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研究

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构建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OLS模型、GWR模型等,从时空视角探究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2~2021年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和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2012~2019年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子系统起主导作用;2020~2021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耦合协调度先明显下降,后缓慢恢复。②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各省市综合评价水平、子系统评价水平得分的上升和恢复速度有明显差异,长江经济带总体向有序协调发展。③推动三系统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总体可分为外部动力和内在动力,其中以入境游客人数为代表的外部动力和以水资源总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为代表的内部动力对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的正向驱动作用最强。

福建省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时空差异研究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2010—2019年福建省及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三大系统发展评价指数进行测算,构建三元系统耦合协调模型并选取4个时间截面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利用障碍度模型探讨耦合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福建省各地级市三大系统发展及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现上升态势,但上升速度存在区域差异。(2)在研究期内,福建省总系统协调度不断向好发展。(3)截面数据的表明,福建省各地级市耦合协调度呈现出失调衰退—中间过渡—协调提升的转化趋势。(4)障碍度模型测算结果表明影响三大系统耦合协调的主要障碍因子是旅游经济效益、经济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

城镇化-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区、市)为例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区、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城镇化-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复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熵值赋权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其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2009-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区、市)的城镇化、生态环境、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但均呈上升趋势,城镇化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一致性;研究区城镇化-生态环境-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较低,保持在0.4~0.6,但各省(区、市)均呈较稳定的缓慢上升趋势,逐步向良性协调方向发展;耦合协调度大致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主导制约因素皆为旅游产业滞后.

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与障碍因子分析--以沈阳市为例

构建了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测算了沈阳市2009-2018年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诊断耦合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结果表明: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评价值呈现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综合评价指数呈现出稳步上升的发展态势;2009-2018年沈阳市三大子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逐步转化为良好协调;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量、国际旅游收入、第三产业比重、人均供水量是影响沈阳市旅游发展-城市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

广东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依据2001―2010年广东省旅游、经济、环境方面的数据,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PSS和GIS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物理学中耦合协调度函数建模法,对广东省21市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21市的耦合协调度在不断提高,平均耦合协调度由2001年的濒临失调提升到了2010年的勉强协调水平;但各市旅游、经济、环境3个子系统的发展程度各异,省内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也存在一定差距,且这种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珠三角地区发展的起点高、速度快,而粤北山区和两翼地区始终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2001年广州、深圳的耦合协调度得分分别为0.65、0.67,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揭阳、云浮得分为0.29、0.33,分别为中度失调水平和轻度失调水平。到2010年,广州、深圳的耦合协调度达到了良好协调的水平,而揭阳、云浮的耦合协调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张家界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综合评价

旅游业是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重要的发展产业之一,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载体。协调好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张家界市是我国著铭旅游景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所在地,本文从旅游-经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引入协调发展度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对张家界市1996-2010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和发展态势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表明,张家界市旅游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的评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旅游子系统的评价值存在一定的波动变化;张家界市旅游-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属中度协调发展类;系统耦合协调类型正在以经济发展超前型逐渐演变为旅游发展超前型。这说明近年来张家界市的旅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效益不断提高;但相对于旅游发展的而言,其生态环境的发展与改善还有较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基于耦合模型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以江苏沿海为例

文章在分析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评价模型,以江苏沿海为研究单元,分析了2001-2013年沿海整体和分市的三个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研究结果显示:耦合协调度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具有显著空间差异;生态环境普遍出现发展滞后现象。鉴于此,提出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创新发展模式,强化评估监督等发展对策。

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关系的时空分异研究

加快推进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样本,构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和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实证分析了2009—2013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协调发展度的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在考察期内的整体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明显优于旅游产业和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区域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偏低,包括濒临失调、轻度失调和中度失调等3种协调发展类型,在时间特征上呈现平稳上升的良性发展态势,并表现出明显的"东高、中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发展研究综述

国外不乏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双向作用关系、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等研究,但由于城镇化进程和国情不同,国外鲜见快速城镇化地区的研究。快速城镇化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活跃的地带,又是矛盾多发、尖锐的地区,存在生态、环境、经济诸多问题。有必要梳理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发展的文献,查找研究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贯彻生态文明,指导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质量提升。当前快速城镇化地区的研究梳理为3个方面:其一,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区位布局层面快速城镇化地区内涵外延界定,其存在的区内生态、环境、经济问题、以及区际矛盾;其二,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维度、环境维度、经济维度等单一维度、某一方面的研究;其三,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多要素、多维度间耦合关联与协同发展的研究。总结出当前研究存在的3个不足:即单维度研究多、两维度次之,多维度、系统性、多学科研究缺乏;结构、功能构成论研究多,耦合生成内在机理研究少;东部发达地区研究多,中西部加速城镇化地区研究少。基于此,提出了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研究努力方向,应针对微观、中观、宏观不同区域层次界定和研究快速城镇化地区;研究重点由单纯注重东部地区状态分析和问题验证,转向东部地区经验借鉴和中西部地区过程监督、指导并重。研究视角上综合运用经济学、系统学、地理学等多科学知识和方法;研究主要内容从生态、环境、经济系统构成论走向生成论。借鉴一般性区域生态-环境-经济耦合模式和耦合协同量化测度方法。注重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对接,实现农户、企业、政府等主体,产业、生态、环境等政策,科技、制度、信息等要素,土地、规划、建设等管理部门的协同。

滨海城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旅游、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正确认识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对滨海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青岛市为例,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鉴综合发展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青岛市2005-2015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青岛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评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环境子系统评价值上升较为缓慢;青岛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由0.3247上升为0.8979,耦合协调类型从生态环境超前型转变成了旅游发展超前型。未来随着滨海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的压力会越来越大,相对于旅游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言,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注重生态环境发展质量同等重要。

河南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时空分异研究

通过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对河南省2005-2012年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旅游综合效益年内各市差异最大,经济综合效益年内差异较小,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年内差异最小;旅游综合效益的年际变化中各市普遍呈现增长趋势,表明河南省各市旅游发展较快,旅游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河南省各市经济年际变化整体呈现下降趋势,郑州作为地区经济的增长极,极化效应增强;在生态环境综合效益中,经济较为强势的地区,生态环境状况逐渐变差,经济落后地区生态环境状况较好;2005-2012年,河南省各市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变化状况并不一致,大部分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是下降的,只有少数城市是上升的,且年内差异明显。

全域旅游背景下吉林省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性研究

以全域旅游为研究视角,借助对比分析确定吉林省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间协调性在中国的地位,运用障碍度诊断法分析影响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全域旅游省域间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水平差异显著,由东部沿海向中部、西北部梯度递减;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吉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旅游业系统发展水平略低,生态环境系统略高,系统间协调性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旅游业系统和经济系统对协调发展的障碍度较大,生态环境系统最小,人口增长率、GDP增长率、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收入和A级景区数量是阻碍吉林省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实证研究

旅游产业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均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因此,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热点。借鉴耦合协调度函数构建旅游产业系统、新型城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三者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2014年全国31个省份发展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2014年全国31个省份旅游产业—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均值为0.3104),正处于颉颃磨合、轻度耦合失调向耦合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2)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且全国31个省份耦合协调度可划分为3个等级,8种类型。

基于人口-经济-生态协调发展的青海省新型城镇化研究

通过阐述新型城镇化内涵,分析青海省城镇化发展现状,揭示青海省城镇化存在的问题,一是城镇空间分布与发展不均衡,二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地区,三是城镇体系等级结构不合理,四是城乡发展差距大,基本公共服务不平衡。最后,提出促进人口-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的青海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

商洛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测度

以陕西省商洛市为研究区域,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商洛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商洛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在2005—2017年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一般协调的转变路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子系统间的相互影响及协调状况逐年好转。

融合共生视角下信阳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研究对信阳市2014—2019年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展开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综合评价得分来看,生态环境系统上下波动显著,旅游系统和经济系统持续增长,且经济带动效果显著。第二,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总体呈现上升的态势。第三,三大系统耦合从磨合状态上升为协调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D历经濒临失调(2014—2015年)→初级协调(2016—2017年)→中级协调(2018年)→良好协调(2019年)的阶梯式上升。根据研究结果,找出提升信阳市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协同发展的路径:首先,稳固区域经济发展,构建内源式生态旅游圈。其次,发挥生态旅游资源特色,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第三,借助全域旅游示范区,打响区域生态旅游品牌。第四,找准三大系统融合发力点,推进全域旅游治理现代化。以期通过信阳市三大系统的良性共振耦合实现“和合共生”式的有序发展。

淮河生态经济带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

基于2009—2018年淮河生态经济带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相关数据,构建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区域内五个省份的旅游-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旅游发展适度超前,经济发展持续上升,生态环境系统波动显著且制约着部分省份三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为总体逐渐上升,逐步从濒临失调、勉强协调上升到良好协调;从空间变化看,东部和南部优先提升,最终全部实现良好协调等级.据此给出淮河生态经济带协同发展建议:补生态短板,构建“地域循环共生圈”,实现内源式发展;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向“融合共生”发展.

城镇化土地集约利用潜力空间分异研究——基于土地城镇化的“人口-经济”二元驱动视角

文章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采用我国省域人口、经济与土地数据,从"人口-经济"二维驱动视角对土地城镇化驱动作用及土地集约利用潜力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GWR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非农产业增加值每增加1%,城镇建成区面积增加0.60到0.64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每增加1%,城镇建成区面积增加0.24到0.27个百分点,人口-经济对土地城镇化的驱动作用具有空间性特征。基于驱动作用的土地集约利用潜力分区结果表明,南方地区经济城镇化对土地耗用要大于北方地区,北方地区人口城镇化对土地的耗用要高于南方地区。因此,城镇化土地集约利用潜力挖掘需要根据潜力方向实施差异化策略,北方地区应关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集约利用与内部潜力释放,南方地区应侧重于经济发展中土地的集约利用与内部潜力挖掘,同时还应注意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的均衡增长,只有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良性互动,才能实现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

湖北省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性研究

建立湖北省"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指标体系,采用空间统计和数理建模,对城镇化及其空间分异和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1)湖北省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较高,经济城镇化质量整体较低,人口城镇化区域差异明显;2)"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质量呈现区域间不均衡、城镇化不同步的空间格局;3)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较高,但空间差异明显,城镇化子系统内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高的地区集中在武汉城市圈、宜荆荆地区和襄十随地区等经济发达、产业集聚、空间联动效应较强的区域.

浙江省城镇化与生态—经济—环境耦合发展与动态计量

[目的]研究2000—2014年浙江省城镇—环境协调发展的动态计量特征,为浙江省制定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程度,并将其划分为4种类型,研究了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结果](1)经济、社会、人口城镇化及其综合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响应、状态、压力及其综合发展水平均持续增长;协调度稳定增长,由低度协调发展为良好协调、城镇化滞后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2)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可划分为4种类型:良好协调—生态环境滞后、中度协调—生态环境滞后、良好协调—城镇化滞后、中度协调—城镇化滞后。[结论]各城市必须对应各自协调与滞后的现状,做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继续加强城镇化建设,以推动二者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