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非正规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研究——社会认同的视角

以五台山景区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从社会认同的视角研究非正规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认同及其认知维度、情感维度和价值维度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认同及其价值维度能正向预测自尊;自尊在社会认同及其价值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旅游非正规就业:职业发展的末端还是通道

现有研究一般认为旅游非正规就业低收入、低门槛、不体面,仅能维持生计或增加收入。非正规就业是职业发展的末端,就业者是被"降级的劳动力"。文章通过珠海拱北口岸的实地调查和对44位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访谈指出,旅游非正规就业是许多就业者的职业发展通道。就业者以中青年低层次劳动力为主,但也包括较高学历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企业白领、个体经营户和大学生,他们通过亲缘或地缘组织介绍从事旅游非正规就业。文章进一步归纳总结了7种从业动机、6种从业规划和4种职业发展路径。研究表明,大多数旅游非正规就业者具有较为明确的从业动机、从业规划和职业发展路径。相较于其他非正规就业,旅游非正规就业提供更多的职业出口,更利于积累资源和能力,是一条低层次劳动者向高层次城市就业者转变的职业通道。

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

旅游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旅游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普遍存在于各类景区,而获得更高收入是人们从事旅游非正规就业的主要目的。已有研究表明,影响非正规就业者收入水平的因素很多,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仍缺乏系统认知。采取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在广州6个主要景点和珠海14个主要景点,选取197位旅游非正规就业者为样本,运用CHAID决策树模型分析,对影响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收入水平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资本、从业动机、外部支持和创新能力是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收入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投资资本的影响最大,而个人背景和社会人口特征并不是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对理解和正确引导旅游非正规就业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影响女性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因素

女性是就业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双重重心群体,通过旅游非正规就业实现女性的就业发展,从而带动乡村产业文化的整体繁荣,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方法总结了个人禀赋、个人资源、家庭因素、政策因素和旅游非正规就业形式与市场特征等5个影响乡村女性旅游非正规就业意愿的因素。并从当地政府、旅游开发者及乡村女性自身三方面提出了促进乡村女性旅游非正规就业、提升就业质量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发挥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提供新思路。

精准扶贫视角下就业扶贫与旅游非正规就业研究综述

在对就业扶贫、非正规就业和旅游非正规就业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就业扶贫、非正规就业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关系模型,并探讨了在我国贫困战略转型的情况下,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问题,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旅游非正规就业:基于中外多维度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旅游非正规就业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多维度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外对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集中在旅游非正规就业内涵及其分类、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效应和影响、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群体特征和认知三个方面,文章还对此进行了国内外研究差异的述评,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趋势,以期旅游非正规就业得到有关政府部门和学界更多认同与关注,为中国本土化旅游非正规就业市场规范管理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居民的社会排斥感知研究——以珠玑古巷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民对旅游休闲需求的增长以及相关利好政策,我国乡村旅游得到蓬勃发展。而在我国乡村旅游的实际发展中,当地社区的旅游非正规就业居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当地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部分群体由于其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往往容易遭到排挤和歧视,从而被边缘化。该研究基于社会排斥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东省南雄市乡村旅游地珠玑古巷为案例,探究了当地非正规就业群体感知到的社会排斥和影响因素。通过对访谈数据的分析,发现该群体对社会排斥感知强烈,主要包括经济排斥、政治参与排斥、职业发展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身份认同排斥。基于数据分析结果,文章对于如何解决乡村旅游中非正规就业群体受到社会排斥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就业歧视、社会认同与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

旅游非正规就业对于缓解中国就业压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就业歧视、社会认同与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之间存在逻辑关系;然后,通过一些调查问卷及访谈数据印证发现,就业歧视是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形成的重要原因,且社会认同的形成强化了这个群体的存在;最后,提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并针对政府现有的对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建议。

贫困、家庭话语权与旅游非正规就业——对青岛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调查

贫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现象。为了从根源上缓解贫困,本文通过对青岛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抽样调查和家庭统计分析,借助Binary Logistic和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探讨影响家庭贫困的因素。经回归分析得到:第一,家庭规模和话语权者性格能够显著影响家庭收入;第二,外向型性格的话语权者在提高家庭收入上不及内向型性格的话语权者;第三,外向型性格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家庭话语权,且旅游非正规就业通过收入或性格的交互作用间接提高了个体在家庭中的话语权。本文结论对精准扶贫有重要指导意义,指出政府在开展扶贫工作时应该关注单亲家庭、考虑家庭话语权和注重旅游非正规就业。

旅游非正规就业利弊及对策分析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人民对旅游需求不断扩大,旅游产业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提升,旅游行业及其相关产业提供就业的能力也在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到旅游非正规就业这一问题上来,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研究以提高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非正规就业对旅游行业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其存在的弊端也是大众所无法忽视的,本文从旅游非正规就业产生原因及动机出发,分析其存在的优点和缺点并对缺点进行重点分析以提出解决的对策建议。

城市旅游空间的非正规就业集聚研究——以广州为例

本文对广州市不同类型旅游空间的非正规就业集聚机理及特征进行了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发现,社会经济环境层面的拉动及非正规就业者个体层面的推动,加上城市旅游空间的吸引力,共同促进了广州市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形成。其中城市旅游地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旅游空间的功能特性、优越的区位空间、多头管理下的灰色地带及游客与居民双重作用下的庞大消费市场。非正规就业在城市不同类型旅游空间中呈现出不一样的集聚特征,针对这种集聚的异质性,文章最后对广州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管制提出了建议。

数字化应用对旅游行业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收入差距的影响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的微观数据,探究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应用对旅游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应用对旅游行业就业者的收入有显著的溢价效应,这种溢价效应在非正规就业部门最为明显。此外,数字化应用对收入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影响。利用UQR回归的Oaxaca分解方法进一步剖析数字化应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应用虽然缩小了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中旅游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差距,但却拉大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要想缩小旅游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差距,应当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大对旅游就业者数字化应用技能的专业化培训,尤其要提高非正规就业者的数字化应用水平。

城市展会空间非正规就业的集聚与空间管制特征——以琶洲展会为例

琶洲国际会展中心作为广州城市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风向标,形成了超越国界的辐射半径,同时也成为非正规就业者的集聚地。文章探讨琶洲展会空间条件、劳动供给、管制环境、劳动需求、社会关系这五大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关系,对研究城市展会空间非正规就业的集聚与空间管制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城乡互动视野下的番禺沙湾特色小镇的旅游自我就业现状

自浙江省"特色小镇"建设后,"特色小镇"这一创新概念便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以特色小镇为载体,可加快乡村振兴进程,促进城乡互动。特色小镇是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和休闲度假的场所,在旅游特色小镇中,存在着一批"自我就业群体"与"创业者"。通过以番禺沙湾特色小镇为主要调研地,从户籍、性别、收入、经营情况等方面考察旅游特色小镇中自我就业者的就业现状,并以此延伸研究出大学生创业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