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象征主义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与身份认同构建

作为建构主义与原生主义之间的折中视角,族群象征主义的理论框架更加强调民族形成的历史性,注重从长时段的历史文化入手研究民族身份认同,因而对粤港澳大湾区语言与身份认同具有更好的解释力。香港地区语言与身份认同建构的案例,反映出语言参与当地民众集体身份认同建构是一个不断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充满复杂性、异质性与流动性的特质。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视野中,应以族群象征主义为理论框架,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将大湾区内丰富的语言资源转化为对内建构身份认同、对外提高国际竞争力、讲好“湾区故事”的文化资本。

历史记忆与媒介传播——族群—象征主义视角下影响民族建构的两个维度

族群—象征主义可视为对现代主义民族建构的补充与修正。以此为视角,选择历史记忆与媒介传播两个因素,呈现该理论对民族以及民族建构的整体性把握。历史记忆是指以历史形态呈现和流传的一种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中多数成员脑海里留存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性再现,其实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寻觅。在共同体的建构上,建构者要寻求一种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如文化与历史记忆的广泛性,媒介传播便是一种共同联结的探寻,以形成横纵一体的民族建构的联结形态。在网络时代,解构性要素弥漫成为对民族建构的一大挑战。

答“问难‘族群’”——兼谈“马克思主义族群理论”说

最近读到《问难“族群”》一文 ,其中多处针对笔者的几篇文章提出了评议和“指正”,应该算是对笔者几篇文章的一个回应 ,这是令人高兴的。然而 ,仔细读后 ,又颇为失望 ,“问难”一文所质疑的着眼点并未涉及笔者文章的实质内容 ,除了一些“大而化之”的评论外 ,但凡触及具体问题不是对笔者原文的“误读”(或“未读”)就是“误批”。惟一令人感到需要回应的问题 ,是“问难”作者针对笔者文章中质疑“马克思主义族群理论”说而提出的新论断。为此 ,笔者决定就“问难”

印度的族群关系治理机制及其困境评析

族群冲突治理是独立后的印度一直面临的重要任务。印度政府在顶层设计上采用了族群联邦主义的制度安排,即通过给予聚居在特定地理范围的族群共同体一定程度上的自治,以承认它的族群特性。印度的族群联邦主义制度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审视。横向层面是指宪法中的特殊安排,纵向层面则涉及邦重组方式的不断演进、以族群联邦主义为指导思路治理族群冲突、延伸保留政策。印度的族群联邦主义制度成功地阻断了族群冲突,使危机或动乱能够局限在特定区域或邦的内部,从而使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管理和遏制冲突。然而,族群联邦主义安排也存在困境,具体表现为族群联邦主义针对水平类型和垂直类型的族群冲突治理效果有别、诱发自治诉求并带来族群冲突的泛化和联邦政府的实践、政党的狭隘化倾向会诱发冲突等问题。这种制度缺陷使印度的族群冲突呈现出了少有大冲突但小冲突多发的特点。

民族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的启迪

通过解读西方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的著作《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概括性地考察民族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变情况。在比较其他民族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史密斯认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民族主义的起源,能更好地把握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并指出不应从现代化和全球主义的力量中,而应在族裔共同体与族裔类型的历史与文化中找寻民族主义的力量与轫性。因此,作为世界政治中一支强大的力量,全球化远远没有导致废弃民族主义,甚至可能在事实上还加强了它。史密斯的论说被称之为"族群-象征主义",它对我们认识民族主义的持久影响是有相当帮助的。但是,民族主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事物,即便是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理论也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对此,应该对当代西方其他民族主义理论,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也要继续保持学术上的兴趣,并且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工作中,坚持比较客观的理性分析方法和治学态度,避免研究工作的简单化和情绪化。

民族分裂主义及其治理模式研究

具有高度政治分离目标和主权诉求的民族分裂主义是导致国内、国际政治失序和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由于民族分裂主义不时出现在国际政治的发展进程中,不时搅动或重组原有的政治格局,因而抑制和应对民族分裂主义是必要的多民族国家治理功能。实现有效的民族分裂主义治理应当从分析民族分裂主义的特点和诱发机制起步。发生普遍、目标明确、诱因复杂、认同坚韧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特点。利用和强化族性认同、渲染政治主张、通过动员形成集体行动、获取外部支持等环节构成了民族分裂主义行动的诱发机制。因循民族分裂主义生成与发展的机理,从无条件捍卫主权的理路采取的严厉打击模式,从不同程度赋权的理路采取政治容留模式,从消减族性动员的理路采取认同调控模式,从抑制精英力量的理路采取柔性控制模式,从转化政治生态的理路采取外部干预模式,可成为多民族国家治理中的参考。

暴力方式与民心向背:寻找治理族群叛乱的条件组合

治理族群叛乱的目标既包括土地的控制,也包括人的控制,这是治理族群叛乱区别于其他形式叛乱的特点之一。人的控制实际包含两个内容,既包括人心向背,也包括人员数量的控制。人心向背关乎民众支持,而争取民众支持的必要性在于,虽然拥有民众支持并不必然导致叛乱的平息,但是没有民众支持是不能平息叛乱的。在族群叛乱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国家政府只有赢得更多当地民众的支持,才能成功治理叛乱。根据冲突各方的暴力行为方式及其对当地民众支持的影响,成功平息叛乱应具备国家政府有区别使用暴力、叛乱组织无区别使用暴力、当地温和派主导平叛行动等三个必要条件,以争取更多民众支持。这三个条件构成的条件组合,可以有效控制和减少叛乱组织能够招募到的人员数量,只要国家政府的平叛战略能够有效控制叛乱组织所招募的叛乱人员数量,叛乱组织就将走向衰败并最终消亡,也就是说这一条件组合能够成为国家政府成功平叛的一个充分条件。通过对结合俄罗斯、印度和西班牙等国家治理族群叛乱的经验和教训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以上观点。

论民族主义的发展形态及其实践反思

民族主义在政治和社会实践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其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观点并蕴含着多重的核心要义。从群体文化意识及政治和社会意识角度,指出族群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存在的两种发展形态。族群民族主义在维护族群利益过程中的实践困境是以文化民族的身份攫取了政治民族的身份。这与族群民族主义盗用了近代民族主义内在的政治要素及民族国家的民族制度设计所引发的族群意识强化有关。公民民族主义的价值导向决定它对族际政治整合具有正功能。但是,公民民族主义在实践运作中因其统一性与多元性产生的内在张力,使族际政治一体化与离散化并存。如何防止族群民族主义在追求族群利益时发生文化身份的偏离及增强公民民族主义的统一性,是推进族际政治整合及民族国家建设应当反思的重大政治问题。

浅析英国国内的苏格兰民族主义

苏格兰民族是英国的一个主要民族,苏格兰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其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的顽强保护上;20世纪60年代,它开始在政治上强烈地表达,要求建立独立的苏格兰议会和独立的苏格兰国家。苏格兰民族主义比较温和,更带有文化倾向,是近年来一些国家内部民族分离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的出现对苏格兰和整个英国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泰国整合马来穆斯林族群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影响民族同化因素的分析

尽管泰国政府长期对马来穆斯林进行同化型的"泰化整合",但并未因此而取得理想的整合效果,反而引发并加剧了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进而出现了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整合进程中的困境局面。本文参照影响民族同化的因素,从马来穆斯林族群进入近现代泰国社会的时间与方式、人口因素以及文化相似性三个维度,就泰国整合马来穆斯林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本文认为,从影响民族同化的因素来看,泰国只有对体现出"族群中心主义"色彩的以"泰族中心主义"为主的泰化整合进行合理调整,才有可能为逐渐走出民族整合的困境打下基础。

分省而治: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的新疆治理方案

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新疆关系若即若离,如何解决新疆问题,是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难题。此时,知识界纷纷建议按照区域主义原则,实行新疆"分省而治",加快新疆省制化步伐;当然,也有论者主张按照族群主义原则,实行新疆"特别自治"。当年知识界所思考的许多问题,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存在,因此,对国民政府时期知识界有关新疆"分省而治"方案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学术与现实价值。

跨境族群与跨境族群分离主义

跨国境线而居的族群,既受他国同族人在族源、语言、文化等方面对他们的吸引,也有对母国的政治认同。一旦跨境族群对本族群的认同强于国家认同,加上母国民族政策的失误及国际势力的蛊惑,跨境族群的不满情绪就可能酿成分离主义,并谋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有: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对"民族自决权"的蓄意歪曲;国际势力对跨境族群分离主义的推波助澜;泛民族主义的泛滥和蛊惑等。面对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对当代主权国家的疯狂解构,既需要继续推动和发挥联合国在反对与遏制跨境族群分离主义中的作用,也需要跨境族群母国加大民族国家构建力度以提升跨境族群的国家认同,还需要相关国家在治理跨境族群分离主义问题上积极合作。

理查德·罗蒂论社会团结的理由

任何共同体都会面对内部整合问题,团结问题是共同体必须处理的基本问题。不过,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学界对团结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罗蒂专门讨论了团结问题,引起学界关注。在罗蒂看来,团结就是如何形成我们感的问题,具体说"我们"意指哲学共同体中的反表象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主义者、改良左派。罗蒂基于反表象主义、族群中心主义和叙事转向为社会团结提出了辩护。

解读安东尼·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

安东尼·史密斯是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发展了族群-象征主义研究范式,强调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与演进的族群基础,历史记忆等文化认同因素受到他的关注。史密斯既重视真实的历史记忆也重视作为话语权的历史记忆,强调二者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史密斯一方面将历史记忆看成相对恒定的,民族主义者们有大体相同的历史记忆指向;另一方面将历史记忆看成变动不居的,其在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之后依然在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繁花背后的影子——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于整个世界的丰厚遗产,她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然而,就像一个事物总有其两面性一样,即使是如此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会对我们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在这里,我想就这方面的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马来西亚的“第三条道路”:民主行动党的理念与实践

民主行动党是一个信奉民主社会主义且以华人为主的反对党,在马来西亚政党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主行动党着力追求族际政治的民主化,具有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对于社会变迁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但自身建设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就其对马来西亚议会民主的参与来看,民主行动党在非马来人中具有较稳定的代表性,但要打破巫统所主导的族群政治模式,还离不开与其他类型反对党的合作。这决定了它所追求的民主社会主义目前只能是局部意义上的,或者说是马来西亚化的"第三条道路"。

穆儒丐与现代日本文化

从留学经历到在《盛京时报》的工作历程,无论从美学趣味还是价值观念上,现代日本文学与文化都对作为清朝"遗民"的穆儒丐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日本侵华扶持伪满洲国的语境中,穆儒丐结合自身满洲旗人文化背景,将日本影响转为自身的写作资源,逐渐形成一种既有别于"中华民族"主流的革命与反帝,又有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具有族群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不符合时代趋势的,因而只是一个历史的微小回流。

“去中心化”视野中的国家能力体系建设

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民族国家普遍遭遇以族群民族主义的浪潮化和地方政府治理的兴起为主要标志的“去中心化”挑战。就前者而言，族群民族主义浪潮旨在通过张扬族性去削弱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破坏国家统一；就后者而言，多层治理格局的出现导致地方政府从幕后走向台前，在利用财政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了解公民需求等方面展现出了中央政府难以企及的优势。分析表明，“去中心化”挑战尚不足以导致“民族国家终结”，通过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国家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协调来进行国家能力体系建设、重构国家中心话语，是实现民族国家自我完善与发展、应对“去中心化”挑战的重要途径。

现代民族国家遭遇“去中心化”挑战评析

全球化时代带来更多的差异和创新,民族国家遭遇各类族群民族主义的冲击,也遭遇次国家主体——地方政府的"去中心化"挑战。一方面,后冷战时代兴起的新族群民族主义与原有国家认同产生复杂关系,有的强化国家认同,有的挑战国家认同,有的弱化国家认同。在发展中国家,该问题的走向主要取决于族群-民族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格局,取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利益分配;在西方发达国家则取决于昔日民族与国家的重合性程度,也取决于"文化他者"(移民)的涌入量。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多层治理格局导致地方政府从幕后登临前台,并且在利用财政资源、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创新能力、了解公民需求、获取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拥有中央政府无法比拟的优势。然而我们要通过分析表明,"去中心化"挑战尚不足以导致"民族国家终结",因此本文讨论怎样重构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国家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才更具实质意义。

身份认同与塞浦路斯民族问题的由来和现状——从族属差异到族群民族主义的冲突

1882年开始,英国殖民当局在塞浦路斯实施"现代化"(西化)改造,没有顾及塞浦路斯的社会特点与传统,使得原本自然存在的宗教社群差异被改造为族属差异,并将其政治化,身份认同发生扭曲和变异,成为宗教—族群对立的基础。狭隘的族群民族主义阻碍了正在缓慢形成中的塞浦路斯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过程。英国的殖民政策是塞浦路斯族群对立的成因,此后的历史只不过是这种对立状况的制度化过程。1960年塞浦路斯的独立宪法对这种从个人到族群的对立进行了制度化确认,形成了双元主权结构的政制框架,其实质是族群权利高于国家权力,其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冲突与分裂。这是英国治理模式移植的失败,也是塞浦路斯国家—民族建构的失败。从1974年战争到2004年安南统一方案的失败,南北双方部分人士开始构建"塞浦路斯主义",致力于为塞浦路斯各族确立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基础,以冲破政治隔阂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