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星散之音 访云集之乐——评《跨越边界与自我:在族群音乐的文本与本文之间》

跨境族群音乐文化作为华夏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守护迫在眉睫。基于此目的,多年来杨红教授及团队一直致力于保护非主流族群的音乐文化,带领团队考察多年的成果于2020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题为《跨越边界与自我:在族群音乐的文本与本文之间》。笔者阅后深受触动,这份论文集不仅是一份精彩的学术调研报告,同时结合民族音乐学界的新观念,成为一份富含温情的新民族音乐志集合,给予新的思考。

民族音乐学的理念转型与中国经验——以“路学”视域下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为例

民族音乐学自产生起,无论早期的比较音乐学,还是20世纪50年代肇始的民族音乐学,都在不断寻觅并构建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跨学科的理论架构。回顾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40年历程,从追随音乐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到进入21世纪呈现多学科间对话与方法论重构,折射出业界始终追求的学术自觉与理性反思。文中将作者近年关注的亚洲北方草原音乐置于“路学”大视野乃至周边更为广泛的区域和社会空间加以跨界族群研究为本,论证民族音乐学主体性的跨界审视与整体建构、跨学科方法论的交汇渗融以及“路学”与流动性多点叙事集合的新趋向,从而揭示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方法论引领和学术格局,进而反观其学科理念的综合性转型与中国经验。

跨界族群音乐与世界民族音乐研究的亲缘关系——兼涉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几点思考

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世界民族音乐研究同属于民族音乐学学科领域。以往国内音乐院校的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与海外(艺术)民族志有一个相似之处,即它们可以用来指称我们中国学者从获取知识、扩充视野的目的和角度,在中国以外地区进行的(艺术)民族志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同时也可以把"海外"概念看作是一个符号表征,其最终的意义指向是要有益于我们自己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种种不同的出发点,因而带有"由外向内"的研究路径特点。而中国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课题,主要是以跨越国界两端的陆居族群为对象,大多数学者都是先取得了国内的少数民族或汉族文化的研究经验,然后出于某些必然的学术原因和发展意图,最终把自己的视角转向了海外研究,带有"由内向外"的研究路径特点,同时要想以此取得"反观""反思""反哺"等反馈之效。两类研究含有"殊途同归"的意义。两个学科方向彼此加强互视和交流,可以起到互补互惠之效。

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一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

音乐民族志书写以共时性研究为基础平台,以"社会一个体"一维为核心,其中也或隐或显地蕴含着历时性研究的意图和任务。结合文本符号学视角看,云南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系统包含"当代共时研究文本>多元历时研究文本>共时态可读文本>共时态可写文本"四种互文性文本类型,它们在三个层级的"元文本一对象文本"关系平台上依次展开对话交流。在此多重互文性过程中,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文本二重性、历时文化语境中由隐而显的政治边界以及当下社会语境中跨界音乐文化格局的"解构一重构"等学术话题也一一展现出来。

论大花苗古歌的族群音乐记忆属性

长期无文字民族的文化传承必须通过媒介来实现,如通过服饰图案、建筑样式、口头文学故事、歌曲演唱等。其中,音乐特别是歌曲这种媒介是其实现本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之一。大花苗古歌的音乐以"自然律"为律制基础,以四声羽调式为族群核心音调。其唱腔高亢苍凉、旋律起伏曲折,歌词以诗歌形式为主,内容包络万象,集中体现了大花苗人的审美情趣、生活习俗、民族信仰和价值取向等,是其族群千年恒守的精神家园。大花苗古歌具有"族群音乐记忆"属性,也正是通过这一属性,使得这个长期无文字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得以较为系统地传承。

区域国别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及其形态、时空、语境要素——以中国南方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的比较为例

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在音乐艺术形态、社会文化形态及文化意义等方面的发展和变迁,始终伴随着不同层级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的形成、塑造和发展。中国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可分为地域性音乐符号、区域性音乐符号和国族性音乐符号等不同层级类型,这种区分以符号形态学和语义学分析为基础,并且在符号语义学的涵义层面,作为象征性和隐喻性音乐符号呈现出来。在研究思路上,区域国别学理论为这些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维度,文化圈和文化(特质)丛理论则给予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依据。本文以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为例,聚焦音乐符号学涵义层,结合形态标准、时空条件和语境要素几方面标准,对不同层级、类型的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展开讨论和分析。

南方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的符号学分类与艺术文化系统特征——兼论社会音乐发展空间与符号学三个增大系统的关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凡社会音乐文化系统繁衍、拓展和增大现象的背后,几乎都带有历史发展过程中完整社会系统增大和文化语境变迁的影响。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社会环境空间的增长,出现了整个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的不断增大和各个符号子系统的相继增大过程。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本土文化的内部传承(即濡化)和外来文化的外部传播(涵化)的交互作用,往往成为传统音乐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助力,并且,中国当代传统音乐的城镇化发展状况在不同民族地区有着相异的背景和原因。本文将借助于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和皮尔斯符号学的形态学和语义学分析方法,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角度展开探讨和分析。

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刍议

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是国内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双重语言能力”,在基于跨国境与跨文化比较视野下,以汉语为音乐民族志叙事与书写符号,对异国音乐文化展开的长期居住式的田野考察实践活动。同时,研究主体从西方学者的被表述与中国本土学者的自表述,转变成为基于全球视野下的针对异国他乡音乐为叙事主体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从全球化文化维度重新思考音乐风格特征的生成、发展与文化变迁原因与其所在国经济、技术、媒体、意识形态、族群建构等文化景观的关系。海外音乐民族志研究除了聚焦国外原住民音乐的研究,更应关注跨界语境中的中国音乐的海外传播研究。

何谓“区域国别音乐研究”?——基于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史的回顾与反思

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主要以国别或国别中的区域音乐为切入点,借助于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交叉学科思维,将海外音乐置于全球史或“世界性社会”维度中,针对其蕴含的民族性格(心理)、文化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宗教功能等展开长期居住式的田野考察,为洞察海外社会、文化、政治、民俗、宗教等历史发展与当代变迁问题提供研究依据。从世界民族音乐到跨界(境)族群音乐研究再到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三者之间的学术生成语境与历史演进来看,似乎看到了“音乐政治学”研究的回归。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研究与区域国别音乐研究在研究理念、研究目的等方面有诸多共性与细微差异之处,其概念生成既是为了贴合国家主流意识的形态学术话语,整合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关于世界民族音乐、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两者学术边界划分过细的问题,也是对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学科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的修正与反思。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不但可以有效助力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进程与整体性研究,而且有助于从艺术学领域推进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性构建。

海外艺术民族志与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一

海外艺术民族志作为中国艺术人类学新兴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先取得了国内的少数民族或汉族文化的研究经验,然后出于某些必然的学术原因和发展意图,最终把自己的视角转向了海外研究,因此在研究路径上带有"由内向外"的路径特点。海外艺术民族志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研究方向,作为研究者的知识储备和研究素养,应该结合方法论应用能力的习得来讨论有关研究对象的知识或研究资料的获取。在方法论方面,应区分出观念层、学统层和方法层三个具体层面。就国内的艺术研究领域而言,超越固有研究阈限,对世界各民族、地域、文化圈的艺术予以研究,真正将艺术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世界艺术的一切领域,以促进整个人类艺术的相互了解、沟通和融合,将是中国艺术人类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学术目标。

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开放性视野——代栏目主持人语

"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于9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在北京及各地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了预期的学术效果。经此笔者进一步认识到:在讨论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概念时,首先应该把它置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层面上,观其整体性与局部性分布之间的交叉、适应状况。一方面有必要从整体上建立"泛传统音乐"观念,探讨其内部的汉族传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世界民族音乐三个学科分支的相互联系和共性特点;另一方面应从三者的差异性即个性出发,去认识和把握它们各自的立足点——文化本位所在,并建立起相应的互认、互动关系,亦即"互为主体,换位思考"的机制。

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

音乐学与以人类学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跨界联姻始于民族音乐学这个初始平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也在此学术环境中开始起步。后者几十年来受囿于封闭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其相关研究活动只能聚焦、关注于国境线内一侧的发展状况,并且长期被迫蜗居于狭窄的艺术圈内发展。在新的历史和学术环境条件下,使其研究对象与其他传统音乐对象门类互相整合、沟通,连为一体;通过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去获得必要的理论指引和更多创新性研究思维,以提升自己的学科理论素质,势在必行!我们提倡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方法论跨界研究携起手来,意在强调和凸显后者的方法论指导和引领作用,通过某种带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及问题意识的对象性研究,最终塑造出一种兼及历史背景、文化思维、艺术实践和社会应用等多重境界的学科方法论意识与学术氛围。

跨界族群音乐的研究边界——以历时性与共时性二则调研案例为中心

问题的提出——近年来,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可谓方兴未艾;跨界族群音乐是"时空"观念中的约定民俗、音乐历史、形态特征、审美理念等的文化综合。案例一,滇藏交角区纳藏音乐历时性调研中的无奈;案例二,滇川接壤地摩梭人音乐共时性调研中的尴尬。问题的解决——尝试并使用纵横交错的"时空聚焦法"与提炼勘合的"修遗补缺法"。

聆听回声,感知历史:音乐离散者的挑战

本文为麦科勒姆、赫伯特主编的《历史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第四章。本文的主题离散的范式强烈地唤起了身份认同,这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学术局限,并能够与后现代理论结构巧妙兼容。对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来说,离散一直着散发无尽魅力,有助于理解迁徙和离散问题,也为探索人们如何保持多点在场观念提供了出发点。作者通过关注离散理论的两个代表群体——犹太及美籍非裔移民群体——之间的音乐交流,探讨离散话语所涉及的历史、音乐和离散族群的挑战等一些意义和内涵。

移民族群音乐到国家文化——从“疫情”时期新加坡七月歌台和土生华人歌曲展演谈起

开辟于秦汉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中国与东南亚的人口流动、文化流动,早在公元一、二世纪就有华人在东南亚的记录,历史学家陈志明依据文献认为华人17世纪才定居马六甲。1819年新加坡开埠并被打造为自由贸易港,马六甲、槟榔屿等地迁入的海峡华人,以及1840年后百年间从福建、广东等地南来的“新客”华人,构成新加坡华人整体。最初,新加坡华人音乐作为移民族群音乐,在文化认同和凝聚族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则成为新加坡国家文化的组成部分。2020年新加坡“疫情”期间的三个网络音乐展演活动:“韭菜芭城隍庙中元会‘庆赞中元'马拉松直播歌台秀”“昔日金曲、今日‘线’唱唐羚”“伯拉纳堪萨扬(Peranakan Sayang)”以及新加坡“主要哇扬公司”(The Main Wayang Company)于2011年制作发行的两部土生华人哇扬音像制品,通过电子媒介超越国家边界,建构全球华人的虚拟社区,作为新加坡特色文化向世界推广,并在特殊时期更具有了安抚民心、凝聚族群、团结群众、共克时艰的特殊意义。

“一带一路”向度中跨界族群音乐课程思维研究——以东南亚苗瑶族群为例

我国“世界音乐”课程必将面对“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教学,这不仅是应用民族音乐学的学理需要,更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向度中谋求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跨文化认同与共建的需要。“一带一路”倡议向度中的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教学,应该在一种关系课程思维中谋划,即超越以往课程教学的单向度实体思维,将其放置到“一带一路”跨文化认同与跨文化共建的特定语境中,去探析其课程策略的观念与内涵:一是突出文化认同的关系课程思维;二是突出文化认同的核心课程形式,继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从认知到认同,从习得到对话,从体验到理解,从表演到创生的跨文化共建的教学目标转换。

少数民族音乐族性的再认识——评《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人类学阐释》

《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人类学阐释》一书基于历史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野,运用“族群边界理论”和“工具论”,对满族“吵子会”音乐族性问题作出解释,最后提出在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时,有必要进行后现代主义性质的反本质主义思考。全书理论视角新颖、多学科融合,论述层次鲜明,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基于西方文献的中国南方跨界族群音乐民族志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身份、族群以及民族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中国边境的研究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早期,欧美科学家、探险家、传教士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探险、传教,调查、搜集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文学等方面的材料,他们分别用英文、德文、法文等发表和出版了相关成果。在研究地域方面,欧美诸多学者选定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广西和贵州,西北部的西藏、新疆、宁夏等。受族群研究的影响,一方面西方民族音乐学者视音乐为审视社会变迁和历史的镜头以及身份和关系建构中的一个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被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异国情调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所吸引,围绕中国南方跨界族群进行相关音乐民族志书写,使得中国西南国境线两侧的区域成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高地。与此同时,中国的跨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在一众学者的推动下向“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和“跨族群一地域音乐比较研究”这两个互补的领域展开。文章基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中国南方跨界族群相关的英文文献,通过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比较中西学术传统和研究路径的差异,以期为中国学者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提供参考借鉴意义。

论音乐在建构族群、身份认同和地域中的意义——评《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地域的音乐建构》

马丁·斯托克斯主编的《族群性、身份认同与音乐——地域的音乐建构》一书,对于文化研究,诸如社会性别、族群文化、政治权力、民俗学及其与音乐的紧密关系,以及音乐人类学和音乐学本身都具有重要的价值。著作问世20余年来,一直是该领域最重要的必读文献。本书评作者为该著的译者,通过引言、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主题词释义与论题综述分析、结语4个部分,对译著进行了系统完整的介绍、分析和评价。

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热点现象述评

2020年中国民族音乐学呈现以下研究特点:将音乐文本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当下的表演语境中的音乐文本生成过程研究,尤其运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表演民族志等诸多跨学科理论针对音乐本体形态的生成过程与表演实践展开简化还原分析;以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族群为切入点,关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对象的边界拓展研究,重新审视世界主义语境中的跨界族群音乐概念的批判性思维;关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背景中的民俗节庆音乐文化身份的重建与文化认同的"阶序性"互动关系研究,以及音乐的"族群性"与文化认同问题;将音乐文本置于传统书面历史文献与口述历史文献语境中,结合全面的扎实的田野考察工作进行历史与田野互视性质的"接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