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韧性与效率协同效应及空间特征分析

韧性与效率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核心议题,促进旅游生态韧性与效率深度协同,是长江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文章以2010—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在构建旅游生态韧性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其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哈肯模型探究二者的协同效应,并分析其动态演化态势及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整体旅游生态效率水平较高,是主导协同演化的序参量,区域旅游生态韧性有待提升。东部地区属于旅游生态韧性与效率“双高”地区,但下滑趋势明显;西部地区旅游生态韧性与效率均有显著提升;中部地区属于旅游生态韧性与效率“洼地”。(2)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韧性与效率整体协同水平呈现向优质协同发展的趋势。江苏省、上海市、贵州省、四川省属于优质协同区域;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属于系统失调区域。(3)随时间推移,优质协同地区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在降低,区域协同水平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到“东、西双核突出”再到“西部超越”的空间演化格局。(4)旅游生态韧性与效率存在复杂的竞合关系,三大地区也面临不同的协同困境,其中,东部地区旅游发展新动能不足,中部地区旅游生态系统存在低水平趋同式发展的困境,西部地区需解决旅游业内部发展差距大的弊端。

基于熵权TOPSIS方法与模糊物元模型的河西走廊地区旅游生态安全评估

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估事关旅游可持续发展,择优选取评价方法对降低旅游生态安全评估结果不确定性意义重大。基于此,以河西走廊地区5个地级市2011—2020年旅游生态安全状况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熵权-优劣解距离法(熵权TOPSIS法)与模糊物元模型量化结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2种方法评价结果表明,河西走廊地区旅游生态安全总体呈上升趋势。(2)河西走廊地区驱动力指数与压力指数变化趋势相对协调,影响指数与状态指数变化趋势相似,响应指数较好地反映了区域政府的举措成果。(3)模糊物元模型方法获得的评价结果可信度更高。研究结果可为评估旅游生态安全体系选取模型时提供一定参考。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时空动态识别与驱动因素探测

旅游生态效率表征旅游业绿色集约发展水平,能直接反映旅游与生态两大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该文以黄河流域73个市域为研究单元,综合采用Super-SBM模型、线性趋势分析、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2008—2017年黄河流域市域尺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格局、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2008—2017年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均值呈现先降后升的“U”形态势,且具有显著空间异质性特征;核密度曲线趋向“双峰”形态发育,右尾延长度增加显著,效率提升效果明显。②旅游生态效率等级表现为低效率城市为主体,高效率城市不断扩充,且有向中下游集聚趋势;轻度下降、基本不变市域与轻度提升、显著提升市域数量相当;流域旅游生态效率局域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空间依赖性特征,区域间存在一定空间整合性,且协作强于竞争;局部空间转移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在短期内难以扭转旅游生态效率依附关系惯性。③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格局特征是诸多因素综合驱动的结果,城镇化水平是影响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的长期主导因子,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综合交通通达性、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的交互作用对旅游生态效率的正向边际效应明显。

基于冰冻圈背景的中国西部五省(区)旅游生态效率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西部五省(区)旅游生态效率的提升,既关乎旅游业自身高质量发展,又关乎西部生态保护与绿色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冰冻圈旅游分析为背景,基于碳排放约束视角,从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三个环节构建西部五省(区)旅游生态效率测算框架。在此基础上,采用超效率SBM(slack-based measure)模型对2013—2021年西部五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展开测度,并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西部五省(区)整体旅游生态效率水平不高,其中,甘肃旅游生态效率较高,高于西部五省(区)整体平均水平。(2)2013—2021年期间,西部五省(区)整体旅游生态效率呈增长态势,其中,西藏增速最为显著。(3)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碳排放结构、冰冻圈禀赋与环境规制是旅游生态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冰冻圈环境对其他因素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随着冰冻圈工程服役的提升,西部地区旅游流、物流、资金流将显著提升,冰冻圈禀赋将从以往的限制因素逐步转变为经济优势。通过提升冰冻圈旅游效率,将有力助推和提升冬春季西部五省(区)的旅游生态效率。

旅游者对旅游生态标签认证的感知差异及影响因素

生态标签认证是实现旅游资源生态价值的重要途径,在国家“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指引下,旅游生态标签认证能够激发排他性市场竞争优势。利益主体感知度直接影响生态标签认证的实施效果和消费者决策行为。本研究以“绿色饭店”生态标签为例,对不同经济社会属性旅游者的旅游生态标签认证感知进行异质性分析,探索提高旅游生态标签认证激励效应的原理,结果显示:旅游者对生态标签认证的影响感知呈现两面性,既有正面感知因子,也有负面感知因子,国内旅游者对旅游生态标签认证的正面感知较为强烈;根据旅游生态标签认证感知差异分布规律,旅游者被划分为“热情的支持者”、“理性的支持者”、“强烈的反对者”三种类型,不同类型旅游者感知比例差异明显,但低感知度旅游者具有转化为高感知度旅游者的潜能,这是旅游经营管理部门的努力方向;利益主体经济社会属性与感知变量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的旅游者对旅游生态标签认证感知呈现出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对旅游管理中实施精准化绿色营销、设计旅游生态标签认证流程、加强生态旅游教育培训具有典型指导意义。

省域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山西省为例

旅游生态效率的提升对促进区域旅游资源优化与整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分析2006—2020年山西省11个城市的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规律,利用地理探测器识别山西省旅游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及其交互效应。结果表明,2006—2020年山西省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呈现明显的U形演化轨迹,旅游生态效率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纯技术效率的提升推动旅游生态效率的优化发展。山西省旅游生态效率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其变化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具有一致性,呈现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山西省旅游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水平是山西省旅游生态效率空间格局的主导影响因素,社会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且处于波动状态,两两因子交互后呈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两种模式,表明山西省旅游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了要积极开发生态旅游产品、优化旅游基础设施、盘活闲置旅游项目、调整优化景区管理、加强入境旅游工作、支持旅游企业发展、拓宽融资渠道、加强用地保障等涉及多部门职能的政策举措。

贵州省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以贵州省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

目的: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生态环境面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考验,且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生态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对于防止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发挥着关键作用。为防止生态系统受到过度开发、极端污染或其他破坏性活动的威胁,重视生态安全保护对于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以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至关重要。方法:文章从生态安全角度出发,选取贵州省的六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旅游生态安全进行评估,并应用障碍度模型来分析其限制因素。结果:大多数地级市的旅游生态安全级别从敏感级别转变为临界安全级别,甚至提升至一般安全级别,呈现良好发展态势。2011年至2019年,贵州省的旅游生态安全状况有所改善,距实现均衡发展仅有一小段距离;各地级市旅游生态安全维护面临的障碍因素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相似之处体现在地区障碍因素主要为在校大学生人数(R4),而不同地区间障碍因素又受到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结论:贵州省应加强政府统筹管理,并增强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文章结合贵州省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针对性建议,以缩短地区之间的差距,确保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协同发展。

基于DPSIR框架的黄山市旅游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分析

论文以DPSIR模型建立起黄山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并以障碍度模型、灰色GM(1,1)模型对其障碍因子和未来动态演变趋势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2013-2021年间,黄山市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整体上小幅上升,其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均隶属于敏感级和临界安全级。具体来看,黄山市旅游生态安全驱动力和压力子系统综合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状态、影响和响应子系统综合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压力和状态障碍度呈上升趋势,影响和响应障碍度呈现下降趋势,驱动力障碍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按当前发展态势,黄山市未来9年旅游生态安全贴近度将逐年提升。

长三角地区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生态网络动态耦合与影响机制分析

以2013年、2016年、2019年、2021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别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耦合协调模型评价旅游生态效率、旅游生态网络优势度及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旅游生态效率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等效率及以上地区由南部逐渐向北部转移;(2)旅游生态网络优势度总体水平偏低,但呈上升趋势,大致呈现出以江苏省南部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3)长三角地区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生态网络优势耦合协调度整体亦呈上升态势,其中中度耦合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占比91%,说明长三角地区的协同发展处于良性状态;(4)两者耦合协调度受科技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规制能力、环境规制力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达到两者高耦合协调度的路径有3条。

边境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边境旅游促进边境地区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边境生态安全。论文通过DPSIR模型构建指标体系,用熵值法、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2009—2019年边境9省区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间上,边境旅游生态安全总体上呈“U”型特征,各省区安全差异有扩大趋势,2016年是安全转变的重要节点;(2)从空间上,边境旅游生态安全存在边境线“纬度分异”特征,整体形势严峻;东北、西部、西南边境地区安全变化情况分别为复杂型、恶化型和改善型;(3)影响因素方面,各系统层障碍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影响系统上升速度最快,主要障碍因子为社会类型指标和经济类型指标,三大边境地区主要障碍因子由驱动、状态系统指标向影响系统指标转变。

区域城市旅游生态位测评及发展策略研究——以珠江——西江经济带为例

论文基于旅游生态位理论对珠江—西江经济带跨区域城市旅游系统进行研究,通过构建其旅游生态位测评指标体系,进而计算得出区域内各市的旅游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并根据测评结果将区域内各城市旅游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度分别与区域内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通过宽度和重叠度数值的高低分布把区域内的城市划分为4类,第一类为重叠度及宽度都较高的南宁和柳州,第二类为重叠度高且宽度较低的梧州、肇庆和来宾,第三类为重叠度较低且宽度也较低的百色、崇左、云浮和贵港,第四类为重叠度低且宽度高的广州和佛山,并根据旅游生态位扩充、分离等理论针对性地提出不同类型城市的旅游发展策略,旨在推动整个区域旅游系统向更高级不断进化,为珠江—西江经济带11市的旅游业提供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策略,进而更好地促进区域旅游协同发展。

黄土高原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动态演进及驱动机制

全面揭示黄土高原旅游生态安全状况可为当地生态保护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基于DPSIR模型构建了黄土高原旅游生态安全的评价体系,结合熵权TOPSIS法、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趋势面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深入剖析了黄土高原2004—2019年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动态演进规律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旅游生态安全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其均值由0.093增长至0.225,但城市间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从等级变化来看,“恶化级”城市数量大幅收缩,“临近安全”及以上等级城市的比重自2014年以来逐渐扩大,但“风险级”和“敏感级”城市仍占据七成以上。2)在空间层面,旅游生态安全“低水平均衡”被长期锁定,但自2013年以来有所改观,西安、郑州、太原等省会城市已成长为相对高值区,且高低水平各自集聚的“马太效应”逐步彰显,冷点区由“零星散落”向宁夏和甘肃东部“连片扩张”,热点区则于2016年后向山西大部铺展。此外,黄土高原的东西向空间趋势面大体呈“倒U型”特征,南北方向的趋势面则相对和缓,但“中部塌陷”的倾向需十分警惕。3)驱动机制方面,旅游经济的相关要素驱动力最为显著,与生态环境相关联的因子解释力普遍呈上升态势。总体来看,旅游生态安全系统是由驱动力(D)、压力(P)、状态(S)、影响(I)和响应(R)各个子维度持续互馈的结果,它们均为系统的良性循环起到了关键作用。

基于PSR模型的西藏旅游生态安全分析

旅游业是拉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西藏生态环境脆弱,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更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本文结合实际构建了西藏旅游生态安全评价PSR模型,然后利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并通过收集2006-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作出总结与安全等级判断。结果显示,西藏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在轻微波动中呈整体上升态势,表明其旅游生态安全情况有向好趋势,同时压力层、状态层以及响应层各自数值总体增减量不大,但期间存在起伏较多;2006-2010年期间,旅游生态安全的状态指标指数和响应指标指数在压力指标下反应更加迅速。鉴于此,西藏应采取提高旅游产品开发质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居民及游客环保意识等措施来提升旅游生态安全,以促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生态税法视野下旅游生态保护之构想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但是游客和景区所在地政府的旅游生态意识薄弱,景区管理者为利益驱动忽略可持续发展,因此旅游生态问题的出现是制约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生态税的绿色红利对改善旅游生态有正向的影响力,因此,扩大征税主体、拓展生态税的征税范围以及生态税的专款专用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旅游生态的向好发展,最终实现旅游产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黄河流域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运用Super-SBM模型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索黄河流域9个省份2009-2019年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OLS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旅游生态效率在时间上呈稳步提升态势,在空间上呈“中游>下游>上游”的非均衡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集聚上,“上游冷、下游热”的“空间锁定”现象突出;旅游生态效率的地区间非均衡性逐渐减弱,核密度曲线向“高高集聚”的“俱乐部收敛”单峰形态演变,空间上呈现出“东北-西南”走向的分布态势,重心呈现出“西进东退”的运动轨迹,空间格局展现出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创新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绿化水平对黄河流域整体和不同流域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较强。

黄山市旅游发展潜力与旅游生态效率的耦合关系研究

对2005—2020年黄山市旅游发展潜力、旅游生态效率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与评价,并采用Tobit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黄山市旅游发展潜力总体呈现小幅度波动上升趋势,均值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547和9.5%;旅游生态效率总体呈现“M”型发展态势,围绕均值0.557上下浮动。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现波动性上升特征,具体分为发展不平衡阶段、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和共生发展波动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结构和环境承载容量对旅游发展潜力和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呈正相关,而旅游接待设施对其影响则呈负相关。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系统韧性与区域发展交互关系研究

旅游生态系统韧性与区域发展的交互促进对新时代背景下的地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以2011年—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旅游生态系统韧性指数与区域发展指数,并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旅游生态系统韧性与区域发展之间的交互响应关系。结果发现研究期间旅游生态系统韧性与区域发展综合指数呈现交错上升的良好态势,但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旅游生态系统韧性与区域发展均存在显著的自我增强机制,且增强作用逐渐减弱,存在正向累积效应和惯性发展趋势;区域发展与旅游生态系统韧性在短期内能实现自我促进,但从长期效应看,冲击效应逐渐衰减;其中区域发展对旅游生态系统韧性作用强度更大,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旅游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高速发展的旅游业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环境问题,环境和资源消耗属性决定了旅游与生态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研读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旅游生态安全概念伦理、作用机制、评价预警、提升策略进行了梳理分析。旅游生态安全概念在旅游环境学、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环境容量等概念的基础上建立,Meta分析证明了旅游与生态关联是双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两者非简单的线性关联,随时空或政策推移而发生变化。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多通过问题解构或评价模型结合辅助方法进行,将结果反映到特定的阈值加以判断,针对薄弱环节建立的监测预警体系有助于提高污染脆弱和疲软的消化能力。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可以通过建立层级管理体制、改变旅游消费模式、建立生态创新体制三项策略加以提升,国内外研究仍然存在三方面问题:1)国内概念僵化、作用机制识别不清;2)指标联系断裂,缺乏质量和动态评价;3)预警单一化、尺度小。未来旅游生态安全研究可能由旅游可持续走向旅游生态韧性和旅游生态效率。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门限效应及空间差异

环境规制手段与环境规制水平的动态调整是引领旅游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采用熵值法和非径向SBM模型解读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自愿型3种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综合运用普通面板回归和面板门限回归辨析3种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命令控制型表现为“U”形演变轨迹并呈“西部高值集聚、东部与中部低值集聚”的空间格局,市场激励型由东至西呈梯度递减特征,且随时间推移愈发显著,公众自愿型则先震荡下跌后缓慢提升。(2)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均值距离最佳生产前沿面仍有29.6%的改善空间;纯技术效率均值高于规模效率,是促进旅游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因素。(3)命令控制型与旅游生态效率呈正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与公众自愿型分别产生单门限与双门限的非线性影响,随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均呈“负向效应逐渐减弱、正向效应开始显化”特征,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差异。

辽宁旅游生态足迹的动态分析

文章运用"生态足迹""旅游生态足迹"及"旅游生态压力指数"的概念和计算模型对辽宁省2000～2005年间旅游生态足迹、旅游生态赤字及旅游生态压力动态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旅游人次的增加,给旅游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旅游生态赤字、旅游生态压力指数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未来辽宁生态建设的完善是减轻旅游生态压力,减少旅游生态赤字,保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