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生态安全的互动关系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系统审视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生态安全的互动关系对促进旅游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中游城市群的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区位熵和模糊物元模型分别测度2010—2021年各城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和旅游生态安全,并运用PVAR模型探讨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生态安全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序列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和旅游生态安全整体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随时间变化不断提升,而旅游生态安全的区域差异则不断下降。空间分布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中高水平区占据主导地位,呈现出“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的格局;旅游生态安全呈现出以武汉市、南昌市与长沙市为主的“三足鼎立”的分布格局。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生态安全存在显著的互促关系,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生态安全受自身影响最大,且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生态安全的影响远大于旅游生态安全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

基于熵权TOPSIS方法与模糊物元模型的河西走廊地区旅游生态安全评估

旅游地生态安全评估事关旅游可持续发展,择优选取评价方法对降低旅游生态安全评估结果不确定性意义重大。基于此,以河西走廊地区5个地级市2011—2020年旅游生态安全状况为研究对象,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熵权-优劣解距离法(熵权TOPSIS法)与模糊物元模型量化结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2种方法评价结果表明,河西走廊地区旅游生态安全总体呈上升趋势。(2)河西走廊地区驱动力指数与压力指数变化趋势相对协调,影响指数与状态指数变化趋势相似,响应指数较好地反映了区域政府的举措成果。(3)模糊物元模型方法获得的评价结果可信度更高。研究结果可为评估旅游生态安全体系选取模型时提供一定参考。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目的]科学评价旅游生态安全对长江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低碳化转型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方法]以长江经济带为案例地,从效率视角采用“DPSIR-DEA”指标框架构建区域旅游生态安全评估体系,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GTWR模型分析了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化过程和影响因素。[结果](1) 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呈现波动变化特征,表现为“W”型螺旋上升的趋势;(2) 2008—2019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演化存在较强的空间差异性,具有“整体稳定,局部波动”的特征,在空间上,中部区域旅游生态安全时空变化较小,长三角地区、成渝地区旅游生态安全波动性较大;(3)影响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有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各个方面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此外,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存在较强的时空非平稳性。[结论]从效率视角切入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安全的测算和评估,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和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发挥好旅游业对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的重要贡献价值。

基于DPSIRM与障碍度模型的南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及其障碍因子研究

【目的】为实现南山国家公园旅游高质量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方法】利用DPSIRM(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管理)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权重进行确定,利用线性加权法计算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值和综合值,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南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安全的障碍因子。【结果】南山国家公园的旅游生态安全处于Ⅳ级的比较安全的层次和状态,其综合值为6.3552;综合值、权重和评价值分数较高(0.5~0.6)的主要集中在人口、景观质量、旅游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等方面,分数较低(0~0.2)的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景观性质等方面;人口自然增长率、旅游地在全部的面积中的占比、地区生产总值、旅游收入、环境治理占GDP比重和人均耕地面积等指标(他们的累积障碍度大于50%)是障碍度较大的影响因素,对南山国家公园的旅游生态安全影响较大。【结论】南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呈整体比较安全态势,需要更多关注长时间序列的旅游生态安全发展,助力构建南山国家公园旅游生态安全屏障。

贵州省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以贵州省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

目的: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生态环境面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考验,且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生态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生态环境安全对于防止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发挥着关键作用。为防止生态系统受到过度开发、极端污染或其他破坏性活动的威胁,重视生态安全保护对于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以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至关重要。方法:文章从生态安全角度出发,选取贵州省的六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旅游生态安全进行评估,并应用障碍度模型来分析其限制因素。结果:大多数地级市的旅游生态安全级别从敏感级别转变为临界安全级别,甚至提升至一般安全级别,呈现良好发展态势。2011年至2019年,贵州省的旅游生态安全状况有所改善,距实现均衡发展仅有一小段距离;各地级市旅游生态安全维护面临的障碍因素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相似之处体现在地区障碍因素主要为在校大学生人数(R4),而不同地区间障碍因素又受到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结论:贵州省应加强政府统筹管理,并增强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文章结合贵州省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针对性建议,以缩短地区之间的差距,确保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协同发展。

北部湾滨海城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与优化研究

基于DPSIR模型,构建了包括5个准则层指标和22个基础指标共同构成的北部湾滨海城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综合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2019年北部湾滨海城市旅游生态安全进行定量评价。评价结果表明:北部湾7个滨海城市旅游生态安全指数均处于0.6~0.8,属于“较安全”等级,其中阳江市和钦州市旅游生态安全程度相对较高,海口市、茂名市和北海市紧随其后,防城港市及湛江市相对较低;旅游生态安全5个子系统均属于“安全”以上等级,影响和压力子系统表现相对较优,驱动力和状态子系统表现中等,响应子系统相对较差,各城市5个子系统之间得分存在显著。最后,基于评价结果,对北部湾区域7个滨海城市分别提出旅游生态安全优化对策。

基于DPSIR框架的黄山市旅游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分析

论文以DPSIR模型建立起黄山市旅游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并以障碍度模型、灰色GM(1,1)模型对其障碍因子和未来动态演变趋势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2013-2021年间,黄山市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整体上小幅上升,其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均隶属于敏感级和临界安全级。具体来看,黄山市旅游生态安全驱动力和压力子系统综合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状态、影响和响应子系统综合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压力和状态障碍度呈上升趋势,影响和响应障碍度呈现下降趋势,驱动力障碍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按当前发展态势,黄山市未来9年旅游生态安全贴近度将逐年提升。

边境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边境旅游促进边境地区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边境生态安全。论文通过DPSIR模型构建指标体系,用熵值法、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2009—2019年边境9省区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间上,边境旅游生态安全总体上呈“U”型特征,各省区安全差异有扩大趋势,2016年是安全转变的重要节点;(2)从空间上,边境旅游生态安全存在边境线“纬度分异”特征,整体形势严峻;东北、西部、西南边境地区安全变化情况分别为复杂型、恶化型和改善型;(3)影响因素方面,各系统层障碍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影响系统上升速度最快,主要障碍因子为社会类型指标和经济类型指标,三大边境地区主要障碍因子由驱动、状态系统指标向影响系统指标转变。

黄土高原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动态演进及驱动机制

全面揭示黄土高原旅游生态安全状况可为当地生态保护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基于DPSIR模型构建了黄土高原旅游生态安全的评价体系,结合熵权TOPSIS法、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趋势面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深入剖析了黄土高原2004—2019年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动态演进规律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旅游生态安全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其均值由0.093增长至0.225,但城市间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从等级变化来看,“恶化级”城市数量大幅收缩,“临近安全”及以上等级城市的比重自2014年以来逐渐扩大,但“风险级”和“敏感级”城市仍占据七成以上。2)在空间层面,旅游生态安全“低水平均衡”被长期锁定,但自2013年以来有所改观,西安、郑州、太原等省会城市已成长为相对高值区,且高低水平各自集聚的“马太效应”逐步彰显,冷点区由“零星散落”向宁夏和甘肃东部“连片扩张”,热点区则于2016年后向山西大部铺展。此外,黄土高原的东西向空间趋势面大体呈“倒U型”特征,南北方向的趋势面则相对和缓,但“中部塌陷”的倾向需十分警惕。3)驱动机制方面,旅游经济的相关要素驱动力最为显著,与生态环境相关联的因子解释力普遍呈上升态势。总体来看,旅游生态安全系统是由驱动力(D)、压力(P)、状态(S)、影响(I)和响应(R)各个子维度持续互馈的结果,它们均为系统的良性循环起到了关键作用。

基于PSR模型的西藏旅游生态安全分析

旅游业是拉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西藏生态环境脆弱,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更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本文结合实际构建了西藏旅游生态安全评价PSR模型,然后利用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并通过收集2006-202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作出总结与安全等级判断。结果显示,西藏旅游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在轻微波动中呈整体上升态势,表明其旅游生态安全情况有向好趋势,同时压力层、状态层以及响应层各自数值总体增减量不大,但期间存在起伏较多;2006-2010年期间,旅游生态安全的状态指标指数和响应指标指数在压力指标下反应更加迅速。鉴于此,西藏应采取提高旅游产品开发质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居民及游客环保意识等措施来提升旅游生态安全,以促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旅游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高速发展的旅游业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环境问题,环境和资源消耗属性决定了旅游与生态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研读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旅游生态安全概念伦理、作用机制、评价预警、提升策略进行了梳理分析。旅游生态安全概念在旅游环境学、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环境容量等概念的基础上建立,Meta分析证明了旅游与生态关联是双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两者非简单的线性关联,随时空或政策推移而发生变化。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多通过问题解构或评价模型结合辅助方法进行,将结果反映到特定的阈值加以判断,针对薄弱环节建立的监测预警体系有助于提高污染脆弱和疲软的消化能力。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可以通过建立层级管理体制、改变旅游消费模式、建立生态创新体制三项策略加以提升,国内外研究仍然存在三方面问题:1)国内概念僵化、作用机制识别不清;2)指标联系断裂,缺乏质量和动态评价;3)预警单一化、尺度小。未来旅游生态安全研究可能由旅游可持续走向旅游生态韧性和旅游生态效率。

基于DPSIR-SBM框架的旅游生态安全时空动态及影响路径——以云南省为例

该文基于跨时期的DPSIR-SBM理论框架遴选评价指标,利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探查2007—2019年云南省旅游生态安全系统的时空动态特征,并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剖析关键因素的复杂交互影响路径。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云南省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呈波动上升发展态势,各市州发展差距逐渐缩小,极化发展的“马太效应”有所减弱;②各市州旅游生态安全等级的跃升态势明显,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经历了极化布局至均衡化布局的演变过程,并在期末总体表现为“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③影响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的原因具有非对称性及多重并发性,实现高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的影响路径包括多元要素聚合型、政府投入弥补型,导致非高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的影响路径包括产业基础薄弱型、核心要素抑制型。

我国主体功能限制开发区域旅游生态安全动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以张家界为例

旅游生态安全是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旅游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础。基于主体功能限制开发视域下旅游生态安全内涵解析和“压力⁃状态⁃响应”框架构建指标体系,继而采用改进的逼近理想排序法(TOPSIS)模型、卷积神经网络和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CNN⁃LSTM)混合神经网络预测模型、因子贡献度模型对张家界旅游生态安全动态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行刻画分析。研究发现:(1)旅游生态安全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安全等级与警情状态不断改观,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演变分为“增减交替”“快速上升”“稳定增长”三个时期。(2)旅游生态安全三大子系统均朝良性方向发展,但演化态势差异显著,压力子系统平均安全水平最高,但增长速率迟缓,状态子系统与前者则呈完全逆反态势,响应子系统平均安全水平与增长速率均处于中间位序水平,演变走势稳定性欠佳。(3)2021—2030年,旅游生态安全指数预测值有望从0.6194增至0.7665,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呈“螺旋式”上升趋势,整体安全状况将会得到持续优化,但仍存在较强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4)影响旅游生态安全动态演变的首位驱动因子呈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面积→城镇化率”的转换特征,旅游经济地位提升、公共绿地建设供给、工业绿色转型发展对旅游生态安全具有正向驱动效应,传统城镇化与工业化、高强度能源消耗、旅游产业无序扩张、频发性自然灾害、迟滞居民生活水平则产生负向抑制效应。

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

基于PS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Max-DEA软件、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0—2020年汾河流域35个县域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主导因子进行探析。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上,2010—2020年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型演变态势,多集中于“敏感级”且缓慢趋向“临界安全级”。(2)空间格局上,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出整体和区域两种空间演变格局。(3)空间相关性上,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全局空间关联经历了由弱相关向强相关的演变。(4)影响汾河流域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强度、旅游资源禀赋吸引度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生态安全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DPSI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体系,运用区位熵和熵值法分别测度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生态安全的门槛效应及其在三个子城市群内的作用差异。结果表明:东南部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整体较高且呈上升趋势,西北部区域水平较低且呈下降趋势;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地区之间差距较大,高值区始终稳固在武汉、长沙和南昌,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孝感、鄂州和黄石等城市;在全区域内,以旅游产业集聚、旅游发展水平和旅游负荷水平为门槛变量时,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对旅游生态安全水平的提高起促进作用,但在三个子城市群内的门槛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广西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演化及障碍因子诊断

旅游生态安全是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以DPSIR框架为基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圆、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分析2011—2020年广西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演化趋势及障碍因素。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1)旅游生态安全总体上处于临界安全级,安全等级水平不高。南宁、柳州、北海、河池4市处于临界安全以上等级,是14个城市中安全等级保持较高水平且发展稳定的城市。(2)旅游生态安全空间布局存在不均衡性,旅游生态安全空间相关性较弱,主要集聚于高-低、低-高两种类型。(3)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格局演化趋势基本稳定,无明显集聚扩散效应,现有发展格局仍然会维持较长的时间。(4)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存在阶段性变化。四个时间节点中障碍度最大的分别是第三产业增长率、人均生活用水量、旅游收入增长率、旅游人数增长率。

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

以浙江省为案例地,构建了基于PSR-EES模型的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TOPSIS法对其2000~2012年旅游生态安全进行了动态评估,并使用生态安全等级动态度模型、马尔可夫链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其时空格局和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 2000~2012年,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指数由0.399增加至0.628,安全等级从敏感等级上升至一般安全等级;2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风险等级和敏感等级的城市数量减少,而临界安全和一般安全等级的城市数量增加,且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存在跳跃式转移;3浙江省旅游生态安全主要障碍因子为游客数量增长率、旅游收入增长率、环保投入占GDP比重和森林覆盖率。

普陀山岛旅游生态安全发展趋势预测

科学地预测海岛目的地旅游生态安全发展趋势,对促进海岛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建立了由承载力-支持力-吸引力-延续力和发展力(CSAED模型)子系统构成的普陀山旅游生态安全指标体系,并在灰色系统GM(1,1)模型和RBF神经网络模型比较选优的基础上,对普陀山岛旅游生态安全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表明:(1)和灰色系统GM(1,1)模型相比,RBF神经网络模型的Pearson相关系数和误差均方根值更优,可更精确地拟合普陀山岛旅游生态安全发展趋势;(2)2015—2020年,普陀山岛旅游生态安全指数的RBF神经网络模型预测结果由0.7017增加至0.8135,安全等级由比较安全上升至非常安全。研究结果可为维护普陀山岛旅游生态安全提供决策依据。

广东省旅游生态安全时空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

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综合评价模型分析广东省旅游生态安全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取障碍度模型诊断旅游生态安全的主要限制因子。结果表明:(1)2005—2014年,广东省旅游生态安全指数总体呈上升的趋势,安全等级从风险等级提升至比较安全等级;(2)2005—2014年,除揭阳外,广东省其他20市的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均有所提升;(3)从指标层来看,2005—2008年广东省旅游生态安全的最大障碍因子是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2009—2010年其最大的障碍因子是固体废弃物排放量,而2011—2014年其最大障碍因子则是城镇化率,主要影响因子由环境经济方面过渡到了社会经济方面。从目标层来看,目前压力系统成为阻碍广东省旅游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

基于改进DPSIR-DS模型的旅游生态安全等级测度及时空演变分析——以“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为例

针对当前旅游生态安全等级评估中"非此即彼"的问题,本文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构建了旅游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D-S证据理论对"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旅游生态安全等级进行了动态评估,并对其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2007年到2015年,"丝绸之路"旅游生态安全等级沿着"风险-敏感-风险"方向演变,总体处于较低安全等级;"丝绸之路"沿线五省区的旅游生态安全等级均位于Ⅰ～Ⅳ,根据安全等级的演变趋势,将旅游生态安全等级演变类型划分为风险缓解型、风险加剧型和风险反复型3种,其中,新疆、宁夏和陕西属于风险缓解型区域,青海为风险加剧型区域,甘肃为风险反复型区域;各安全等级之间转换频繁,但未发生跳跃式转移的情况。研究结果可为管理与监控"丝绸之路"旅游生态安全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