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研究——对广州“巧克力城”的实证

本文采用第一手调研资料、通过长期实地调研,揭示广州"巧克力城"—中国的典型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发展历程与机制。研究揭示跨国商贸者跨越国界展开商贸活动,以族裔经济区为载体,进而推动地方重构的历史进程。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大城市的外国人"族裔经济区"的兴起与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密切相关;非裔商人经由非洲到欧洲、北美、中亚、东南亚而后转入中国;在由全球到地方的多尺度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影响下,"巧克力城"的演化已历经三个阶段:兴起期、繁盛期和衰退期,其社会空间也经历了"兴起中的族裔经济区"、"繁荣中的族裔经济区"和"衰退中的族裔经济区"等三种形态,体现当代全球要素与地方要素互动的即时性与不稳定性。

族裔经济的跨国建构与族群聚居的地方空间生产--基于对浙江省义乌市外籍商人的访谈

随着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与日俱增的经济地位与实力,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进入我国境内经商、求学,甚至长期居住。跨国移民作为移民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分支,亟待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本研究以浙江省义乌市的田野调查为经验资料,发现义乌的跨国移民正在建构两种不同的社会空间。他们一方面通过族裔经济维持与移出国之间的跨国社会网络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在移入国的居住与宗教的双重空间建构,逐渐形成地方性的族群聚居空间。这种双重的社会空间建构是义乌跨国移民实现迁移、定居的重要内在机制。

少数族裔经济理论在美国的发展:共识与争议

少数族裔经济在美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关注和争论,族裔经济的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所有权",即族裔群体成员拥有和经营的企业;二是"控制权",即族裔群体控制的雇工渠道或就业网。少数族裔经济最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它为处于弱势的族裔群成员提供了避免失业的机会,享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并为个人乃至整个群体向上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可行之道。

香港族裔经济中的印尼华侨与华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不下20万的印度尼西亚华侨自中国内地迁居香港;而近30多年来,印尼家务工人亦接踵而至,其在香港的人数现已超过13万人。这两群看似毫不相干的移民,在21世纪全球化以及区域移民的大语境下相遇,共同构建了香港经济活动中奇特的族裔景观,具体包括印尼食品店、服装店、手机店、家具店等等。基于文化背景、语言条件以及香港公民身份等因素,第一代印尼归侨以及千禧年前后开始定居香港的印尼华人或自己充当雇主,或在族裔经济中担任雇员,自然而然成为在港印尼族裔经济的先驱者与主要获利者。本文根据2013年到2016年初的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梳理在港印尼华侨华人的移民背景以及类别,探讨印尼华侨华人如何在印尼家务工人移民潮的推动之下,启动他们的族裔资源,使之成为具有商业用途的资本,从而促进了过去十多年来香港印尼族裔经济的蓬勃发展。

族裔聚居区的经济与社会--对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的检视与反思

族裔聚居区是国际移民社会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它的发展与治理形态对于国际移民及其移居国都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族裔聚居区而展开的个体或群体行为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从族裔聚居区内在的结构来分析其对族裔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本文在细致梳理族裔聚居区研究理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检视族裔聚居区经济理论"从社会看经济"研究路径的内在逻辑,并剖析其分析概念和架构的局限所在,进而提出"从经济看社会"路径在未来族裔聚居区研究中的可能与可为。本文认为,"从经济看社会"有助于将族裔聚居区重新置于研究分析的中心位置,并跳出原有的"隔离—融入"(边缘—主流)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在一个多元的视角中,以族裔聚居区为中心来审视作为不同族裔的国际移民群体之间、移民群体与本土其他族裔群体之间由于冲突、合作与博弈构成的社区结构以及身处其中的个体的行为选择。

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及其社会空间特征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华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其中部分开始由短期滞在转向长期居留,日本人为典型之一。外国人居留模式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及空间景观带来前所未有的诸多影响,族裔经济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本文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实证了在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探讨了其规模、行业分布、形成过程及运作模式,通过案例剖析揭示了新时期在华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在广州日本族裔经济体系业已形成,并且其仍在发展壮大之中。广州的日本移民对族裔经济依赖度高,族裔经济不仅是其生活的支撑,同时也是保持族裔身份认同的工具。广州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征,同时族裔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带来族裔景观,如广州的天河北地区即是一例。这些变化给中国的国际化城市建设和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呈现在特定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上海作为在华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的城市,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及深度访谈,探讨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研究发现: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作为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代表,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给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乡村旅游新业态的族裔经济现象及其形成机理——以浙江德清地区为例

以浙江德清外籍人士投资经营的洋家乐旅游新业态为例,分析了洋家乐族裔经济的经济业态、规模和空间分布、社会网络、运作模式以及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德清洋家乐族裔经济的经济业态包括乡村民宿、度假村、庄园、俱乐部等多种类型,主要分布在环莫干山地区,表现出复制性比较强和根植性比较强两种不同的社会网络特征,在运作上则形成了具有族裔特色的"生态循环"商业运行模式。在洋家乐族裔经济现象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环境问题是推力,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和旅游市场结构中的机会是拉力,而族裔社会资本、区位交通、当地政策与社会文化是条件因素。研究可为我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与国际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美国族裔经济的社会学研究:理论与局限

美国族裔经济社会学理论的直接来源,一个是有关少数人中间商的研究文献;另一个是早期黑人运动领袖布克·T·华盛顿的经济哲学思想。在这些理论传统基础上,衍生出族裔经济或族裔所有经济、族裔飞地经济、族裔控制经济等三个理论取向。族裔经济研究的社会学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经济学意义,因为族裔经济为处于弱势的族群成员提供就业机会,从而避免或减少失业,并为个人乃至整个群体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族裔-文化经济和地方协商:广州建设六马路的跨国饮食消费景观研究

近年来,跨国族裔在中国大城市日渐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不少研究所关注。过往不少研究针对相关族裔聚居区或族裔经济区进行分析,但缺乏对微观的消费文化景观的探究。本研究以广州市建设六马路的跨国饮食消费景观为例,通过半结构访谈,参与式观察,文献分析和语义差异测量等方法,分析了跨国族裔如何通过消费景观和饮食实践与其他社会群体和移入地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协商。研究发现,饮食消费景观不仅为跨国族裔维系和生产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有被一些跨国经营者和本地商家塑造为独特的文化标签的可能。同时,本地消费者通过这种消费空间的环境和商品文化的感知和想象,也接纳和认同了这种空间。多元混杂的社群也不乏越界交流,以通过开放边界和共存合作面对危机。籍此,通过文化距离和语义差异测量进一步验证,在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行动逻辑之下,建设六马路的跨国消费空间同时也可被不同文化群体所接纳和认同。

国际移民创业与族裔社区建设——以美国洛杉矶华裔和韩裔经济为例

论文基于美国洛杉矶华裔和韩裔经济的个案研究,从社区的视角审视国际移民创业的效益,剖析移民创业对社区建设的影响。论文认为,国际移民创业的效益,不仅体现在创业者个人的经济收益及族裔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在非经济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溢出效益。移民创业有助于强化族裔社区的机构完整性,吸引同族中产阶级回归,营造一个独特的族裔社会环境,从而促进族裔资源的再生产,支持族群成员的社会融入。创业对移民的向上社会流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来华韩国人的族裔经济形态探析

全球范围内新兴移民目的地国的族裔经济现象日益增多,给基于传统“移民国家”的族裔经济研究范式提出了新挑战。来华韩国人的族裔经济形态呈现出“暂居者经济”的特征。暂居者经济是外来族裔企业家与当地人互动形成的、以居住需求带动经济发展的,具有暂时性、松散性、情境性的族裔经济新形态。它不同于已有族裔经济的形态模式,为族裔经济理论范式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跨国商贸主义”下的城市新社会空间生产--对广州非裔经济区的实证

文章采用第一手调研资料、通过长期实地调研,揭示"跨国商贸主义"下广州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生产机制。实证表明,跨国非裔商人的商业迁移链经由非洲到欧洲、北美、中亚、东南亚而后转入中国;随着广州小北、三元里等地非洲人族裔经济区的成熟发展,其生产链逐步成型,主要包括非裔坐贾和非裔行商两大群体;广州非洲人族裔经济区已具有成型的社会网络结构,分为3个圈层:核心层为非裔商人圈、第二层为非裔社团组织圈、第三层为非裔商人与本地中国居民所组成的外圈层。"跨国商贸主义"下新社会空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深度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方城市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族裔中心与跨国经营:意大利新华商经营模式分析

旅意新华商的经营模式经历了从族裔经济向跨国经营的演变,以及不同跨国经营模式的调整和优化。意大利境内的华人族裔经济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建构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族裔网络向内的吸引力和粘聚力。在族裔经济的建构过程中,意大利的移民政策和经济环境,中国的移民工人和华商,以及意大利社会的其他成员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新华商的跨国经营的演变则需要结合中意两国的经济环境来考量,同时也不能忽略双边在移民和国家发展策略等方面的政策因素。

突破与创新：2008年经济危机后西班牙华人企业的发展策略

论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动态视角探讨了西班牙华人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其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采取的发展策略。西班牙是当代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移居目的国之一。截至2017年年底,根据西班牙官方统计,该国共拥有在册华人总数211198人,华人是西班牙第一大亚洲移民群体。除了长期以来不断增长的族裔数量之外,这一群体的创业能力与经济活动发展也为西班牙社会所关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移民数量依然逆势增加,经济活动仍然活跃。西班牙华人企业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采取的“横向突破”与“纵向创新”两种发展模式,为海外移民经济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借鉴。

中华金:逆境生存的美国华人经济

华人在美国写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在排华运动和种族隔离时期,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族裔社区,在逆境中不断探索和寻找谋生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结盟,使华人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而美中在冷战时期的敌对关系又使很多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亚洲的崛起和美中关系的改善,特别是中国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中地位的提升,给华人企业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目前,美中两国的竞争已成国际关系焦点,美国华人经济能否经受住更大的考验?也许认识到这一点还需要时间。

族裔特色经济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探索一种行之有效的城市融入模式对于当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而言殊为迫切,族裔特色经济模式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模式。本文梳理国内外研究,在界定族裔特色经济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依据田野调查资料,总结族裔特色经济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经济融入中的现实表现,并基于此探讨族裔特色经济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实现城市融入的作用。本文认为以族裔特色经济为核心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模式对于他们实现城市融入确有其效且广泛适用,并且有助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实现城市融入中保护其民族文化特质。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韩国人族裔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演变——以北京望京为例

随着近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韩国人移居地。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和访谈方法,以北京望京为例,分析在华韩国人居住区及其族裔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北京望京是迄今为止在华韩国人聚集规模最大的社区,其以1998年、2003年为节点,经历了从花家地北移到望京西园,进而以望京西园为中心向外扩张的发展扩散过程。伴随着韩国人居住范围的扩大,面向韩国人的族裔经济也应运而生。当地的韩国人族裔经济多为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共同经营,以自我服务为主,已形成覆盖生产生活各方面的经济体系。相比中国国内的其他族裔聚居区,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由于中国朝鲜族的参与,形成了主动融入、隐性隔离的特征,而这也为北京的移民管理和国际化城市建设带来了新挑战。

加拿大中国移民创业模式新探

论文在有关加拿大中国移民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从移民经济适应行为的视角,对移民群体特征及其所面临的机会进行了分析阐述,并提出了一个移民自主创业的分析模型。该模型将移民自主创业行为区分为四种模式,即族裔经济、一般企业、海归企业和跨国创业。随着市场环境、母国政策及企业自身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移民企业家的经济活动可能表现为在几种模式之间的过渡或跃迁。对移民经济行为的研究,需要突破传统的族裔经济的视野,把移民的经济参与放在一个社会经济日益开放、国际社区间联系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

从纽约到罗马——海外温州人经商理念、创业模式和运作特点探析

论文通过对温州人和广东、福建等地新老移民群体的比较、美国的温州人和意大利的温州人的比较,分析了海外温州人的经商理念、创业模式、资金来源和企业运作的特点,并据此探讨了全球化经济体系对当代移民的影响。传统的观点认为,族裔经济是非主流社会群体被边缘化的结果,而温州人"小生意、大学问""小资本、大流通""小企业、大链接"的海外商业活动却展示了一种新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海外温州人抓住中国国内高速发展的时机,利用他们在语言、文化、人际和社会网络方面的多种优势开创了温州商人跨国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繁盛,也显示海外华人在发展全球供应链、国际贸易、旅游和多种形式的经济交流中的优势还有待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