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籍变更与民族文化认同——以恩施州的侗族乡为例

我国的民族识别经过了四个阶段,其中"文革"后的民族识别、重建工作是其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依据村民族籍可变更的政策,更改了村民的族籍。族籍变更初期,由于民族文化集体记忆的碎片化,以及村民还处在追求基本的生存需要阶段,因此民族文化认同较弱。21世纪,当文化作为一种资源渗透到经济领域时,民族文化便成了人们休闲消费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侗族乡尝试利用侗族文化来发展乡村旅游。在政府主导、大众媒介广泛宣传下,枫村自觉接受重构了的侗族文化符号,为村民建构了集体记忆;在与外来游人的互动中逐渐产生了较强的民族文化认同。

缅甸大其力市滇籍汉人的族籍变更与生存策略

位于泰、缅、老三国交界地带的大其力市,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民族构成也十分复杂。近代由于中国政权的更迭及其他种种原因,有大批的云南籍汉人移至此地。在缅甸特殊的公民政策及当地多元文化背景下,该群体在保留族群文化,取得"完全"公民身份问题上面临诸多障碍。他们一方面在族群内部交往中恪守华人身份实践,另一方面又通过在政府注册"掸""拉祜"等已受官方认可的其他民族身份,来获取"缅甸完全公民身份"。文章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视角,进而认为大其力市滇籍汉人在不同情境中所展现出的灵活身份实践,是其依据缅甸特殊的政治与经济情景所形成的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