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及其逻辑困境

金里卡是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潮的杰出代表,而少数族群权利理论是理解多元文化主义的关键。从权利主体、权利种类、权利实现的制度设计以及国家在保护少数族群权利中所发挥的作用等几个角度剖析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的构成要素,指出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的底线,即实现"族群内自由"和"族群间平等",并分析维护这一底线的方式,即捍卫"外部保护"和反对"内部限制"。在肯定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揭示其逻辑困境。

世界客家运动:一种国际移民族群权利运动研究

世界客家运动是一种国际移民族群权利运动。世界客家运动包括三个阶段:"宣言"阶段的生存权运动、"正名"阶段的话语权运动和制度化阶段的发展权运动。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是一种新客家运动。

论基因研究中的族群权利保护

在不断发展的人类基因研究中,由于基因的遗传相关性,对受试者个人基因信息的披露可能给整个族群带来影响,乃至导致族群的污名化,为此应加强族群权利的保护。族群的概念必须首先加以厘定,关键是在个案中甄别是否有应受保护而区别于个人权利的群体利益存在。在基因研究背景下,族群权利是一个包含基因隐私权、族群名誉权、自我决定权与惠益分享权等在内的权利束。对基因研究作出族群同意是族群权利的重要实现机制,族群同意的具体规则尚待探索。

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国际化及其悖论——威尔·金里卡少数族群权利理论剖析

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是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为多元文化论之诉求寻求根基的结果。其国际化是指国际社会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族群关系时,采取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威尔.金里卡针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的运行现状,分析了该模式国际化的可能性并提出了相应策略,但其分析存在以下悖论:推广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存在局限性;对西方模式国际化的障碍因素分析有失当之处;西方视野具有狭隘性。

从电影《赛德克·巴莱》看少数族群权利的维护

电影《赛德克·巴莱》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台湾地区原住民反抗日本人奴化统治的"雾社事件"。反思"雾社事件",其根源在于日本人的奴化统治政策、现代文明理念与山地原住民传统族群、社会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从赛德克人的遭遇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维护少数族群的合法权利、保障少数族群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既要维持其独特的族群认同和族群文化,又要少数族群主动创新自身文化体系以适应族群存续发展的需要。

民族国家共同体演进中的族群权利:边界及其治理

追求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民族国家共同体是民族国家时代最为重要的共同体形态。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立,赋予了族群权利以政治依附,使得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成为了共同体最重要的主题,并且,民族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作为文化、领土、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并非总是单一性质的,也不是一致性的,而是复合性的。正是因为这种复合性,共同体内族群权利的扩展会引发族群危机。不过,族群权利扩展并非无节制的,总是受制于一定的边界,在上限(民族国家共同体拒绝分裂)和下限(族群拒绝被同化)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民族工程学是族群事务治理的重要途径和可行选择,确保族群权利扩展对共同体的边界冲击保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多元文化与民族共治——凯米利卡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

多元文化主义是伴随全球化出现的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思潮。在众多思想家中,凯米利卡针对加拿大现实提出,应该承认不同民族和族群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和他们的各自文化差异,同时通过民主对话,实现民族共治和国家整合。

金里卡论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国际化的可能性

金里卡针对当前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族群关系的问题上,国际社会致力于把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输出到"后共产主义"和"后殖民国家"的趋势,提出证明这种趋势合理性的四个假设。他对其中的一些假设进行了批驳,从而对西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但从长远来看,他对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的全球普及充满信心。像西方很多自由主义者一样,金里卡的思想具有很强烈的普遍主义倾向,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对其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我们应当批判地借鉴吸收,而不应当盲目套用。

超越多元文化主义——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的反思

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适应了加拿大社会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就,并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多元文化主义坚持以族裔集体权利为基础、强调不同族群"差异平等"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关国家并未全盘照搬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说明该政治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逻辑上并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在全球化的今天,仅仅从形式上承认和保护少数族裔的集体权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注重通过经济和文化的合作促进各个民族的共同进步与民族融合。

族际政治:中国该如何选择?

西方的族群政治理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初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形式出现,在凸显族群的身份和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承认政治、差异政治等理论,从而把西方国家"多族化"背景下的族群权利问题拉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该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并与中国注重少数民族地位和权益的政治文化相结合而得到迅速传播。但是,随着族群政治理论的传播和日益意识形态化,它在理论和逻辑上的不严谨广为人们诟病,可能引出严重政治后果的问题更是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和批评。近年来美欧与族群政治理论相关的矛盾和冲突日渐突出,已经将族群政治理论可能的政治后果变成了现实。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已在国内广泛传播的族群政治理论进行全面检视,进而做出理性的选择,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多民族国家的公民团结问题——从顾颉刚与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谈起

在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多民族国家的公民团结或政治统一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困扰理论家和政治家们的难题。对七十多年前顾颉刚与费孝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加以回顾,可以归纳出两种实现政治统一的路径建议:顾先生主张基于同一民族认同来维护团结统一,而费先生主张通过实现各民族政治平等来实现政治统一。当代西方学人大卫·米勒和威尔·金利卡分别对这两种路径有着更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论述,通过检视二者的理论,可以表明这两种路径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自由的多元文化主义:西方模式、全球趋势和亚洲争论

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族群权利的观念已经成为国际性问题。过去半个世纪,西方民主国家在对待种族文化多样性的方式上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并表现在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原住民、移民群体和外侨四种趋势上。随着问题的国际化,西方经验和西方模式是否能够适用于亚洲,它们如何在亚洲关于国家—少数族群关系的辩论中发挥作用,在全球对话和国际争论中如何考虑亚洲特殊的地区因素,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