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平原地域族体考古文化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对三江平原地区近30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从地域民族考古学的角度对这些成果加以分析和横向对比。通过民族学、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对考古发掘的成果和考古调查的成果进行综合研究,能够使我们深刻理解三江平原地区掩埋在地下的古代文明的遗迹与古族的形成、发展、融合、消亡的过程。三江平原是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一系的民族发源地。

论跨国族体问题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边疆安全的威胁与对策

跨界跨国民族问题是威胁国家社会安全,引发国家领土主权分裂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因素。"人为事件"尤其是"民族"事件引发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同民族间的利益矛盾和经济生活差距若长期存在,会被分裂势力作为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实例来利用,势必引发民族心理上的离心力而成为民族国家分裂的重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另外,信息网络与媒体不规范也会造成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待跨国族体突发事件,应分化瓦解分裂势力,加强国际合作,对聚居民族则通过"亲密接触"和"富民民心工程"等措施,来消除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论世界跨国族体问题的时代性及其非传统安全治理

本文从发展民族学的新视角,剖析了民族关系发展的时代性特征,认为跨国族体问题引发的民族关系问题是近现代以来人口全球跨国流动背景下形成的时代性焦点问题,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是全球安全治理的必然选择。

论中华民族族体的构成

论中华民族族体的构成萧君和研究中华民族族体的构成是中华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华民族的族体是怎样构成的呢？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中华全息：中华民族的“细胞”按照新兴科学宇宙全息统一论，关于“全息就是指某一系统中，部分包含整体在时间...

论当代跨国族体问题中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当代跨国族体问题不仅已经威胁到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稳定与安全,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族体日益增多,而其挥之不去的、情系梦绕的民族特性,如果没有正确的消解对策,必然会使有关问题呈现向各种大小跨国族体延伸的趋势,其已成为决定人类世界和各种类型国家今后发展前途的举足轻重的因素,任何国家对跨国族体问题都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认真研究应对之策。消解这类问题,需要构建"和平跨居"、"和合主义"的国际法制伦理观念;民族与国家双方都必须有"人的安全""人的发展"为本的"相互包容"的观念;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需要建立非军事的和平特殊部队,特别是决不能单纯采用只会加深仇恨的传统军事手段。

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对中国有哪些借鉴——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序言

中国作为一个国土辽阔、族群众多、历史悠久的古文明大国,自鸦片战争后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下被动地走上从传统的帝国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转型之路。清朝治下的中原地区与边疆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在内外各种矛盾交织作用下经历了无数冲击,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大陆才得以重新建立统一的行政体制并迈人经济现代化进程。

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

近来美国学者郝瑞(Srvan Harrell)以四川攀枝花几个彝族支系为例,为中国彝族的认同提出质疑,认为这不符合"族群"的概念.因此彝族的"聚拢"带有任意性.他还从"民族"与"族群"两个概念出发,认为中国并无"族群"概念.本文认为,彝族虽然支系众多,但历来即有认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还是加强了彝族整体的认同性;"民族"与"族群"的概念确有差别.我国以往在翻译和使用上曾将其混用,造成误解,这一问题现已不存在;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民族志资料构建族体理论.

中国的族体和国体:“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

就中国的族体和国体而言,中国应当是"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辩证统一的格局。从"族体"上看,中华各民族从"多元"汇聚为"一体",经历了漫长的民族迁徙、交流、交融过程,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统一体。但就"国体"来看,早在先秦时期便产生了"大一统"思想,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更从国家治理层面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举措,这基本上从政治制度顶层设计上奠定了"一体多元"的格局,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基调。"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作为审视我国族体与国体结构的辩证统一视角,应当予以同等的重视,我们在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价值时,也要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本体的"一体多元格局"的现实意义。

《贵州省未识别族体的法律地位及其政策研究——以织金、纳雍“穿青人”为研究重点》课题研究初期报告

由于种种原因,贵州省尚有部分族体未被识别,相关研究也较为欠缺,社会对未识别族体的关注度相对缺乏。考察研究贵州省未识别族体的生存状况、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其族体文化与族体认同观念、对未识别族体与少数民族进行政策上的比较研究,对于认清我省未识别民族的族体关系、解释其族体文化、推动未识别族体保护有重要价值。

辽末金初女真族族体刍议

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女真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民族,即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是女真族不同时期的称呼。二十世纪下半叶,学术界把女真民族的形成时期定位于辽末金初,本文主要从女真族的族源角度出发,探讨一下女真民族最初形成时期的族部构成。

论史禄国族体理论的构成环境及“平衡系统”

俄罗斯学者史禄国在华的近二十年里,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民族志资料,因“异乡人”的立场在“他者”的视角影响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建设,但其一生学术道路波折坎坷,对其成果的研究一直未被重视,通过对史禄国文化人类学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对族体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族体由“初级环境”“派生环境”“族际环境”三类环境构成,指出这三类环境之间的内在动力和作用机制;并针对族体的变化的动力因素做出系统说明,形成一套系统的族体“平衡系统”理论。虽然有学者认为史禄国对族体理论的考察有所欠缺,但其研究的方法、立场是值得借鉴的。激活和重新解读史禄国的学术遗产,对其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和解读,吸收史禄国的理论和方法论养分,并通过反思继承的方式延续其学术传统,成为推动当前民族学研究进展的一种有意义的途径。

19世纪欧洲民族问题中的“族体”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论述,是有别于自由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理论体系。从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视角探析家庭、氏族、部落、族体(nationality)乃至民族、国家的源起与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别于自由主义者的认识论特点;将民族问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进行思考,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论特点。然而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观并不是自发形成,而是随着西欧强权政治对族体问题、民族矛盾的蓄意挑拨和渲染,随着民族观念的传播,在揭穿敌人阴谋、纠正错误思想中逐渐形成的。本文通过回溯18世纪以来民族观念从西欧向中东欧的传播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民族问题的回应与阐发,展示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民族的思想观点。

民族音乐教研的新视点:族体变化与混生音乐

今天重提"民族音乐"话题,是因为教育与研究的新生代自身对传统的民族音乐文化陌生度更高,并且面临"民族"族体与族性、"民族音乐"的变化。即原生族体由于中性化而虚幻化或需要重构,新族体不断涌现;与族体变化相应出现了混生音乐。为此,民族音乐教学需要确定对象和范围;民族音乐研究人才培养需要建构课程标准;民族音乐研究需要关注族体、族性和音乐的变化。

西方的“族体”概念系统——从“族群”概念在中国的应用错位说起

在西方学术界和社会公共用语中,“nation”(国族)及其派生概念“nationality”(民族)是政治科学的分析单位,而“ethnos”(族种)及其派生概念“ethnicgroup”(族群)则是族类学(ethnology)的专业术语,这两组四个概念各有具体含义和抽象定性,不可相互混淆或替换。我国社会媒体、学术界乃至官方机构对这些概念的应用常有错位,特别是以“ethnicgroup”取代“nationality”来界定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做法,既不符合我国民族结构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也有悖于我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而形成和持有的民族理论。

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

近来美国学者郝瑞以四川攀枝花几个彝族支系为例，对中国彝族的认同提出质疑，认为这不符合“族群”的概念，因此彝族的“聚拢”带有任意性。他还从“民族”与“族群”两个概念出发，认为中国并无“族群”概念。本文认为，彝族虽然支系众多，但历来即有认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只是加强了彝族整体的认同性；“民族”与“族群”的概念确有差别，我国以往在翻译和使用上曾将其混用，造成误解，这一问题现已不存在；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民族志资料构建族体理论。

族体起源与多元音乐文化

关于人类起源,各说不一。无论是单一起源还是多地起源,通过迁徙、定居,人类历史进入了农耕时代。绝大多数族群落地生根,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形成各自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特色文化,从而出现各自的习俗、惯例和制度等,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也形成了自然态多元音乐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又新增了文化群落和相应的音乐品种;当今人类有意识地保护多元音乐文化,形成了人工态多元音乐文化。民族音乐教研不仅应继续关注原生族体和自然态多元音乐文化,而且要关注新生族体和人工态多元音乐文化。

族体认同的知识生产及其主权意识

现代学术以专业细分著称,由此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格外重要。但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也必须理清,问题是谁的,是什么问题,当配以何种方法论。以族体认同为例,族群分析范式、公民分析范式的问题导向乃是欧美扩张型主权实践及其带来的种族、移民冲突,方法论侧重个体分析、文化多元和从公民到国家“一体”。在维护族体团结方面,其收效并不理想。对追求自立型主权的中国而言,国家整体有了主权,个体才可能成为公民。在近代以来的实践中,其民族问题的核心先是实现主权独立,深入扎根社会基层,后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繁荣发展。族群分析范式、公民分析范式固然有长处可鉴,但无视其问题指向和方法论差别而套用,以此审视中国经验,则显然不如从主权及其日常实践分析入手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利于回避分离主义的知识陷阱。

铂族金属载体催化剂薄膜材料的研究与发展

铂族金属载体催化剂薄膜材料由于高效催化性及特殊的选择性而获得广泛应用。作者评述了其在氢能源和燃料电池技术领域的研究现状;其开发中计算机模拟与控制的辅助设计;其不同制备技术的特性及连续生产装置的探讨;其物理结构、成分和催化性能指标的分析手段的发展。并指出其今后发展的重点仍然是设计开发生产具有高催化性、高选择性、低铂族金属含量的二维材料。

我国南方高山、佤、苗等族体鸣木鼓与有关音乐起源的几个问题[上]

前言 德国音乐学家库·萨克斯指出,乐器“在艺术中意味着不朽的、固定的、可以捉摸的东西。”众多乐器中,鼓是运用最广的、同时也是最普遍认为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因此,鼓是探索早期音乐的一条可能途径。本文拟通过我国南方高山、佤、苗等族保留至今的一种较原始的体鸣木鼓,来探索早期鼓的历史轨迹及有关音乐起源的其他几个问题。 由于上述民族使用此类鼓的情况,不为一般人所熟悉,故我们先集中作一个介绍。

释“民族共同体”和“民族”

本文根据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和民族四个特征的理论,把民族共同体分为始初形态(部落)、中级形态(部族)和高级形态(现代民族)。并认为社会主义民族是现代民族中的新类型,属于民族共同体高级形态的高级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