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越人的族群分布与文化认同

越人的族群分布与越人的民族个性有很大关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越人形成了以今江南地区的浙赣、闽粤、两广等地为主的族群分布,不同族群在各自地域内,因为发展的限制也形成了各自的个性。东越与汉朝接触较多,最终依附于汉朝,并且迁往内地;闽越则表现出民族的原始状态,向北和向西分别进攻东越和南越。越人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风俗由于共同的生存追求,也是共性多于差异性。

北江上游的南越国墓及秦汉岭南的族群分布

乐昌对面山墓地发掘了东周秦汉墓191座,均为土坑墓。墓葬形制、陶器组合、陶器质地和纹饰符号、铜器种类和形制与广州汉墓和平乐银山岭墓地简要对比后发现:对面山墓地与广州汉墓和银山岭墓地出土陶器在质地、火侯、纹饰、制法上颇有相似之处,铜兵器的形制和数量颇有相通。北江上游是岭南秦汉考古学文化的一个亚区,北江上游的南越国墓反映出岭南地区秦汉时代族群分布的情况。

“滨海畲族”:中国东南族群分布格局的一大变动

从明嘉靖"倭寇"的大肆侵掠到清初迁界的巨大反复,促成畲民大量入迁闽东北滨海丘陵地区,形成"滨海畲族",这是中国东南族群分布格局的一大变动。在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中,畲族文化逐渐展现若干新质,如生产生活方式中海元素的渗入;原有信仰体系与陈靖姑信仰的交相作用;儒家思想的浸润和牵引;民族-家族企业运营的新经验;族群权益意识和维权实践的初步表现等等,都是很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

人地关系视角下青藏高原东缘的农牧生态与族群分布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农牧生态与族群分布格局是不同人群在经济接触、文化选择以及适应自然环境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同时受到海拔高度的显著影响。青藏高原东缘的农牧交错地带是中原王朝治理整个藏区的重要依托。明清以降,随着人口不断增长以及族群互动的频繁,青藏高原东缘的垂直农业和农牧混合经济得到发展。地理区位的复合型特点、多元族群及其经济文化的交汇,共同推动了青藏高原东缘地区人地关系的发展。

陕南的史前考古文化与族群分布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陕南地区史前考古遗址的分布特点及其文化内涵进行综合整理和分析,认为最迟在距今60万年前陕南就有人类活动,是中国早期史前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陕南地区史前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式的广泛分布和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则表明这一地区早期人群流动的频繁及其与多种族群活动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旧石器时代在陕南活动的主要是以汉水上游和南洛河上游旧石器文化为代表的两大人群;新石器时代早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人群进入陕南并在此活动;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陕南则呈现了以黄河中游流域为主的华夏族群先民和以长江中游流域为主的三苗族群先民交互影响的态势,而巴族先民的文化因素也开始在陕南显现,从而为陕南地区早期文化和族群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交融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

汉语支瑶族的分布及族源初探

以平地瑶、民瑶为主的汉语支瑶族主要聚居在南岭山系的越城岭、萌渚岭山脉的丘陵地带 ,与主要聚居在高山地区的过山瑶、聚居在平原谷地的汉族共同构成了层次分明、特色显著的族群分布格局。汉语支瑶族的姓氏构成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点 ,其族源主流应是逐步汉化的盘瑶 ,但也包括了汉族、壮族等其他民族的成分。

分离主义运动中的动员模式：一种关于怨恨政治的族群冲突解释

在少数族群中被视为具有威胁性的分离主义运动活跃的地区,族群认同很可能建立在某种排他性的族群身份基础之上。在此情况下,族群安全框架将占据主导地位,这也很容易引发族群间的紧张局势,甚至导致族群冲突升级。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为什么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中,动员模式会存在差异?换言之,为什么在寻求族群自决的过程中有些国家或地区会倾向于以经济目标为主,另一些会倾向于以政治目标为主,还有一些则倾向于以安全目标为主?在族群动员、争取独立的过程中,领导人试图赢得每一个潜在支持者的支持。由于分离主义者经常面临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因此他们特别需要内部的民众支持。在分离主义运动的动员模式中,领导人可能会避免提出族群排斥性的立场。本文认为,在多族群的国内环境中,以什么名义寻求实现分离目标有着极大的区别。排斥少数族群的言论有可能会引发族群冲突,而如果分离主义运动的动员模式是以族群包容性来作为基础框架,则不同族群之间的和平就更有可能实现。

洛陽東郊C5M1981新出冉母尊“■”字考釋及其他

2011年爲配合洛陽榮康醫院新址擴建工程,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對新址所在的洛陽市東郊帽郭村進行了考古發掘,總計發掘西周至宋代墓葬44座,其中西周墓葬C5M1981保存完好,出土了較多的青銅禮器、兵器、工具,陶器,玉器等,對研究西周時期洛陽地區的族群分布以及殷周文化沿革損益等具有十分重要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