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民族族缘政治分析

跨国民族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存在形式,如果从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看,它是处于政治族际与文化族缘之间的一种民族互动形式。这种互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现象,十分值得研究。而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表现,其实质是族缘政治的存在。在研究跨国民族问题时,可以从地缘政治现象联想到族缘关系,进而发现族缘政治的存在。

族缘文化在“宁波舟山一体化”中的作用及对策研究

区域“一体化”发展必然要求重视和强化区域文化的协同发展。宁波与舟山地缘相近、血缘相通、文化相连,将两地民间宗族文化交融拓展纳入到“宁波舟山一体化”发展的大框架中,对于推进两地凝聚力以及经济、文化旅游深入合作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文章阐述了甬舟民间族缘文化历史背景及发展现状,从强化两地民间感情交融、增强两地文化交流发展、促进两地合作共同发展等方面,论述了族缘文化交融拓展对于推进“宁波舟山一体化”的作用,提出了建设甬舟谱牒数据库、构建甬舟族缘文化交流机制以及开设甬舟文化“走亲”公交、实施甬舟旅游通道对接等建议。

北蝉洪家与慈溪洪塘族缘探析

以相关文献和洪家前辈口传、洪氏宗祠所记,对定海北蝉洪家与慈溪洪塘族缘关系进行阐述。文章认为北蝉洪家洪氏与慈溪洪塘洪氏同祖同宗,北蝉洪氏是洪塘洪氏之一分支。自迁居定海北蝉,已有三百余载,以尊祖和敬宗为信条,家族和睦团结,有序安定,为北蝉一大望族。

客家联宗的族缘性特征研究:以闽西宁化张氏故事为例

联宗实践显示,联宗功能性需求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客家联宗具有一般联宗的血缘、地缘特征,还具有族缘特征。从客家张氏联宗表现出来的一些自我描述来看,具有编故事、讲故事的特征。在联宗发起者看来,祖先故事的真假已经不那么重要,拥有一个看起来较为完整的联宗谱文本就足够,因为联宗本身仅仅是一个策略而已,表达客家族群的某些利益诉求才是真正的目标,而这正是客家联宗的族缘性特征出现的背景。

东胡系民族的族缘关系

早在战国时代东胡人即已相当活跃。后为匈奴单于冒顿(公元前209—174年)所破,余类被迫离开蒙古草原,一支保乌桓山,一支保鲜卑山,故以为号。乌桓臣伏匈奴约百年,岁输牛马羊皮(见《后汉书·卷九十》)。直至公元前119年,汉将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动静(同上)。以乌桓为代表的操蒙古语的东胡人又重新出现在靠近中国的故地。 鲜卑人的命运则稍有不同。他们出现在今蒙古境内和中国边境地区,并不是通过暴力途径,而是采取逐渐自然迁徙的办法。自从在鲜卑山定居以后,鲜卑一直与乌桓为邻,很少与中国交往(见《后汉书·卷九十》)。可见,鲜卑人当时居住在黑龙江上游地区。后来,鲜卑人逐渐南移。

跨越族群、地方与国家的边界——族缘与交换视阈下中越边境■关苗族婚姻圈变迁研究

在长期迁徙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中,中越边境?关苗族的婚姻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具体而言,随着外来文化冲撞融合、国家政策驱动、人口的跨国跨地区迁徙和自我变革,其婚姻圈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跨越族群、地方与国家边界的互动实践过程。从社会交往和婚姻交换理论看,在婚姻圈跨越族群、地方与国家边界的过程中,族缘和婚姻供需交换市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地缘文化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认同

从地缘文化出发，研析不同族群、宗教、语言、风俗、制度等文明差异，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崭新视角。青海作为一种地缘文化的范式，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生成的某些规律，表明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主体社会的同质性只能来自对不同族群文化异质性的广泛包容，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理论将最终突破地域、种族、制度的差异，形成全民族认同的社会共同体价值。

闽越族的汉化轨迹与闽台族缘关系

先秦时期,中国的南方分布着百越族。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经过漫长的磨合,战国时,形成了扬越、干越、瓯越、闽越、南越、雒越等部族。闽台地区是闽越族的主要活动区域。闽越族文化长期受到来自中原的华夏族文化的熏陶,因而在坚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也吸收了许多来自中原的先进文化因素。这就为闽越族在秦汉时期及其后的汉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随着中原华夏族融合为汉民族,闽越族自身的汉化也就更为深刻。本文拟分阶段描述其汉化轨迹并分析海峡两岸的族缘关系。

小麦族几种近缘植物细胞在长期离体培养中的染色体变异

对小麦及其４种近缘属间禾草进行了长时间（０．５～５．７年，个别８．６年）的愈伤组织培养，在继代过程中染色体数目的变异在染色体倍性低的簇毛麦（Ｈａｙｎａｌｄｉａｖｉｌｌｏｓａ，２ｎ＝２ｘ＝１４）及新麦草（Ｐｓａｔｈｙｒｏｓｔａｃｈｙｓｊｕｎｃｅａ，２ｎ＝２ｘ＝１４）倾向于数目的增大；染色体倍性高的小麦（Ｔｒｉｔｉｃｕｍａｅｓｔｉｖｕｍ，２ｎ＝６ｘ＝４２）趋向于数目的减少；而倍性居中的羊草（Ｌｅｙｍｕ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２ｎ＝４ｘ＝２８）既有增大也有减小；染色体倍性最高的高冰草（Ａｇｒｏｐｙｒｏｎｅｌｏｎｇａｔｕｍ，２ｎ＝６ｘ＝７０）最为稳定，但也有减少的趋向。愈伤组织的胚性主要与二倍体及亚二倍体的总水平相关。

试论姬姜二族的“三缘”关系

本文从地缘、血缘、业缘三方面分别对炎黄时代、先周和西周时期的姬姜二族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考察，认为由姬姜二族而形成华夏族，又以华夏族为主体而形成汉民族。汉族与其它民族经过长期的融合而终形成现令的中华民族。而姬姜二族四十年的“三缘”关系则是中华民族凝聚和稳定的基础。

论壮族蛙神崇拜

蛙神崇拜是壮民族诸多的古老图腾崇拜之一 ,曾深刻地影响着壮族人民。本文通过历史文献和民族学材料 ,从蛙图腾的起源、发展及衍变 ,蚂虫另节与蚂虫另歌会、蛙纹铜鼓、花山崖壁画等阐述蛙神崇拜的意义和影响 ,以及壮民族从血缘到族缘的发展过程。

智慧性生存范式:民族地区刑事和解的本土化建构——基于恢复社会正义的视角

在当下中国建构民族地区和谐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基于族缘关系的同质性和凝聚力,刑事和解已经成为民族地区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智慧性生存范式。刑事和解以建构谅解型和协商性司法模式为基准,通过建构本土化的刑事和解路径,恢复社会原有的正义,增益于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秩序性建构。

泉州侨乡社会资本及其形成与发展

福建泉州以侨乡家族文化特有的信任、互惠、合作机制和价值观念融合形成的区域文化规范和纽带,以血缘(族缘)、侨缘、业缘社会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侨乡先赋性族缘社会资本、获致性侨缘社会资本和业缘社会资本;族缘社会资本、侨缘社会资本、业缘社会资本互相依存、互相迭加、互相融合、互相丰富、互相促进共存于侨乡社会中,对侨乡社会和经济发展发挥着资源配置、社会支持、企业发展等功能效用;侨乡社会资本是促进侨乡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内源动力"与"和谐因子"。

浙南地区华侨社会关系网络探析——以青田华侨个案为例

浙江青田华侨在300余年的海外打拼史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族缘及地缘关系网络是先赋性的,其在青田华侨的打拼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婚缘关系网络是青田华侨异国婚姻的必然结果,它是扩大青田华侨关系圈的重要途径,是青田华侨关系网络上的重要一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侨居国对青田华侨的认可;侨团关系网络是集血缘、地缘于一身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它是青田华侨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在祖国的发展、华侨自身的权益维护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长时段研究青田华侨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我们认清当今华侨群体社会关系的变迁。

布依族拾荒者城市生存空间建构

基于社会空间生产理论的启发,结合对昆明市布依族流动人口日常生活的实地调查,本文揭示了布依族流动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生存空间的物质性意义和文化意义,展现了布依族流动人口在自发迁移过程中的社会文化适应,指出生存空间一方面体现了以族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支持功能,另一方面,布依族流动群体生存空间的移动与全球化的资本压迫有关,生存空间存在附属性和脆弱性的特点。

圈囿与挣脱——20世纪80至90年代扎西达娃小说批评的反顾

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扎西达娃的小说创作虽有积极介入式的阐释,但理论命名有仓促简便之嫌,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受到地缘、族缘的限制,缺少整体性、全局性的把握和定位,由此带来批评自身与作家创作的双重圈囿。批评与创作该如何挣脱这些局限,则是现象梳理、分析之后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