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族别、文化、社会表征的叙事逻辑——《误杀瞒天记》和《误杀》的对比研究

《误杀》改编翻拍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两部电影在表现的过程中以相同的故事题材以及内容为主,但在电影作品内容表现中,呈现出不同的电影艺术表现。文章从族别、文化、社会表征方面对比不同文化差异以及社会表征下《误杀瞒天记》和《误杀》叙事逻辑的不同。

从族别标识到文化共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多民族共有节日建设

多民族共有节日超越了单一的民族与地域范畴,成为多民族、多地区共同参与的节庆活动,从单一的族别标识演变成为多民族的文化共享,既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媒介。在实践层面,主要通过分析相关个案,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阐释多民族共有节日从族别标识到族际共有、再到文化共享的发展演变过程。在学理层面,提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框架下,中国民族研究应从“文化族别研究”走向“文化共享研究”,从强调差异、多元的研究角度走向共同、共享的新维度。

青海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转世族别、地域发微

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区别于其他区域性佛教流派的重要特征,它以其特有的神学理论和组织形式而自成体系。这一制度始于公元十三世纪初,迄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公元1193年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去世,1204年噶玛巴希降生,由于噶玛巴希幼年出家,刻苦研习佛法,精通噶举派教义,造诣颇深,深得信徒们的推崇和信赖,于是,他被推举为都松钦巴的转世继承人,成为噶玛噶举黑帽系的第二世活佛。从此,藏传佛教各派纷纷效仿,形成了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制度的产生是与西藏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分不开的。

清代及民国时期祁连山北麓的汉族移民与族别改易

清代及民国时期,以河西走廊为主源地的汉族移民不断向祁连山北麓藏族、裕固族地区迁居,开辟出哈溪滩、马蹄寺、红湾寺等大片农区,并形成汉族人数占多数的局面。熟人交易、代牧情谊、工匠媒介、农牧互补、开垦自救等因素对移民展开起了支撑作用。移民期间,发生了"入族藏"和"随裕固"这一特殊民族现象,族别改易与民族同化相分离,凸现了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和民族边界的开放性。

杨端其人及其族别考

杨端是统治播州(今贵州遵义)达近七百二十五年的杨氏家族之始祖。近代以前,史载皆以杨端为山西太原汉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学者谭其骧对其民族身份提出异议,认为杨氏族属为川南之罗族(今彝族),文章发表后,又衍生出苗族、白族、仡佬族三说;杨端其人之存在,则在上世纪末禹明先撰文提出新见。杨端其人及其族别问题,事关黔北历史真伪、事关黔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本文依据历史文献,对二学者之论逐一缕析,认为确有杨端其人,祖籍山西太原,汉族。

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尘埃落定》艺术创新探究

在《尘埃落定》的十数家评论家言中 ,高屋建瓴地揭示作品艺术价值、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因而有广泛影响的评论是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与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辩证统一说 ,也概括为“跨族别写作论”。特殊与普遍的统一、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是一切伟大作品成功的基础 ,包括中国现代各民族杰出作家在内的当今世界优秀作家都追求并探索着并不同程度地实践了这一近现代的卓越美学思想。《尘埃落定》在“傻子”视角叙事、演绎“权力寓言”、表达人性尊严等几个层面 ,体现了“跨族别写作”的超越、突破 ,但笼统地说开创了“跨族别写作”的“新写法” ,容易夸大作品的“划时代意义”。笔者倾向于把《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定位于 :贡献了一种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 ,很难作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划分 ,超越特定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 ,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新型创作形态的范式。这样言说并不否定特殊与普遍统一的“跨族别写作论”却能突出作品在 2 0世纪

“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关于族别调查的认识与思考

20世纪50年代个别省区开展族别调查,但民族识别从未列入(全国)民族工作的日程,只是个别省区对个别族体曾开展过族别调查。有关部门之所以开展族别调查,只是辨析族体,确认或恢复族称。这些新确认的民族仅占中国各民族数的1/4、人口的3%(1964年统计数),因而不能认为"56个民族的来历"源于民族识别。以20世纪50年代云南省的族别调查为例,其开展的族别调查是配合民族语文创制而展开。云南民族分布以北纬24°为南北界线、东经99°与东经104°为东西界线划为彝语支、壮傣语支和瓦崩语支的民族界限,新确认的少数民族是这些界线内非该语支民族或界线外的民族。傈僳族的确认与怒族的族别调查过程表明中国各少数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并非识别产生。20世纪50年代少数省区对个别族体开展调查、辨析族属、明确族称,只是对该共同体的明确,关键在于国家的确认。

古代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族别比较研究

古代少数民族文论是中华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民族与审美特色与汉族文论相融相进,二者在宗教意识、思维方式、审美心理、载体表现、文艺功能、叙事表达等方面的族别研究有着鲜明的不同,古代少数民族文论有着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独特的学术价值,因而也有着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论多民族国家语境里的族别问题

族别划分存在于许多国家,虽然它作为政府治理术的重要部分而承付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但也引发了认同政治的问题。现代国家之所以要进行不同形式的族别确认或者划分,自然是由于族群多样性所导致的。族群和族裔的多样性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一直存在,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大量跨国移民的到来,使得许多国家重新思考境内的多族裔问题,这对原先业已存在的族别认同带来了挑战。族别划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术,民族国家理念和原则本身可能刺激境内的少数群体——无论他们被类别化与否——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进入"自为"状态。如何在现有的国家框架里处理族群问题,是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族别识异民族的认同心理机制:来自普米人的证据

“族别识异”是指同一民族在族称上被界定为两个甚至多个民族。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使“西番”成为“普米”“藏族”“纳西族”三个不同民族。通过考察云南宁蒗、四川木里的多个普米族群村落,观察普米族人的微信群,从普米族人的民族认同、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角度考察“族别识异”对普米人民族认同的影响,发现“族别识异”导致同一族源不同称谓的普米人的民族认同趋向于复杂化与动态变化,个体对自身民族身份采取了心理区隔化或心理重塑的调适策略以达到认知平衡。普米人对周边民族的认同以及周边民族对普米人的认同,揭示了族别识异民族的认同心理机制。

西汉时期珠崖编户族别考

关于西汉时期珠崖二万多编户的族别,学术界至今尚无专文探讨。现经深入考证,认为当是秦代以来从大陆迁入的汉人和定居在本岛沿海平原地区的"临高人"先民,而不是黎族先民。

土家族族别符号体系的构建和传播——谨以此文纪念土家族确认50周年

对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和认知,有赖于土家族自身构建起一整套族别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以物质和精神两种方式体现着土家民族中本质性的因素,而且只有进行大众传播手段上的努力,土家族族别符号才能有效发挥出对这个民族的宣传功能。

纳日人族别争议的民族学问题

纳日人，自称“纳”或“纳日”，他称“摩梭”．长期生活在金沙江上游川滇交界地带．以沪沽湖区为聚居中心。现有人口约为5万。川滇两省大约各占一半。

《尘埃落定》:“跨族别写作”与中国形象构建

作为"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作家阿来以藏族文化为载体,书写人类最本质、最普遍的指向人性的东西而获得了认可,东西方文化如同汉藏文化一样,本质上也是异质文化,阿来的"跨族别写作"与国家形象构建的立场、普遍的人性指向与国家形象的终极关怀等方面都是高度一致的。中国形象要根植于民族文化承载指向人类终极关怀的东西,构建一种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通的文化形象,在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和而不同的"和声"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化格局。

离散叙事与跨族别影像书写:张律跨境电影的文化图景研究

介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身处“跨文化”民族群体之中,张律的艺术创作充满浓郁的文化自觉性与文化反思性,其跨境电影参与着少数民族区域电影形态的构成,并呈现中国朝鲜族群体对历史性与现代化、民族性与全球化的思索;历史场域之下,其作品亦折射移民族群在寻求文化身份主体性过程中产生的无奈与阵痛,在东北亚文化熔炉中显现出别样的亚洲风情。笔者试图从“作者”跨文化身份的历史视角出发,将社会学相关理论介入民族电影形态研究,在描绘张律跨境电影的文化图景之余,同时丰富少数民族电影谱系的理论架构。

猃狁、鬼方、姜氏之戎不同族别考

几十年来,对于有周一代民族关系的研究,已使人们逐渐抛弃传统的“四裔”观念,趋向于一个新的认识,即上古时代的蛮、夷、戎、狄只是周人以外各族的混称,并不能严格区别当时各部族集团的族属;同时,以上各族也并不限居于中原以外的四边,而是与周人各封国插花般地错居杂处。这个认识无疑是比较接近于历史实际的。

川滇边境纳日人的族别问题

纳日人,自称Nazl,“纳日”即其自称的汉语对音。这支少数民族大约有四万五千人,主要分布于四川省西南部及其相比邻的云南省北部的数县,计:四川省的盐源县有一万余人,木里藏族自治县有一万余人,渡口市郊区以及盐边县各有一千余人;云南省的宁蒗彝族自治县有二万余人。若以解放以前的区划而论,纳日人主要分布在四川盐源、盐边的“五所、四司”地方,即前、后、左、右、中五个土千、百户,木里宣慰司,瓜别安抚司,马喇长官司,古柏树巡城兵马司(原系土千户),以及云南宁蒗的永宁土知府、蒗渠土知州的辖境之内。

“文化族别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反思

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客观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分类的主要依据,导致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文化族别化"。"文化族别化"不能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又将地域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明确民族归属的民族文化。对"文化族别化"这种社会认识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和反思,有利于申明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客观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比刻意地强调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重要。

屈原族别再探——并答夏剑钦同志

拙作《屈原族别初探》(载《学术月刊》1981年7月号)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兴趣和争论。夏剑钦同志的《也谈屈原的族别问题》(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5期,以下简称《也谈》)就是对拙作基本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的一篇。拜读之后,殊感有继续讨论的必要。现就有关几个问题,再作探索,以求正《也谈》作者和广大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