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边界、族界符号与族群认同——海外华人族群边界意识探析

论文参考巴斯的族界理论、拉蒙特的边界分类和维莫的实证研究,通过田野考察和半结构化访谈,从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两个层面探讨三个问题:一是当代海外华人存在怎样的族群边界意识;二是何为其象征边界符号;三是其可能的族界意识体现怎样的族群认同。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受访的海外华人的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意识都较为明显,但存在一定的地区、性别和个体差异,其社会边界意识体现在社交网络和对异族婚恋的态度上,其象征边界意识反映在其对族群的原型化认知上;血统、出身等原生族群性、族群标签和族群原型化认知是受访华人的族群象征边界符号,而不是族群身份和传统价值观;受访者的族界意识体现出其对族群身份的类别区分,与族群认同感和亲近感关联不强。

从体部指数值探讨中国族群体部特征的共性

目的探讨中国族群体部特征的共性。方法对中国62个族群的8项体部指数值进行分析。结果聚类分析发现,男性52个族群、女性59个族群聚入了北方族群为主的混合组及南方族群为主的混合组。8个汉族族群分别聚入各个组中,没有聚合出汉族组。体部指数的分型结果表明,长躯干型、中胸型、宽肩型、宽骨盆型和中腿型是中国男性族群主要的体部类型。中躯干型、宽胸型、宽肩型、宽骨盆型和中腿型是中国女性族群主要的体部类型。这表现出中国各族群体部特征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中国族群体部特征的一致性与其族源相近有关,汉族在中国各个族群交流融合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汉族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融入北方汉族,北方汉族南下促进了南方汉族的形成,使得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体部特征具有相似性,也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融入南方汉族。此外,迁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也逐渐融入少数民族中。结论中国各族群体部特征存在明显的共性。

族群经济对多元族群社区治理的影响:理论依据与机制分析

多元族群社区治理是当前最具前沿性、挑战性和国际意义的社区治理研究内容,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突破口。以往研究主要聚焦社区治理对族群经济的影响,鲜少研究族群经济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文章以义乌阿拉伯族群为研究对象,基于群际接触理论,将族群经济作为解析与洞察社区组织结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文化融合以及社区政策环境的独特变量。研究发现,义乌族群经济的发展为群际接触创造了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群际合作以及权威支持四大条件,激发了多元族群社区管理的创新改革,形成了“多元共治、以外治外、文化互嵌、制度保障”的多元族群社区治理体系。义乌多元族群社区治理为优化我国移民政策、管理外籍商业活动和治理多元族群社区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以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为例

与大埔县源发地的广东汉乐相比,珠三角广东汉乐在乐器组合、人员构成、活动特征、社会功能、乐曲选择、音乐风格等方面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与客家族群性格、国家在场等因素紧密关联,这对广东汉乐的传承与发展既是机遇也有挑战,典型地体现了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同时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启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有对立或趋同的生存形态,也有并存或联结的中间形态;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再创造,需要赋予新意涵和新形式,从而为传统文化的承续提供适宜的现代性语境。

现代国家之国族与族群的纠缠

现代国家为当下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类型,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欧洲,其本质是民族形成后从君主手中夺取主权而建立的一套体现“主权在民”国家伦理的体制机制。民族国家被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采纳而达至普遍化后,便成为了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可是,欧洲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将国内众多民族群体整合为一个国族而建立民族国家的,欧美最早的民族国家也由于多族化而出现了多种族群,所以现代国家便普遍地面临着国族与族群的纠缠,以及其间的张力所带来的问题。相关国家在应对中采取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就是国族化和族群化两种。两种不同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迥然有别,但国族化的选择显然更有利于现代国家体制的稳定运行和功能的发挥。

二维面孔识别中族群信息与情绪信息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选取80名藏族学生,采用学习-再认范式,考察二维信息面孔识别中族群信息与情绪信息间的加工关系,以及社会接触程度对这种加工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1)对于低社会接触者而言,族群信息与情绪信息加工彼此独立;族群信息加工不受情绪信息影响,存在异族效应;(2)对于高社会接触程度者而言,族群信息加工受情绪信息影响,异族效应出现反转。可见,面孔识别中二维信息的加工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考察面孔识别应同时考虑信息的维度和社会接触程度。

华语政策和族群身份对泰国印尼来华留学生语言态度的影响

语言态度评估是语言推广和文化传播的前提与基础。基于双重态度理论探讨华语政策差异与族群身份对泰国和印尼来华留学生语言态度的影响,采用语言态度问卷和IAT范式测量其对汉语和所属国官方语言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结果发现,泰国来华留学生对汉语和泰语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一致,对汉语的评价低于对泰语的评价。印尼来华留学生对汉语和印尼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分离,在外显态度上,华裔学生对汉语的评价优于对印尼语的评价,在内隐态度上对汉语与印尼语的评价相当;非华裔学生在外显态度上对汉语与印尼语的评价无显著差异,但对印尼语的内隐评价高于对汉语的内隐评价。研究表明,所属国华语政策与族群身份影响来华留学生的语言态度。

族群性或公民性:时政新闻接触如何影响中国国家认同?

本文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了时政新闻接触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时政新闻接触增强了公民的身份认同从而影响了国家认同,两者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即时政新闻接触越频繁,国家认同感越强。公民身份认同在两者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存在中介效应。另外,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来自对自身公民身份的认同,而非一种族群性的认同,属于现代国家认同。在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可能总体上呈减弱的趋势,但我国媒体的建构功能会有效减缓这种趋势。

先秦至汉晋时期云贵地区北盘江流域的农业变迁与族群迁徙

先秦至汉晋时期贵州高原西部的北盘江流域的原始农业发生重大变迁,根据生产工具、技术、粮食作物品种等方面的变化,农业变迁过程可以分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商周、战国至西汉、东汉至两晋南朝时期三个阶段。造成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战国至两晋南朝时期滇人和汉人移民的两次迁徙带来先进的农具和技术,北盘江流域的原始农业进入锄耕阶段,而且出现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但是,先进农业方式没有在北盘江流域普及,当地维持了多元生计方式和农业生产模式并存的局面。

族群聚居与住屋形式——工具史视野下青铜时代西南夷聚落建筑的文化技术特色

本文以“族群聚居与住屋形式”合一的视域审视青铜时代西南夷的聚落建筑遗址,论述以氐羌族群为主体的康巴聚落建筑遗址中“柱造土掌与密肋邛笼”的特征,以濮越与苗瑶族群为主体的黔贵聚落建筑遗址中“抬梁穿斗与木栅干栏”的特征,以濮越与氐羌族群为主体的滇云聚落建筑遗址中“木楞井干与干栏合院”的特征,揭示了青铜时代西南夷地区的先民将其游牧渔猎与农业栽培经济相结合,产生了穿斗式、抬梁式、井干式、邛笼式及混合式的聚落建筑空间形式。该住屋形式格局中环绕式的围合感与单向度的向心性隐喻着方国神圣仪式与权力,体现了方国联盟集团的共同利益与意志,是青铜时代西南夷社会文化系统中类“尖锥体”等级结构的物质化产物。

探究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的力作——评周慧慧《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族群关系向来是族群研究的重要议题,而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其自然发生的历史远早于学界对该议题的关注与探讨,并随着民族政策、人文生态环境等变化而注入新的动因。周慧慧博士的《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公司,2022)以台湾地区一个山地乡——仁爱乡为调查对象,以族群关系为研究问题,为读者揭示了一种关系特征,提示了一个族群关系发展的危险信号,并在讨论中指出了一条避免危险加剧的可行路径,是我们认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的一部力作。

民间祭象:从文本记忆到族群认同

对象的认识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象在古史传说谱系中是主流体系之外的人物,象在儒家价值体系中呈现出来的是负面形象。象在民间的传说从未间断,经历了从文本记忆到文化认同的过程,潇水流域民众的祭象习俗成为明显的地域性标识。“象封有庳”有丰富的民间文献支撑,在今双牌访尧村一带还有大量关于象的传说与遗存,其周边地区也有相关象的传说与遗迹。民间长期祭祀象源于“象去其傲,而象已圣矣”,象悔过自新而“卒为善人”,象强化与三苗部落交融而“泽加于其民”,象舜和睦修好,情同手足。祭象的信仰空间体现为民间祭象的仪式表达,民间祭象的社会性空间,民间祭象仪式的延续。

东南亚华文新媒体时代下的华文文学与青年华人的族群认同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新媒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其主要包括华文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视频平台等多种形式的网络传播平台。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悠久的传统和当代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多样化、丰富化的发展态势,新媒体时代则为其带来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东南亚华文新媒体时代下的华文文学对于东南亚青年华人的族群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其不仅为青年华人提供了交流和创新表达的渠道,还为其探索和表达族群身份提供了新平台,有利于促进青年华人的族群认同。

中国佤族三大方言族群的头面部指标测量

目的调查分析中国佤族成人的头面部测量指标。方法使用直脚规和弯脚规,测量中国佤族成人1996例(男858例、女1138例)头面部指标,其中巴饶克族群927例(男381例、女546例)、阿佤族群564例(男241例、女323例)、佤族群505例(男236例、女269例)。分别得出3个方言族群的17项头面部直接测量指标和1项间接指标,并进行年龄相关性分析,性别间u检验和多重比较。最后将3个方言族群与国内15个族群进行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结果佤族三大方言族群男女性的鼻宽、口裂宽和容貌耳长都与年龄成显著正相关,头宽和唇高则与年龄成显著负相关。除眼内角间宽外,三大方言族群头面部指标均存在男女间性别差异。巴饶克族群、阿佤族群和佤族群的头面部特征不尽相同,表现为巴饶克族群和佤族群的男女有较高的唇高、较宽的鼻宽和口宽,而阿佤族群男女则有较低的鼻高。结论佤族三大方言族群的头面部特征与克木人、莽人接近,他们族源为古代百濮人,且同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族群。

华文独中教育策略中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以马来西亚宽柔中学为例

马来西亚政府在教育政策层面确立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旨在强化国家认同与文化统一。而华人社群积极创办华文学校,发展华文教育,以维护族群特色并传承华族文化。宽柔中学作为拒绝改制的华文独立中学,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张力之间寻求微妙平衡,其生存与发展策略备受关注。通过剖析宽柔中学的教育策略与实践,探讨其如何巧妙实现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和谐共存,以期为马来西亚及多元文化国家的教育体系提供借鉴与启示。

守望与传承:侗戏“非遗化”语境中的主体叙事与族群认同

“非遗”语境下,现代化舞台上的民间传统文化表演,更注重音乐的娱乐性、程式表演性和审美性,以多元文化共现的展演景观模式呈现。“非遗化”的侗戏表演离开“原生”语境后,民间表演的文化主体性发生改变;当民众不再向侗戏班寻求公共产品供给,侗戏的需求量降低,其功能也因此转变。结合音乐人类学理论,通过对文化持有者的主体性叙事,从历时性的族群认同、局内人口述史的叙事记忆、“非遗”的传承及反思等多维度,对“即时性”的音乐文本进行深描,反思侗戏在“非遗”语境中族群性与认同感。

桂西族群岛——那坡黑衣壮语言生态研究

通过田野调查和访谈,研究桂西那坡黑衣壮语言使用状况,该族群主要使用壮话,主体是使用壮话、普通话、桂柳话的多语人。黑衣壮普通话普及率高,对普通话及汉字的地位、作用、发展前景的认同度高,但使用率低,熟练使用者占比低;黑衣壮均不具备壮文读写能力,且对壮语文化价值认可度低。那坡黑衣壮语言生态有自身的影响因素,应进一步推广落实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政策,加大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展力度,加强民族团结建设力度。

从族群抒情到国家抒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纳·赛音朝克图诗歌再研究

纳·赛音朝克图是当代蒙古族文学奠基人之一,是蒙古族新文学承前启后的代表作家。他的诗歌创作跨越了新旧社会两个时期。在其长达40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纳·赛音朝克图的诗歌创作经历过曲折和困惑,但他最终摒弃狭隘,回归到诗歌潮流的大格局中。坚持自觉现实主义,从族群抒情到国家抒情,诗人完成了身份认同和价值追求的质的飞跃。

空间视域下云南少小族群阿克人过渡礼仪研究

本课题研究以云南少小族群阿克人过渡礼仪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实地田野调查进行资料收集,在过渡礼 仪理论为研究理论支撑,从空间的角度分析阿克传统族群和现代族群中文化主体、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过渡。

国际视野下的土家织锦在族群认同中的问题探析

研究着眼于土家织锦这一中国土家族文化的珍贵财富,深入分析其图案设计和编织工艺所蕴含的深层文化意义及其在土家族中的社会功能。文章讨论了土家织锦作为一种视觉语言记录和反映的土家族历史传说、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的,探索了在国际视野下,土家织锦适应国际化新时代的同时,保持其文化价值和增强族群的内聚力的途径。此外,文章还探析了土家织锦如何利用数字化工具和跨国文化项目,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从而提升了其国际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研究强调了土家织锦在传递土家族集体记忆、促进文化继承以及在多元文化对话中的桥梁作用,对于保护这一可能逐渐消逝的手工艺形式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