中国化理论视角与分析思路

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单元,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对象。比较而言,国外旅游研究领域虽长期重视家庭旅游决策研究,但其理论成果的本土化应用仍值得质疑,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消费者行为内涵与表现的独特性。由此,文章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上提出了家庭旅游决策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视角(现象学视角———发现问题;社会学与心理学视角———提炼与解析问题;管理学视角———解决问题)与分析思路(家庭结构;意识形态;内容与结构组成)。以期该命题的中国本土化研究能归于本源,凸显中国本土社会文化下家庭旅游决策行为的基本风貌。

海外移民返乡家庭旅游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建构

对于海外移民返乡的研究,学者们往往聚焦于解析其返乡动机、探访祖国家园的行为,以及返乡旅游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而对其返乡旅游过程中形成的集体记忆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建构的作用却鲜有涉及。该研究选择10个北美华侨家庭就返乡家庭旅游开展联合访谈,运用叙事研究方法,解析其返乡家庭旅游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建构。研究发现,海外移民返乡家庭旅游集体记忆的信息遵循"地点""活动""感受"三者之间互动影响的逻辑进行建构,通过分享行为来维系;而国家认同随着集体记忆的形成而建构,并通过日常实践体现出代际差异性、传承性和垂直传播性。该研究对海外移民的返乡研究、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家庭旅游的模式分析与产品选择

家庭旅游是家庭成员之间联络感情和放松身心的最好方式,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通过对国外家庭旅游的实证分析,总结了家庭旅游的主要类型和模式,以期给国内即将来临的家庭旅游热潮提供经验和借鉴。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旅游消费--基于信息渠道的中介效应分析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城乡居民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和休闲中已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文章基于消费者信息行为理论和信息传播理论,利用CFPS 2014年、2016年和2018年数据,并结合对应年份的25个省份的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文章计量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居民的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家庭旅游消费随家庭平均上网时间的增加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形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促进作用最大,对户主为待就业和体制外就业的家庭影响作用更大;(4)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信息渠道对家庭旅游消费具有显著的中介效用。文章对传统的消费者信息行为理论和信息传播理论进行了补充,指出信息传播与消费者行为之间是一种更为紧密的双向互动和循环累积的强关系,同时也提出,科学合理使用互联网、优化信息环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行差异化的工作模式和休假制度是持续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