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敦群培旅行文本再解读

更敦群培1934年前往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游学深造,历时12年之久。在南亚期间,他以文化行者的身份和跨文化视角,撰写了《智游列国漫记——金色的疆域》《锡兰纪行》等极具特色的游记,开创了自成一体的旅行文本。历史上藏族学者对以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南亚文化的书写和表达多是对异国形象进行想象建构,而更敦群培的旅行文本则重新审视和考察地理接壤、文化互动地带的印度宗教、民俗文化,消解藏人先验印象中南亚形象的思维定势,重新发现本土文化价值,对根深蒂固的印度宗教文化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反思各种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不断确立他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中立心态。隐匿在旅行文本背后的是人类学家的身份和另一种民族志书写范式。

文本旅行与翻译变异?——论加里·斯奈德对寒山诗的创造性“误读”

加里.斯奈德在立足于本国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的基础上,对寒山诗进行了创造性“误读”,从而使寒山诗在旅行至东道国后获得了合法身份并一跃成为其文学体系中的经典。而对寒山诗的创造性“误读”,又进一步强化了译者所代表的文化身份。

文本旅行与翻译研究

在文化研究领域中,"旅行"早已成为各种喻词最主要的来源。它通常被用来说明各种类型的转换和变迁。和所有的旅行隐喻一样,"翻译"不仅预设了空间上的位移,而且亦有形式和内容方面的转化。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翻译就是一种另类的旅行方式,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主体文化去往他者文化的一次旅行。

文本旅行与文化语境——华兹生英译《史记》与倪豪士英译《史记》的比较研究

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旅行,是文本从主方文化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的跨语际旅行。以旅行理论为参照,以进入历史的方式面对翻译这一文本旅行的过程,对美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两次《史记》英译过程展开基于历史语境的个案对比分析,有助于在历史状态中认识差异性,获得对翻译与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的更深入理解。

文本旅行:《藤野先生》到台湾

1945年日本向盟国投降后，尚有近五十万日本人滞留台湾。鲁迅的散文《藤野先生》也在这一年被再次翻译为日文，发表于台湾日文杂志《新声》。该文发表时遭到了编辑者删节，文中关于“幻灯片事件”的描写和鲁迅反思、批判同胞的看客心态的文字全被删除。由此马上引起其他在台日本知识分子的质疑。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容易理解日本编辑删节《藤野先生》目的在于“告别”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侵略和歧视，并以藤野先生的友好形象扭转日本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侵略者形象。而批评的言论则认为不应该为了中目的友好，就忽视了中国人对自身的自我批评，及引发这种批评的根源之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藤野先生》在台湾经历的这次文本再生产以及读者反应，折射出人们对战后中日关系的期待，以及旧历史与新未来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

从变异学的角度看《赵氏孤儿》的“文本旅行”

采用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观点和视角,对元杂剧《赵氏孤儿》在西方世界的"文本旅行"现象重新进行梳理发现,文化异质性是《赵氏孤儿》"变形"译本在欧洲流传的原因和动力;建立在"变形"译本基础上的"错误"批评在中欧异质性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诸多改编本的出现则是异质性文化变形和契合的结果。《赵氏孤儿》"文本旅行"的意义在于,文学交流双方从异质性中发现或重新发现对自己有所补益的"互补性"元素,不断为本民族的文学艺术融入新的异质性文化血液。

译本顺应与文本旅行

翻译是一种文化旅行,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主方文化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的一次旅行。当文本进入新的文化场域时,往往会受到新的主流文化的抵制,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文从顺应论的角度探讨了文本旅行到新的时空场域中对目的语的顺应情况,并得出结论:翻译的全过程是个不断顺应和选择的过程。译者在理解原文的阶段,运用顺应理论,根据原语产生的时空背景,进行推理和探究,达到理解原作者交际意图的目的。译者在译文表达阶段,运用动态顺应的原理,在众多的语言中选择,找出最能让译语读者接受的语项,从而顺利地达到交际目的。

论旅行后文本的写作与外译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文本外宣的研究开始得到国内文学界、翻译界的关注。然而综观学者们旅游外宣的研究成果,对旅行后文本的研究还很不足。重视旅行后文本的外译与写作对旅游外宣有着重要意义,应加大中文旅游文学作品外译的力度,还应关注外国游客以其母语进行的中国旅行见闻写作并加以推广传播。

《诗经》新译:百年文本旅行的案例分析

中国现代新诗已走过整整一百年的历程,但关于新诗的质疑仍然很多,有的甚至严重威胁到了新诗存在的合理、合法性。对新诗的质疑大多都把问题归结于新诗没有处理好与传统的关系,认为新诗最大的症结在于与传统脱节、断裂。在新诗面临困境的时候,很多诗人、学者也都开出了向传统学习的药方,如“九叶诗人”郑敏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多次提出新诗向古典诗学习的命题,很多著名诗人在后期也都纷纷转向传统,在新诗中注入很多传统因子,如余光中、洛夫等。在百年之际反思新诗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也为当下诗学界所重点关注。为何作为一种“诗体大解放”的新诗会掉转头重新审视传统?新诗具体该如何向传统学习,把传统和现代有机结合起来?考察百年新诗对《诗经》的翻译案例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

铸钟音景的文本旅行

投炉铸钟故事的原文本最早可上溯至宋代典籍中记载的投炉铸兵故事,该文本在突破本土文化圈进行文本旅行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文化变异,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几次译介过程中作者将原文本与中国各地其他相似民间传说相混淆,文本杂合现象所致;二是文本中的钟作为一种物质事物,几次译介过程中作者出于对军器和钟两种物的叙事能力、表演能力等性质的考量作出的决定,即作者背后的物质文化的影响和过滤所致;三是文本中的钟声作为一种听觉标记,唤醒了处于欧洲社会转型期的几位作者共同的听觉情感体验,即作者背后的听觉文化的影响和过滤所致。

从系在扣子上的魂到情感的“孤儿院”——论《陆犯焉识》与《芳华》的文本旅行

作为华语世界的山鲁佐德,严歌苓(她那么勤奋、高产,好像每夜都能编织一个新故事,她的故事又是如此引人入胜,使人忘却了伤痛和忧愁,虽然这些故事所说的无非就是伤痛和忧愁)理所当然地受到影视圈的青睐,根据她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周期性地引爆舆论,她也随之被过度曝光成公众人物。不过,在从文字到影像的文本旅行中,她的小说往往经历了致命的'损耗'。

诺贝尔文学奖版图轨迹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范围内文学创作的最具权威的奖项之一,奖项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是瑞典学院国际视野不断被挑战和被开拓的历史。诺贝尔文学奖的版图轨迹体现的是观念史,文学价值的评估史,以及文学与政治、经济、外交等非文学因素的博弈史。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主要探讨三个问题：一,外部世界的变迁在文学内部得到认同或者质疑,并通过文学奖项体现出来;二,某一新的区域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显著一点后,它背后所反映的语言、文化特性;三,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奖项同区域文学之间的张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20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

“文本旅行”与“角色扮演”--汉文化视域下的朝鲜古代代言文创作及其意义

朝鲜古代代言文以中国历史、文化等为取材对象,将自我代入异域异代他人,营造出一个今古转化的场域,个人情感与前人经历相互交融,实现角色扮演,形成作者、被代言者与读者的沟通与交流。代言文不仅反映出朝鲜古代文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受容程度,更与中国相关史实存在“互文性”,形成对话、互动的联效机制。代言文不仅锻炼了朝鲜文人科文的创作技法,提高了整体文学创作水平,也带动诗法类著作、文章在朝鲜王朝的普及与流行。

翻译之镜:文字的辨认与寻绎

《翻译之镜:文字的辨认与寻绎》经由概念的重思和字词的寻绎进入生活的译境,探讨何为翻译、翻译何为,多维视角下对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辨析与探索。文本旅行和变迁过程中的丰饶世界,将在这奇妙的镜中之旅中缓缓打开,也召唤我们追寻遥远的光源乃至发现新的意义。

人造人的中国之旅及其“感觉结构”的变迁——从R.U.R.到“人造人种”

徐卓呆的科幻小说“人造人种”(1923)一直被称为其原创,而《罗素姆万能机器人》(R.U.R.)这部非常重要的早期科幻剧本则是被认为在1980年由《世界文学》杂志以“万能机器人”为名译介到中国。然而,通过史料挖掘和文本细读,本文再现了R.U.R.的跨国文本旅行,并指出徐卓呆的“人造人种”并非原创,而是根据原著的日语译本改写而来。其日语底本是宇贺伊津绪所译的《人造人间》,而真正原著是捷克作家恰佩克(Karel Capek)的R.U.R.。此外,本文追溯了“造人”想象中蕴含的感觉结构,展现其从乐观的国族建构到对劳工问题和科技负面影响的忧虑这一转变,并探讨了其背后的历史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