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资产运作形态——关于徽州宗族“族会”的会产处置

徽州现存大量的宗族“族会”文书中 ,有许多关于其会社产业的处置文书 ,从其产业的处置过程、交易方式及族会产业经营状况等方面的记载 ,大体上可以看出传统中国农村中宗族会社组织的产业经营活动及其经营性质、产业走向 ,已具备近代企业经营的要素。正因为如此 ,对于徽州契约文书中“族会”产权关系问题的研究 ,对于今天深入认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解体、转型过程中会社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与“法”的关系诸问题 ,提供了较为翔实的依据。本文从产权关系形成的“法”的角度 ,重点分析宗族族会产权关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制度 ,并集中讨论不同族会产业的处置程序和基本制度及由之而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等问题。

明清时期的族会与宗族凝聚

族会系指宗族内部举行的祭扫、会食、团拜等礼仪性聚会与联谊活动。明清士庶在宗族发展情况下,倡导族会,其类型可分为祭扫之会、饮食之会、团拜会与宗族会讲。每种可单独举行,也常见与其他族会重叠、依次举行。举办族会主要根据宗族的族情,采用按丁醵金、亲房轮值与集股立会等不同方式。各地宗族对族会的经营、维护乃是实践"亲亲"之道,旨在通过沟通宗族情感、强化宗族认同,从文化心理上改善宗族关系,以期淡薄、疏离的宗亲关系变得浓烈、温情,从而实现宗族凝聚。

“改良族制”:近代上海的族会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宗族组织形态发生新的变化,族会便是比较典型的一种新型形态。近代族会制度起源于上海,其建立并不是简单地给宗族组织披上民主的“洋装”,而是希望通过援引“合群”思想,让原本分散的家族成员意识到彼此价值观念和实际利益的一致性,进而本着自愿的原则走到一起,结合成为具有参与意识的社会公众,将家族组织改造成具有公共性的、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社会团体,以解决家族组织中面临的族长专权、族产产权“公”“私”不明等诸多矛盾。族会的出现,表明部分宗族面对时代大潮,努力做出相应的调整。族会并不应该视为当时宗族改良的普遍情况,但至少可以从中发现宗族具备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清代民间族会及其宗族整合功能——以江西省宜丰县为例

清代江西宗族势力活跃得益于族会产业的兴盛,族会以敬宗收族为宗旨,以股份合作、轮值管理、账目公开为原则,倡立各种基金支撑宗族内外各项公益事业。敬宗收族、光前裕后、乐善好施的族会善举背后,融汇宗法伦理与经济理性的管理智慧,激发了族众参与宗族事务的热情和动力,并将公益事业与私人股份利益结合,做到义利合一、公私兼顾。

徽州的族会与宗族建设

明清时期徽州的族会组织非常多,族内文教、祭祀和经济性的会组织都在宗族建设中发挥了自己独特的功能,与宗族、祠堂有着强烈的互补、合作关系,推动了徽州宗族发展,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族会的存在为徽州社会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色彩和弹性空间。

兰亭雅集与会稽士族的精神世界

兰亭雅集是一次会稽士族文人的雅集。它与以往文人聚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鲜明的士族特色。兰亭雅集全方位地再现了当时士族阶层,特别是从北方南下的会稽门阀士族群体在永和年间的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哲学思考和政治忧患。可以说兰亭雅集是一次东晋会稽门阀士族精英的联袂演出。这次雅集所表现出来的士族心态、士族情调、士族政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论中华民国初期东北地区朝鲜族社会的自治运动——以延边地区为中心

1913年,延边地区成立了朝鲜族自治团体——垦民会。然而,垦民会所倡导的民主共和制与新文化教育却招致了奉行"中华"思想的儒林派的强烈抵制。为此,儒林派相继建立了农务契、孔教会延吉支会等团体,与垦民会针锋相对。1914年初,垦民会和农务契被地方当局强制解散,朝鲜族社会中的新旧势力代表联合设立了奖业会,试图排解朝鲜族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之后,他们将活动区域扩展至整个东北,其交涉对象也由地方政府上延到中央政府,并谋求设立"东省韩族生计会",以促进东北地区朝鲜族自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论会稽士族与孙吴政权之关系

在孙策时期和孙权前期,会稽士人颇受重视,在政治上颇有地位,到了孙权后期以及三嗣主时期,会稽士人在政治中逐渐被边缘化,居高位者很少。孙吴时期会稽士族政治地位的衰微对会稽士族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影响。一方面导致会稽士族由仕途官场而转向地方经营,成为地方豪强大族;另一方面导致会稽士族更加重视学术,使得一些会稽世族逐渐向学术世家转变,从而出现了一系列颇有名望的学术世家。

两大利益集团斗争夹缝中的东吴会稽士族

东吴时期 ,会稽士人大量进入政坛 ,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并不显要。因为他们处于江东集团与淮泗集团竞争的夹缝里 ,成为他们斗争的受害者。同时 ,会稽士族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另一个原因。而这种政治地位的不显要状况既导致会稽士族出现了分化 ,也促使会稽士族谋求摆脱这种状况。

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

中国古老的家族在 18世纪以来的三百年中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即从古代的宗法性的祠堂族长制 ,向现代社会社团方向变革 ,分化出两个枝杈 ,一枝是族会、族务理事会、宗亲会 ,实行议会式、人民代表大会式的民主管理原则 ,取代宗法族长专制 ,并且坚持家族固有的血缘原则 ,惟将传统家族仅仅承认男性血统扩展为兼容男女血统 ;另一枝是联宗会、同宗会、宗亲会 ,系同姓氏成员的社团 ,不讲究共同血缘的原则 ,是家族的异化。两枝均有“宗亲会”的取名 ,表示重视亲情和现代民主管理原则。就目前家族整体状况而言 ,上述变更乃系进行中的事情 ,更新远未完成。家族的现代转向同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相一致 ,是在社会变革猛烈冲击下发生的应变、自变的产物。

从族契看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以中韩族谱与宗族制度比较为视角

朝鲜时代与明清两朝都是在16世纪即明朝嘉靖、朝鲜明宗年间大规模普及乡约的,随后明朝出现族规,朝鲜产生族契。乡约的普及与族契的产生,造成宗族乡约化。族会思想与实践即族会普及化,也促使族契的出现与宗族凝聚力的加强。族契与族规有很多共同点,族契实为族规。朝鲜祠祭似乎不发达,祭祖主要是在祖墓,因此墓祭兴盛,族契多是通过墓祭祖先进行族会。朝鲜族契也有大量关于婚丧方面的要求,一般属于互助,不同于明朝族规强调礼仪。明朝的族长设立普遍,有关制度较为完善,朝鲜则以设立门长为主,职责要求较为疏略。特别是是明清族规一般收录在族谱当中,并在宗祠中使用,涉及范围较广,教化作用较强,作为宗族规范较为严密。而朝鲜族契一般独立存在,主要为了进行族会,即宗族聚会,内容多是规范族人春秋墓祭与婚丧互助,比较实用。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是朝鲜时代族契在形式上更接近乡约,而明清族规则从更广阔的宗族建设与社会秩序立意。

“边汉社会”及其基本轮廓——以黔中屯堡乡村社会为例

文章首次提出"边汉社会"概念并进行了界定。作为"边汉社会"的类型之一,文章对黔中屯堡文化进行了一般性的阐述,并以鲍屯为例提出了"族-会"型汉人乡村社会的概念,强调了"边汉社会"研究的意义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