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边界的消融与族群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为例

人类学解释族群边界的理论之一叫“茶叶袋理论”,认为族群及其成员就像茶叶袋里面的茶叶,而族群的文化就像茶叶袋泡入水中之后流出茶叶袋的茶水。茶叶袋是族群的边界,族群文化可以穿过族群边界相互渗透和消融。四川甘洛县彝族亚族群边界,从文化上看,可以从方言土语、服饰、节日等文化元素加以界定。由于亚族群的交融交往、文化的交流以及国家政策的介入,使甘洛县亚族群边界越来越模糊,也即三个土语群的文化逐渐同质化,族群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本文通过文化变迁和族群边界消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提供个案支持。

论《残月楼》中跨族群命运共同体的运作机制

通过描写华裔男子黄贵昌与印第安女子凯萝拉之间的爱情故事,李群英在《残月楼》中对构建跨族群命运共同体寄寓了想象和期许。白人社会强加于华裔和原住民的同质化“他异性”特征,赋予了他们抵制种族暴力的共同信念和内在聚合力,原住民村落里暂时形成的跨族群命运共同体是他们共同抵制种族暴力、去除殖民性的希望所在。与原住民的地域认同基础不同,华裔以寄居者身份来到加拿大,故而将对自己的身份认知部分地建立在对加拿大的国家认同之上。身份认同基础的差异使华裔和原住民这一跨族群共同体内部的有效链接断裂。黄贵昌错误地将凯萝拉指认为共同体内部的异质他者,即威胁共同体稳定的危险因子。在自免疫机制的运作下,黄贵昌最终将凯萝拉抛弃,这一举动宣告了该跨族群命运共同体的瓦解。黄贵昌对凯萝拉的“他者”指认本质上是族群伦理的失范,此种失范粉碎了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平等基石。由此可见,平等互敬的族群伦理是构建跨族群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在作品中,李群英通过直面历史上华裔对原住民的亏欠和关注同为“非我族类”的弱势族群,重构了平等、包容的族群伦理;与此同时,她对群族关系展开的多元想象打破了社会中原有的二元框定种族话语,成为少数族裔相互赋权的有效形式,为和谐、持久的跨族群命运共同体运作提供了力量来源。

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早期演进

"沸流部"与朱蒙卒本夫余集团的整合,卒本夫余对古"句丽"的借壳,标志着高句丽新的族群共同体的初步建立,其突出表现便是朱蒙桂娄部取代沸流部(涓奴部)为王族。朱蒙死后,新老王族以联姻形式构建新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称为高句丽政权和族群共同体发展历程中的"双核"时代,桂娄部和涓奴部共同主导着高句丽王国、部众的命运。此后,琉璃明王通过迁都、立东明王庙及设立大辅、左右辅制度,建立起王国的行政官僚体系,确立了王权的超然地位,高句丽王国和族群共同体由"双核"渐渐过渡到以王室所在的娄部为中心的"单核"。

侗族原生性生存空间与族群生命共同体的统合

侗族自称"干"(侗语指"用树枝木栅把栖居之所遮掩起来")。侗族聚居地古属牂牁夜郎地。侗族原生性环境空间与族群生命共同体的统合及其适时建构性特质的形成,渊源于"干"族群的生存观念基础及其传统文化认知行为。人类学、民族学"原生论"与"建构论"从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的两端相对性的或强调民族是"原生的",或强调民族是"建构的",两者各持一端,互为抵牾。"干"族群文化自我深层结构中的统合性因素表明,"原生性"与"建构性"既互为相向,又互为指认和互为通约;即文明进程中,"干"族群原生性生存空间的绵延与族群生命共同体的统合,始基于传统因素即统合性因素的延伸性整合及其与日俱化的适时建构性。

从仪式到助记符——映射我们世界的记号系统

本文从西南亚文化圈乡土带族群共同体独特而具体的仪式性生活的观察分析开起,以H.哈林的仪式化功能的有机体探索为启示,以彼得·布伦德尔·琼斯关于建筑与仪式的研究为基本的思辨指引,将隐匿于族群共同体背后的"仪式—助记符"结构呈现出来,并尝试与功能指引、知识机体相配合,发展为西线工作室特别的"助记符"工作系统。

如何认识“跨境民族”

"跨境民族"这一概念近些年在中国大陆开始流行,一些人认为居住在国境线两侧的一些具有共同族源和相同语言文化的群体属于"跨境民族",希望通过唤起"跨境民族"成员的认同意识和感情纽带,推动跨境交流和经贸往来,进一步促进我国沿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从现代政治话语体系来看,这一概念存在诸多问题,而且引发境外邻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警惕。本文从"民族"和"族群"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讨论入手,对"跨境民族"这一概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其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