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汉族知识精英的西北书写与国族意识建构

抗战时期,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西北书写者通过对西北历史的追忆、西北危机的描述、西北未来的展望,来强化西北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及领土的不可分割性。其目的无疑是通过新书写编织一条与传统帝国时代相异的连接纽带,以此熔铸一个具有高度认同感与凝聚力的国族共同体,从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变。

十六世纪英国国族意识形态的建构:编年史与历史剧

英格兰以其诸多内生性力量为动力,首先在欧洲建构了一种新的国族意识形态与地缘民族国家。在这些建构性的力量中,作为文化资本的英国编年史和历史剧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本文试图在十六世纪英国编年史与莎士比亚英国历史剧之间的某种互文关系中,考察这两类文化产品生产与建构国族意识及民族国家实体的动力机制,以期发现其中文化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共谋与互动。

语言、诗学与国族建构——惠特曼与叶芝的国族意识之比较

爱尔兰诗人叶芝与美国诗人惠特曼都在自己的诗学中建构一种国族意识。叶芝是爱尔兰民族诗人的领军人物,而惠特曼是为美利坚民族歌唱的诗人,从两者诗歌中可以发现,他们诗学中的民族意识和国族建构极具研究意义。本文以诗学建构与国族建构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他们诗歌内容中国族意识的共同与差异,以及他们对待民族传统的态度、建构国族意识过程中的努力,进而总结他们的国族意识之异同。

生命意识的颂扬与群族意识的重建——“仰阿莎”电视文学剧本改编的文化解读

《仰阿莎》是流传在贵州黔东南地区一部苗族古歌,21世纪初被改编为电视文学剧本,从苗族地区的民间传唱成为流向全国的文学剧本。改编者将祖先传承的具有独特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口传文学通过文学的手段进行改编、重组,不仅对本民族的生命意识进行热情的颂扬,同时通过对很多苗族文化"碎片"进行重新整合,重建自己的群族意识,并在现代社会构建起自己的族群文化体系。

宗教·政治·国族意识:论近代中文报刊的出版特性

作为西学东渐和晚清知识分子启迪民智的重要载体,中国早期大众媒介的兴起一直是文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重点。近代报刊作为中国早期大众媒介的主要形态,宗教性是其源初特性,伴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商业性和政治性逐渐成为其本质和显著特性,并最终形成培养中国民众"民族—国家"意识的近代出版发行体系。

鲁迅现代国族意识的萌孽

鲁迅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激烈碰撞的条件下萌发了现代国族意识。晚清严重的国家社会危机和宗族衰败是鲁迅国族意识萌蘖的现实基点,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爱国观念又从文化上滋养了鲁迅现代国族意识的生长。这一现代国族意识的萌蘖有利于理解鲁迅的启蒙、国民性批判和晚年"左"转,也对解读鲁迅与政治的诸种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明星消费、理论批评与国族意识——民国时期《电影周刊》管窥

作为"公共性电影刊物"时期华北地区重要的电影刊物,《电影周刊》以图像与文本构建了女明星的"消费"、国族意识以及对电影界的理论批评的办刊特点,这既是少数北方电影刊物特色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北方社会公众看待电影业的态度。

论新中国十七年维吾尔文学作品中的国族意识及成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当代维吾尔文学出现第一次繁荣和崛起,并产生了大量歌颂党、歌颂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充分体现出维吾尔族作家强烈的中华民族一体认同的国族意识,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论文运用建国初期我国政治文化语境的详实史料,结合具体文本,分析维吾尔文学作品中作家国族意识形成的主客观因素。

地缘文化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认同

从地缘文化出发，研析不同族群、宗教、语言、风俗、制度等文明差异，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崭新视角。青海作为一种地缘文化的范式，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生成的某些规律，表明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主体社会的同质性只能来自对不同族群文化异质性的广泛包容，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理论将最终突破地域、种族、制度的差异，形成全民族认同的社会共同体价值。

六朝文的骈化与士族意识

六朝文的骈化是在士族门阀崇文的风气下进行的,它独特的形式要求作者和读者都应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而世代以文化积累相传的士族子弟正好具备此种学养。同时,在骈文创作中也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倾向,表现为:追述先人功德的宗族意识;积极建功立业,常葆家族兴旺的家族意识;艺术上追求典雅,求新求变的审美趣味等。而在声文上的音韵美感又为这种文体带来了具有"庙堂文学"的社会实用功能。

北平抗日救亡刊物的国族意识——以《大众知识》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救亡刊物《大众知识》是培育国族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在办刊过程中,《大众知识》通过议程设置进行战时舆论引导,把大众关注的焦点话题凝聚为国族意识;注重从历史文化传统中发掘民族精神,培养大众的民族认同感;通过领土主权意识的反复强化,试图将大众的家国意识激发出来,体现了北平抗日救亡刊物的国家意识。

“劝民读报”与国族意识建构——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改造民众读报习惯的阐释

20世纪30年代开始,"劝民读报"在内外交迫的中国成为一个问题。在现代化的逻辑和抗战的特殊语境下,知识分子将"读报"高度政治化,并通过一整套"规范性话语",将报刊建构为一种现代社会和战时民众生活的必需品,将读报"个体"询唤为"主体",试图完成读报政治化的过程和对民众国族意识的规训。

20世纪40年代美术西行活动中的国族意识研究

抗战时期,大量内地艺术家迁居西安重庆两地。他们在民族危亡的社会大背景下忧虑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并意识到中国西部地区的人文景观和自然地理中保存着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因此形成了艺术家群体西行考察写生的浪潮。在20世纪40年代的西行活动中,艺术家们通过对中国西部地区的人物、自然、社会面貌的艺术表现,将尘封在历史记忆中的西部边疆形象再现给国人,使人们得以窥见现代中国的整体面貌,激发了人民大众的爱国情感,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

国族、种族意识纠结下的《新史学》——兼谈历史书写主体问题对清末新史学的影响

1899—1902年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变动最激烈的时期,亦是他酝酿并提出"新史学"的时期。在"反满"与"保皇"之间的徘徊,使其在史学表述上尽管常常坚持国族立场,但有时亦冲破理性的束缚,流露出种族主义倾向。在反满意识最强烈的1902年,梁氏一度因种族意识趋向强烈使其难以确定历史书写主体,影响《新史学》的写作与发表。直到《新史学》即将完成时,梁氏才将"新史学"确定为以"进化论"和"国族观"为基础的"文明史学"。写谁的历史和如何书写是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萌芽时期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在政治分歧明显与族群矛盾激烈的清末,写谁的历史问题直接决定了如何书写问题。相较于汪荣宝、刘成禺等人的观点,梁启超用国族立场消解种族意识的思路,提倡书写可以促进中国境内各种族增强国家认同的中国史观念,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标准化生产与国族意识形态:印度电影海外传播路径与内核

随着《勇夺芳心》《印度往事》《我的名字叫可汗》《机器人之恋》《三傻大闹宝莱坞》等影片在北美取得良好反响,印度电影日益加大了对以北美为首的海外市场的拓展。印度电影产业内部的独特运行模式和某些行业惯例,直接影响着印度电影的海外市场拓展及运行方式。目前印度电影的海外拓展在实施层面和内容生产方面主要表现为国际化标准生产、国族意识形态传播等。

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

前人对陆机诗歌有情还是无情的争议,以及对陆机诗歌的抬高和贬低,都与他诗歌中的士族意识密切相关。士族意识的形成是魏晋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之一,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标志着中国诗史上士族意识的成熟。陆机诗歌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深刻地表现了士族意识。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家族情结、乡曲之思、功名意识等方面。陆机诗歌展现了一个士族文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的自负、冲突、忧思、孤独。较之于建安诗人,陆机诗歌的确缺乏刚健的风骨,但较之于六朝时代盛行的玄言诗和宫体诗,陆机表现士族意识的诗歌毕竟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既有一定的力,也有一定的气。

香港电影伦理叙事中的身份认同与国族意识(1949—2019)

香港电影是有效探询香港人身份认同与国族意识的重要指标。香港电影伦理叙事常讲述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小人物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并将之延伸至"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伦理层面。从战后多元意识形态的特定历史时空,到当下香港已然回归的新时期,1949年-2019年香港电影伦理叙事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南下怀乡:社会写实""香港是我家:本土意识显影""回归想象:怀旧与寻根""北进神州:家与国的新时代抒写"四个阶段。

华校情结、代际区隔与国族意识——对新加坡华人国族意识建构历史的文学考察(1965-2015)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以来,逐步确立了双语教育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确立英语的优势地位,对华人教育和华人语言进行压缩和控制,政策上的强势和不合理的政府行为所造成的族群伤痕是巨大的,成为新加坡华人心中永远的痛。盛极一时的南洋大学于1980年被迫关闭,华文两大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于1983年强制合并,历史悠久的华校于1987年停办转型,凡此种种都展示着新加坡政府的实用主义执政理念。近六十多年来,新华文学中的华校题材作品一直没有停止创作过,方方面面展示着新华作家的华校情结。从早期的南来师资的文化活动,到七十、八十年代前后的华校断根之痛,再到断根之后新加坡华人的现实处境与困惑,都有重要作家的作品与这些话题相对照。本文选择英培安、陈瑞献、郭宝崑、张曦娜、希尼尔、谢裕民、柯思仁、殷宋玮、陈志锐和黄浩威等重要的新华作家的华校题材作品为分析对象,同时在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文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中,力图从官方历史和民间历史的缝隙中寻找新加坡华人国族意识的建构过程,从而重审当代新加坡华人文化的历史构成和特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历史论述、观念形成和政法凝聚三种视角。历史论述展示了作为历史事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随之逐渐产生。而观念形成视角的研究从人们认识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形成论述的补充,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培育和加强。政法凝聚视角立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的共同体,政法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极大的塑造作用,而人民之平等法律地位和国民身份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之共同体意识的政法基础。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国族意识和认同会有一定差异,因此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将是一种新视角。

新加坡电影中的国族意识建构——以梁智强电影为例

新加坡是以华人族群为主体的国家,英文虽是第一通行语言,但华语依然是电影创作中的优势语言。因此,新加坡电影也常被纳入华语电影版图,被研究者用传统离散文化的方法或者华语语系理论的反离散角度去读解。这些研究角度往往带有先入为主的立场和思维定势,忽略了新加坡多元主义的文化特色以及强烈的主体意识而陷入某种误读。本文将研究焦点放置于新加坡本土语境,以梁智强导演的电影为例,围绕族群认同、文化地景的变迁以及国家体制书写三个维度进行读解,并着重以《我们的故事》作为分析文本,考察新加坡电影如何通过清醒自觉的本土化建设,在不断涵化的过程中,构建自身的文化场域和国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