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象征主义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与身份认同构建

作为建构主义与原生主义之间的折中视角,族群象征主义的理论框架更加强调民族形成的历史性,注重从长时段的历史文化入手研究民族身份认同,因而对粤港澳大湾区语言与身份认同具有更好的解释力。香港地区语言与身份认同建构的案例,反映出语言参与当地民众集体身份认同建构是一个不断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充满复杂性、异质性与流动性的特质。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视野中,应以族群象征主义为理论框架,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将大湾区内丰富的语言资源转化为对内建构身份认同、对外提高国际竞争力、讲好“湾区故事”的文化资本。

历史记忆与媒介传播——族群—象征主义视角下影响民族建构的两个维度

族群—象征主义可视为对现代主义民族建构的补充与修正。以此为视角,选择历史记忆与媒介传播两个因素,呈现该理论对民族以及民族建构的整体性把握。历史记忆是指以历史形态呈现和流传的一种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中多数成员脑海里留存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性再现,其实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寻觅。在共同体的建构上,建构者要寻求一种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如文化与历史记忆的广泛性,媒介传播便是一种共同联结的探寻,以形成横纵一体的民族建构的联结形态。在网络时代,解构性要素弥漫成为对民族建构的一大挑战。

民族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一书的启迪

通过解读西方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的著作《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概括性地考察民族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变情况。在比较其他民族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史密斯认为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民族主义的起源,能更好地把握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并指出不应从现代化和全球主义的力量中,而应在族裔共同体与族裔类型的历史与文化中找寻民族主义的力量与轫性。因此,作为世界政治中一支强大的力量,全球化远远没有导致废弃民族主义,甚至可能在事实上还加强了它。史密斯的论说被称之为"族群-象征主义",它对我们认识民族主义的持久影响是有相当帮助的。但是,民族主义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事物,即便是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理论也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对此,应该对当代西方其他民族主义理论,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也要继续保持学术上的兴趣,并且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工作中,坚持比较客观的理性分析方法和治学态度,避免研究工作的简单化和情绪化。

解读安东尼·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

安东尼·史密斯是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发展了族群-象征主义研究范式,强调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与演进的族群基础,历史记忆等文化认同因素受到他的关注。史密斯既重视真实的历史记忆也重视作为话语权的历史记忆,强调二者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形成与演进过程中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具体的阐释过程中,史密斯一方面将历史记忆看成相对恒定的,民族主义者们有大体相同的历史记忆指向;另一方面将历史记忆看成变动不居的,其在民族与民族主义形成之后依然在不同的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安东尼·史密斯族群-象征主义理论发展评析

族群-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民族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安东尼·史密斯在其论著中常有提及族群-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并非对立的观点。在2009年出版的《族群-象征主义与民族主义:一种文化方法》一书中,他明确指出族群-象征主义旨在补充和修正现代主义:以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修正现代主义对“现代”的单一关注,以大众的影响修正现代主义对精英作用的“过度”重视,以情感因素的作用修正现代主义对民族主义物质利益动机的“过分”强调。安东尼·史密斯关于族群-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关系的深入揭示,展示出族群-象征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为理解当代西方民族理论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

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先后形成了四种比较系统的民族主义理论学派,即"原生主义"、"现代主义"、"族群—象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全面梳理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脉理,把握各个学派的理论内涵,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当民族主义遇上超国家主义——兼论安东尼·史密斯关于国际一体化的思想

民族主义学者安东尼·史密斯以族群—象征主义理论闻名于世。但是冷战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快速发展对他的理论构成了重要挑战。安东尼·史密斯对此做出积极回应,从自己的理论立场阐述了他对超国家主义和国际一体化的理解。虽然他的思想揭示了国际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些文化问题,但是无法真正把握国际一体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意义。全球时代的超国家主义并非是一种超级民族主义,其目标在于实现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

当代西方的两种民族理论——兼评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nation)理论

“现代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是当代西方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两个主要学术流派。目前已经引起我国学术界注意的安东尼·史密斯是后者的代表人物。“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论述的重点在于强调民族的现代性、政治性、市民 (或公民 )性以及其缘起的西欧性。“族群—象征主义”民族理论则注重研究民族的历史性 ,民族的族群基础及其文化特征 ,并且特别强调民族的重要历史地位和持久的生命力。两种民族理论的发生、发展及其理论对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加强对它们的研究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

解读安东尼·D·史密斯相关著述中的几个关键性术语

本文重点介绍和解读安东尼·D·史密斯相关著述中的几个关键性术语,以便于国内读者和研究者更好地把握当代西方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基本概念。首先,史密斯认为“民族”和“族群”都是某种人们共同体,但后者通常没有政治目标,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公共文化,甚至没有疆域空间。在史密斯以及目前西方学界的研究中,一般是从“民族”和“族群”两个层面来剖析人类共同体的演进及其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其次,针对民族与国家很少完全重合的实际情况,史密斯用“民族的国家”(nationalstate)取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第三,史密斯提出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的宗教”,而民族主义的“神圣事物”就是“民族”(nation)本身,其“神圣性”表现为四个方面共同体、领土、历史和命运。即使在全球化的作用下,民族主义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

法国遣返罗姆人事件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法国遣返罗姆人事件既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深刻的现实原因。罗姆人问题在欧洲不仅长期存在,并且将来可能更为突出。但根据民族主义的族群-象征主义方法分析,欧洲罗姆人问题既不可能出现具有革命意识形态的破坏性的民族主义,甚至也不能有效地动员起来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欧洲已经存在完善而有效的制度途径,使罗姆人在制度框架内和平有序地主张其利益诉求。因此,罗姆人问题不会对欧洲的政治和一体化进程造实质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