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视角下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价值旅游实现策略--以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例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具有丰富生态价值,体现人地和谐关系的遗产系统。旅游发展是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地动态保护和生态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然而符合供需双方需求,能够充分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价值的旅游发展模式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从供需视角出发,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例,采用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测度社区居民和游客的生态价值认知、旅游参与意愿及需求,并基于此提出遗产地生态价值的旅游实现策略。研究发现:(1)供需双方对遗产地的生态价值总体认知较低;(2)游客对品尝当地美食、生态小米品尝和销售、博物馆表现出较强的参与意愿,对农家乐、品尝当地美食、休闲度假及研学活动表现出较强的支付意愿;(3)社区居民对传统食宿为主的旅游方式参与意愿较高,但个人生计资产及能力,组织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缺乏是制约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依据上述结果,提出了拓展生态价值解说的广度和深度、丰富旅游产品以推动供需匹配和建立合作社带动的社区旅游参与模式这三条促进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生态价值旅游实现的建议。研究基于供需关系拓展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价值旅游实现的研究视角,能够为敖汉及其他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动态保护及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差异及影响机理——基于长三角核心-边缘区比较实证

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和核心-边缘理论,利用集对分析法、向量自回归、系统动力学仿真等多元集成方法,对比分析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演化机理和路径差异。研究发现:①旅游业能够推动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一体化均衡发展,恢复力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②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系统内部复杂交互、协同有序发展。社会、经济和生态子系统互为非线性动态因果关系,在此非线性复杂自组织力作用下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良好发展趋势。③通过复杂系统多情景模拟,核心区乡村旅游地发展路径以协调发展型或生态保护型为主,边缘区以旅游优先型为主。④驱动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恢复力演化的要素系统具有差异性。在系统层面,生态系统对核心区影响程度最高,社会系统对边缘区的影响程度最高;在因素层面,生态因素是影响核心-边缘区乡村旅游地的共同要素,核心区能够通过生态修复提升生态韧性,边缘区能够利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进而均能显著提升乡村旅游地恢复力。

淮海经济区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

文化、生态、旅游协调发展有利于实现淮海经济区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统一,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文化-生态-旅游3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等方法研究2015—2021年淮海经济区市域文化-生态-旅游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各年度淮海经济区市域间生态系统综合评价值差别较小,文化和旅游综合评价值差别较大,评价值均值表现为生态>文化>旅游.旅游业发展普遍滞后,个别城市同时存在文化发展滞后现象.淮海经济区3系统耦合协调度各年均值多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呈现“上升-下降-上升”趋势,市域间耦合协调度等级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济宁、临沂和徐州3市耦合协调度较高.淮海经济区3系统的耦合协调受5种驱动因素的共同影响,关联度均值表现为:产业结构>政府行政力>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对外开放水平.加紧补齐各城市发展短板、稳固发展底板是提升区域协调水平的关键.

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为例,在综合评价2011—2020年文化与生态系统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厦漳泉3市文化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地区之间具有明显差异性,各城市文化发展不平衡;(2)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厦漳泉3市文化生态系统耦合水平均处于良性耦合阶段,各城市的耦合协调指数均呈现小幅上升的态势,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明显加强,协调发展优化趋势明显;(3)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厦漳泉3市的影响因素是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中的森林覆盖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对文化生态耦合系统影响最大。

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耦合自然要素与人类活动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正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主题的复杂性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使得该领域研究仍面临较大挑战,理论基础、分析框架与研究范式尚不统一。在梳理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对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从脆弱性、韧性和适应性整合视角提出了开展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能为我国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

喀斯特山地旅游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黔西南州万峰林景区为例

喀斯特山地旅游地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但针对其为公众提供的非物质收益却鲜有研究。该研究以黔西南州万峰林景区为典型案例地,采用Amazon Rekognition图像识别技术,结合社交媒体照片内容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识别和分析喀斯特山地旅游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CES)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喀斯特山地旅游地具有美学、游憩、生物多样性、地方认同感、文化多元性和教育价值6种CES类型;(2)景区CES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总体CES热点区呈多核心分布态势,主要集聚在景区北部、中部和南部,且面积由北向南逐渐增大,形成了公众感知喀斯特峰林群和布依族文化景观的集聚区,而冷点区则少量集聚在景区中部东北向和南部东南向等区域;(3)距水系距离、距道路距离、高程和NDVI因子是影响总体CES的主导因子,土地利用类型、服务设施密度、村庄密度因子为次要因子,总体CES的多因子交互作用呈现出非线性增强多于双因子增强的交互类型特征,且自然与社会维度交互因子均提高了总体CES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度。该研究为明晰和提升公众对喀斯特山地旅游地生态系统的非物质收益和社会文化福祉提供了实践参考。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研究综述:发展动态、研究方法与应用领域

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能够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及相互作用进行解析,并通过行动情境分析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因此成为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然而,目前缺乏对SES框架研究进展的系统总结,这不利于更多的研究者理解并应用这一方法,也不利于该方法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为此,结合文献计量分析,从发展动态、研究方法和应用领域三个方面对SES框架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探讨了目前SES框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SES框架研究的改进方向。SES框架自2009年正式提出以来,仍在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其相关研究大致经历了起步、持续增长、快速发展三个阶段。SES框架的研究思路可归纳为核心问题聚焦、关键变量选取和系统结果评估。SES框架的应用领域集中在系统属性研究、综合治理分析和公共政策评估三个方面。从现有应用研究来看,核心问题已广泛涉及多个尺度、多种类型社会-生态系统的具体问题;一级变量集中在资源系统、资源单位、治理系统和行动者,二级变量则因各应用领域的侧重点不同在选取频率上存在较大差异;系统结果评估以定性分析为主,辅以定量方法实现部分变量的定量化表达。研究表明,SES框架具有多学科融合、应用范围广泛、变量使用灵活的特点,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为对变量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对变量选取与表征的规范不明确、对系统跨尺度的差异特征、互动联系以及系统的动态演化规律分析匮乏。未来SES框架研究应当在完善变量的界定、选取和表征、深化不同时空尺度的互动研究等方面作深入研究。

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研究

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探索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驱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构建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OLS模型、GWR模型等,从时空视角探究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2~2021年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和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2012~2019年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子系统起主导作用;2020~2021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耦合协调度先明显下降,后缓慢恢复。②长江经济带旅游经济-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各省市综合评价水平、子系统评价水平得分的上升和恢复速度有明显差异,长江经济带总体向有序协调发展。③推动三系统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总体可分为外部动力和内在动力,其中以入境游客人数为代表的外部动力和以水资源总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为代表的内部动力对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的正向驱动作用最强。

基于生态智慧的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慢变量思考——以新泽西海岸案例为例

近年来,自然灾害对于城市人居环境的影响持续上升,而传统规划模式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生态的和谐上尚有欠缺。韧性理论作为抵御灾害风险的重要战略,对于正确认识影响社会-生态系统(SES)韧性构建的因素,并有效管理其中的慢变量因子至关重要。以生态智慧为指导,通过梳理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与慢变量的相关概念与内容,并以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中海洋与生存的章节提出的新泽西海岸灾难案例为例,系统分析了案例中的慢变量因子,利用PPRR模型结合社会-生态系统韧性发挥作用的过程,分阶段总结了韧性提升的方法,提出了将慢变量的识别与管理融入韧性城市的理论,以期通过生态智慧引导城市社会-生态系统韧性建设。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景观演化机制及资源治理特征

【目的】将以资源治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引入传统村落保护研究领域,从多学科视野阐明人居环境有形表征下普遍存在的无形社会治理过程,推动传统村落价值认知和保护方法的创新。【方法】以滇西地区云龙盐业村落为案例,采用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与适应性循环模型,通过共时性和历时性分析,揭示云龙传统盐业村落空间景观在不同演化阶段的治理情景和特征。【结果】在前循环期,社会-生态系统以资源生产为演化驱动力,行动者在“资源开发维持”与“资源流通管理”两个行动情景中,通过制定一系列可持续的资源分配规则,产出了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进而发展出“业缘-血缘-地缘”联结的盐业社会及河谷盐业村落景观、山间古道桥梁景观、山地梯田田园景观。进入以资源转化为演化驱动力的后循环期,经历“资源停滞衰败”与“资源转化更新”行动情景,针对要素关联断裂、空间景观缺乏保护的现状,通过治理策略将遗产资源转化为生态、社会、经济等资源。【结论】传统盐业村落的空间景观演化过程体现了人类社会围绕盐资源开发利用而进行的复杂治理关系。重识村落演化特征及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智慧、重构以资源治理为核心线索的遗产保护框架、重建以资源转化重组为驱动力的治理机制,有利于促进传统村落特色空间景观的保护与发展。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家庭-医院综合康复护理在肾病综合征患儿中的应用

目的探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家庭-医院综合康复护理在肾病综合征患儿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9月至2024年3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20例肾病综合征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60例。对照组患儿采用常规康复护理,观察组患儿则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家庭-医院综合康复护理。比较两组患儿护理3个月后的复发情况、诱因;比较两组患儿护理前和护理3个月后的生活质量(采用少儿生活质量问卷评估认知、情感和总体水平)、儿童自尊量表(CSES)评分(公德与助人、纪律、成就感、能力、外表、体育运动);比较两组患儿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患儿复发率为8.33%,明显低于对照组的51.67%,复发诱因中的感染、饮食、家庭环境、运动程度的占比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3个月后,两组患儿的认知、情感和总体水平评分较护理前均明显升高,且观察组的认知、情感和总体水平评分分别为(99.35±11.21)分、(79.48±7.31)分、(179.25±12.68)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90.51±10.26)分、(70.56±7.84)分、(163.43±11.3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3个月后,两组患儿的公德与助人、纪律、成就感、能力、外表、体育运动评分较护理前均显著升高,且观察组的公德与助人、纪律、成就感、能力、外表、体育运动评分分别为(19.26±2.15)分、(16.33±2.04)分、(19.36±2.07)分、(25.14±3.82)分、(16.27±1.74)分、(15.29±1.93)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8.02±2.14)分、(15.84±1.82)分、(17.82±1.95)分、(22.73±3.27)分、(15.23±1.48)分、(13.32±2.06)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对护理的满意度为95.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3.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肾病综合征患儿应用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家庭-医院综合康复护理,可以降低患儿的复发率,提高其生活质量和自尊心,且家属的满意度较高,值得推广应用。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及障碍因素分析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扩张和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资源和环境问题,亟待探究其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PWEE)系统耦合协调关系,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九省(区)构建了PW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2008—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态和障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0.56上升至2020年的0.69,由勉强协调进入初级协调阶段,水资源子系统一直是影响九省(区)PWEE系统协调发展的限制因素,其平均障碍度从2008年的49.05%增加至2020年的55.48%,人均水资源量为主要障碍因子。

不同气候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空间异质性及其驱动因素——以川滇-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带为例

厘清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的驱动因素对实现生态系统高效管理至关重要。然而,在不同气候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在空间上如何变化及其驱动机制是否一致,尚不清楚。以川滇-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带为例,基于InVEST模型、CASA模型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特征,采用RMSE量化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关系,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不同气候区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驱动机制,以期为生态系统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结果如下:(1)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在不同气候区存在明显差异,WY整体由东北向西南呈递减趋势,NPP和SC呈现由北向南递减的趋势。(2)WY∩NPP的权衡最高值在中温带为0.317,最低值在高原气候区为0.181。WY∩SC在不同气候区RMSE变化幅度较小,由南向北呈现递减趋势;中亚热带气候区WY∩SC的权衡程度最高,为0.295,南温带的权衡程度最低,为0.229。NPP∩SC的RMSE差值最小,仅有0.064,高原气候区权衡程度略低于温带和亚热带。(3)在不同气候区自然因素对权衡关系作用显著高于社会因素,但在人口密集区,人为活动可以部分突破自然因素的约束,使其对权衡的影响有所提升。因此,在制定不同气候区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的针对性措施时,应考虑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空间特征和驱动因素的差异性。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影响研究——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国家公园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了大批游客,但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为游客提供精神、娱乐等非物质利益是促使游客履行环境责任行为的重要因素。以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为前因变量,以地方依恋和游客满意度为中介变量构建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模型,实证研究发现:(1)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是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前因变量;(2)地方依恋与游客满意度分别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3)地方依恋与游客满意度在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对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基于土地利用和地形的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及权衡-协同-独立关系——以安塞区为例

[目的]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日益突出,开展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及其相关关系研究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InVEST和CASA模型,在10 m空间分辨率下定量评估安塞区2020年土壤保持、固碳释氧、水源涵养和生境质量及其随地形和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分析生态系统服务间权衡—协同—独立关系。[结果](1)林地和草地生态系统服务较强,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较弱;耕地、林地和草地生态系统服务间协同作用明显,而未利用地表现为权衡作用,水域表现为独立作用。(2)土壤保持量最高值在中低海拔、急悬坡和半阴坡,固碳释氧量最高值在中低海拔、陡峭坡和阴坡,涵养水源量最高值在低海拔和阳坡,生境质量最高值在高海拔、急悬坡和阳坡。(3)地形和土地利用视角下,生态系统服务整体表现为协同度>独立度>权衡度,协同作用常发生在土壤保持、固碳释氧和水源涵养之间,生境质量与其他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作用明显。(4)协同作用随着海拔升高和坡向向阳程度加强而提升,随着坡度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变化趋势,权衡则与之相反。[结论]土地利用和地形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较大,应因地制宜开展土地规划和生态管理,基本证明了退耕还林还草生态恢复措施与其地形气候的适应性和决策的正确性。

我国东北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关系——基于水-能源-粮食纽带视角

水、能源和粮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基础物资,其供给均主要源于生态系统。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资源需求量激增,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趋于紧张。厘清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关系、优化基础资源配置对生态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生态系统供需关系研究已较为广泛,但基于水-能源-粮食纽带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还相对较为缺乏。因此,以东北地区为例,基于水-能源-粮食关系视角,首先,借助InVEST模型、供需指数(SDI)、Spearman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分析了产水(WY)、固碳(CS)和粮食(FP)供需服务时空格局、相关性和空间匹配模式;其次,基于省级、市级、县级、流域、格网5种不同空间尺度,进一步探究了各服务的空间尺度效应,并确定资源管理的最优空间尺度;最后依据“分区控制-分类策略-分级治理”理念提出了一种水-能源-粮食集成管理方案和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东北地区的供给服务中WY和FP为上升态势、CS为下降态势,就空间分布来看,WY和CS大致为“东高西低”,FP则是“西南、东北高,西北、东南低”;需求服务中WY、CS和FP均为上升态势,空间上大致呈“中间高四周低”分布。(2)WY和FP的SDI上升,CS则相反;不同尺度下的SDI具有空间异质性,县域尺度最为显著。(3)FP为主要功能分区,重点管控为主要分类,亟待全面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本研究对区域基础资源合理配置和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管理具有重要科学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对东北地区生态系统供需服务匹配以及水-能源-粮食纽带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下社会-生态系统时空耦合及模拟预测

社会-生态系统(SES)耦合关系的研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从而制定更合理的环境保护政策。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融入这一关系中,探究社会-生态系统间的时空耦合,可以促进社会-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并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缺。赣州市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属于中国南方丘陵山地典型的生态区域,包涵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各要素。以赣州市为例,分析2005—2020年社会-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指标的演变规律,旨在深入了解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为其管理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中存在着系统间的耦合逻辑。主要体现在社会系统与资源系统的耦合、资源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耦合、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耦合三个方面。(2)2005—2020年,社会-生态系统综合评估指标在赣州市的中西部和东北部较高,在南部较低。中西部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呈现中、高耦合的格局,西部表现为失调。东南部多呈现低耦合格局。(3)2005—2030年基于SES框架的山、田、湖、治理、社会系统综合评估指数均呈现增长的变化趋势。水、林、草、行动者系统综合评估指数呈下降的变化趋势。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研究各系统间的耦合格局及其评估指数的模拟预测,对于深入理解社会-生态系统的内在机理、制定相关政策和管理措施、预防和应对生态灾害及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在人口增长、资源开发、城镇化等多因素驱动下,恢复力为区域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陕西省为研究区,基于社会、经济、生态3个子系统,综合考虑系统的脆弱性与应对能力构建指标体系,通过集对分析法对陕西省107个县级行政单元的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进行测度,根据恢复力测度结果,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二元(社会-经济、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及三元(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从区域层面揭示其2000—2020年的时空演变特征,然后引入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进一步探究二元与三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变化的数量及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陕西省社会、经济恢复力增长显著,生态恢复力呈微弱的下降趋势,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由0.303上升至0.779。(2)子系统协调发展度均呈上升趋势,社会-经济子系统南高北低的协调发展差异减弱,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子系统形成中部低南北高的协调发展格局,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协调发展度整体维持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二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变化在数量及空间上与三元子系统协调发展变化有较大的正向关联性,以高-高、低-低类型评价单元在省域北部、中部的集中分布为主。

“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内涵解析与研究框架

耕地是一个典型的半自然、半人工复合生态系统,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已然成为耕地资源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然而,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更多遵循“分布格局-生态过程-服务水平-人类福祉”单向级联逻辑,较少关注耕地系统中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的交互关系。基于以“资源单元、资源系统、使用者、治理系统”为主体的社会-生态系统一般分析框架,构建了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的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分析框架,提出以“背景诊断-交互分析-机制揭示-治理路径”为脉络的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研究的理论逻辑与研究框架,有助于阐明耕地生态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交互过程中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和权衡关系及其与人类福祉的相互影响,揭示处于社会-生态系统中的以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为抓手的耕地生态系统演化与发展的因果机制、反馈机制,进而丰富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人地关系理论,为促进耕地多功能保护、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黄河流域水-能源-生态系统协同增效战略体系构建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推进实施,流域水资源、能源、生态安全作为战略实施的核心要素、基础动力和约束性要求,三者形成互为基础、相互依存、彼此促进的有机整体.本文构建了水-能源-生态系统协同增效概念模型,评估了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生态系统质量、碳排放并揭示了其驱动因素,系统分析了黄河流域水-能源-生态系统之间的纽带关系,构建了黄河流域水-能源-生态系统协同增效战略体系.结果表明:(1)2021年黄河流域水资源严重超载,除青海省和四川省以外,其他7个省区水资源开发潜力很小;同时流域生态系统敏感脆弱、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极度、重度敏感区域面积占比共计52%,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重要、较重要区域面积占比共计63.2%.2005-2021年黄河流域CO_(2)排放量上升,但排放强度总体下降,青海省、甘肃省和山西省CO_(2)排放强度下降明显.(2)自然生态本底脆弱、天然河川径流量减少、供水量平稳但耗水量增加、用水结构不合理、上游用水效率不高、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敏感、水资源超载、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3)黄河流域水-能源-生态系统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具体表现在流域水量减少直接影响生态系统质量,干流人工化导致河流生态系统受损,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引发生态环境问题,忽略水资源承载的生态治理引发新问题,煤炭开采加剧水资源短缺造成生态恶化,能源利用效率较低不利于污染物和CO_(2)协同减排等方面.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刚性约束”为核心综合调控水资源、以“以水定绿”为核心实施一体保护修复、以“清洁低碳”为核心加快能源多元转型、以“联动增效”为核心推进流域协同治理、以“工程引领”为核心推动协同目标实现等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