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抄本:明清嘉善《唐氏族谱》的编纂、流传与文本生产

上海图书馆藏《唐氏族谱》抄本两种,最早抄成于乾隆初期,此后历经一个多世纪的修订、增补和重抄、抽换,文献形态复杂凌乱。该族谱的文本层次则更为丰富,其祖源叙事和早期世系可能形成于宋代至明代前期。晚明以来,该族谱以抄本的形态在松江、嘉善一带的多支唐姓人群之间流传、增订、嫁接,在乾隆抄本形成之后仍有新的支系添加进来。因此,这一族谱的生产模式并非人们熟知的在“宗族组织”主持下编纂、续修的模式,族谱背后的唐姓人群也并未形成哪怕是松散的“宗族”。这一类族谱或可命名为“嫁接型族谱”,值得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中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明代徽州族谱的早期源流——以正德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为中心

正德三年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由洪武三年编纂的《汪氏家乘》增订重编而成,是明代徽州族谱中创制最早的文本之一。该谱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元朝的泰定时期,显示出元明之间存在着族谱赓续的演变线索。洪武谱的编者汪叡是明初徽州知名儒者,正德谱的编者汪奎是汪叡的四世孙,为明中期名宦。洪武、正德时期接续编纂的婺源大畈汪氏族谱,体现了精英化的人物背景,理学化的价值观念,以及正统化的文本表达,不仅代表了徽州族谱的一种基本类型,也提示了明代族谱的重要特征。

明清时期传入少数民族村落的汉文文献文类考察——以攀枝花迤沙拉村的墓碑、墓志与族谱为例

少数民族村落都会经历汉字从无到有的过程,汉字或汉文文献一般通过移民或学校传播。在西南地区考察发现,最早传入少数民族村落的汉文文献多为碑刻、墓志和族谱等文类,且为国家对边疆的文化治理之体现。明清王朝中央政府在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制度建制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化治理,即“政统”与“道统”并施,且文化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入,逐渐融入并成为村民日常生活遵循的习俗规范。因此,聚焦对最早落地少数民族村落社会的汉文文献文类的考察,不仅可以清晰窥见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渐进过程,把握国家文化融入民族地区的早期形态,更重要的是民族村寨汉文碑刻、墓志和族谱等承载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为探究民族村落社会再结构过程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路径。

我们可以这样读族谱

濑川昌久通过对新界W氏族谱中最“枯燥乏味至极”的“个人生死等人事信息”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接近于族谱学纲领级别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在记录族谱内容这件事上发现了什么意义?……被持续记录的构成了所记内容的各种信息具有何种价值?人们如何从族谱中发现宗族?”他“希望通过解释族谱究竟是什么文献,人们记录族谱的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阐明族谱编纂主体以及与成为记录对象的人们关于时间的推移和超越时间的持续性所具有的非显性意识。”日本人类学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是从族谱中看到宗族的实态,使族谱研究回归族谱本身的一次重要实践,值得中国族谱阅读者和研究者高度重视。

论方苞佚文《石氏六修族谱序》的史料价值

新见方苞佚文《石氏六修族谱序》,对考察方苞生平及交游颇具史料价值:其一,文中追述昔年赴宿松瞻拜明初武将石良墓一事,同方苞自述的赴宿松拜访朱书一事相合,为方苞康熙三十五年(1696)“宿松之游”增添了新的证据,进一步合勘康熙三十五年方苞、朱书二人行实,可以推知方苞“宿松之游”时间,有助于增订《方苞年谱》;其二,该文透露了方苞早年受李振裕、赵仑赏识提携的线索;其三,该文补充了被文学史“遗忘”的方苞与宿松石氏友人的交游;其四,丰富了方苞与朱书家族三代交往的细节;其五,该文阐述了方苞的家谱修撰思想,弥足珍贵。

明清时期的性别歧视:以江浙地区六个家族为例

“消失女性”现象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关于历史时期“消失女性”的量化证据仍然比较缺乏。本文利用全新的族谱数据,重新估计了1350—1900年江浙地区六个家族中的性别歧视状况并分析了影响“消失女性”规模的因素。利用包括19516位父亲和6000位女儿的两个独立样本,本文发现约有21.4%的女儿“消失”是因为溺女或父母忽视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女性后代相比于男性后代的超额死亡,而还有47.5%的女儿“消失”是因为族谱记录对于女性的歧视而造成的漏记。本文同时发现,父亲的经济社会地位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程度,都与女儿是否能够被族谱记录、女儿在家庭子女总数中的比例以及女儿的婚配状况显著相关。

明清时期世袭家族谱牒与家族变迁——以云南蒙化左氏谱牒为例

在明代军户世袭制度和明清土官世袭制度下形成的世袭家族的谱牒有三种形式,一是记录历任世袭官员功绩履历的亲供状,二是在职官员子侄宗图,三是包括所有或某一支系世系的族谱。云南蒙化左氏是明清时期的世袭土官家族,明正德时期的《蒙化左氏家谱》以及清代的《蒙化左土官记事》均属于亲供状,记载了历任土官的功绩,均为应袭土官请袭所用,其目的在于确定应袭土官的顺序,维系应袭嫡长子的身份地位;清乾隆时期的《蒙化左族家谱》则由庶子倡修,是包括所有支系的族谱,是响应“笃宗族以昭壅睦”的结果。左氏有家庙、私祠和专祠,也支持修建佛寺。家庙是明嘉靖以前在职土官供奉四代祖先的场所,私祠是嘉靖以后左氏供奉始祖和历代祖先的场所,专祠是崇祯时期供奉庶子左重、左廷皋父子的官祠。左氏在明成化时修建寺庙,供奉亡人香火,随着私祠的出现,家庙渐废,私祠与佛寺合为一体。到清乾隆时私祠亦荒废,专祠变成家族祠堂。这些现象反映了在明清制度变化的背景下,嫡长子享受世官世禄、为祖先带来朝廷恩典的特权受到挑战,庶子亦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为祖先带来封赠,进而提高社会地位。蒙化左氏谱牒所反映的家族变化,也出现在卫所军官家族的谱牒中,反映了在明清制度变化背景下世袭家族嫡长子与庶子身份地位的变化。

族谱制造与宗族生成——清代直隶河间孔氏的宗族实践

直隶河间孔氏始迁祖原属内附达官,带俸河间卫,屯居繁衍。这一历史记忆被河间孔氏选择性遗忘,他们反而建构起另一套宗族叙事:追溯孔颖达为远祖,表明河间一族与阙里孔氏同源。入清以后,河间孔氏达官家族在制度上分化为“旗”“民”两个群体。雍正十一年,在阙里宗主联宗会谱运动中,河间旗人孔氏与民人孔氏共同修撰孔氏合族谱,圣裔宗族由此生成。此后,河间孔氏不断续修族谱,形塑着孔氏宗族。河间孔氏修谱实践,是宗族集体意识的表达与具体化,有助于反思宗族的类型与本质。

南宁市友爱村《遂昌户黄氏族谱》的文化价值

广西南宁市友爱村存有一部《遂昌户黄氏族谱》,这是一部生动的、原汁原味的宗族迁徙史,承载着这一移民家族的世系繁衍,其中包含族人的宗族世系、姓氏源流、婚姻亲属关系、宗祠情况等内容,它不仅是黄氏家族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也为南宁市乃至广西的宋代移民家族个案研究和南宁城市发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佐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与传承价值。

宋代昆山卫氏家族研究

卫氏自唐末由齐地迁入华亭,后再转迁至昆山,家世业儒,族人在科考、仕宦、文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是当时有名的望族。以《卫氏续修宗谱》作为主要参考对象,并对照墓志铭及宋人文集、地方志,详细考察卫氏家族在昆山的形成、发展、繁盛、凋敝的过程。从卫氏的发展来看,其早年就有了一定的积累,后来又致力于读书和科举,为官后在朝中扬名,而在地方社会中,又通过联姻和参加当地的公益事业来稳固其在当地的地位。对卫氏的研究为南宋昆山及苏州的士人家族研究聊备一例。

社会变迁视野下宗族文化基本载体分析

宗族共同体中,族谱是承载族史的时间遗产,宗祠是神圣的叙事空间,祭祖活动是实践中的仪式强化,成为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以文本叙事、空间叙事与行为叙事共同构筑起传统宗族文化的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族谱文本通过祖先追溯与谱系建构确保宗族历史“有章可循”却又兼容并包;祠堂圣地通过寄托宗族精神确保宗族事务“施之有所”却又平易近人;祭祖活动通过仪式规范聚集族众确保宗族礼仪“行之有序”却又化繁为简。

《山东平原任氏族谱》考论及其历史文献价值

任继愈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学术成就卓越突出,言行美德风范高标。考察其平原任氏家族族谱就得出其成就来自家族优良的家风家训。平原任氏家族是明清民国时期德州区域兴起的重要文化家族,其家族编修的任氏族谱续编五次,收录了历史画像、历代族谱序集、先祖传略、凡例、平原任氏名器谱、圣旨集录、平原县志节选等史料内容。任氏族谱格式体例创新、族谱内容完整、定期编修,具有保存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优良家风的历史文化价值。

泰州家谱中的家规家训——以三诏堂《泰兴焦氏族谱》为例

泰州自古以来就有大量宗族家谱,以便于家族精神的传承和用家规规戒来涵养家风,这些家谱中的家规家训逐渐积累,形成了丰富的泰州特色宗谱家风文化。其对新时代传统精神文化中的道德涵养和传统优秀家风的传承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价值。本文以三诏堂《泰兴焦氏族谱》为例探讨了《泰兴焦氏族谱》的由来以及其家规家训的意蕴,阐述了泰州家谱中的独特的家规家训文化,为新时代泰州的家风传承和道德引领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产品族谱系的配置方法研究

由于单一拓扑空间内的产品配置建模和求解均较复杂,提出了一种通过配置空间规划构筑产品族谱系,实现优化配置的方法。在剖析客户群需求共性和产品模块的分类聚合特性的基础上,给出了产品族谱系的概念表示和建模方法,以及基于产品族谱系模型对客户需求和约束进行分类求解的方法。阐述了通过谱系定位、关键配置、功能配置和个性配置4个阶段分步实现产品配置生成的过程。最后,以台式电脑为例,说明了该配置方法的有效性。

基于GIS的族谱空间信息查询与可视化研究

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记录家族的起源和发展,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如何实现族谱空间信息化,是GIS社会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文中选择河南省域内某模拟族谱作为研究对象,运用GIS技术整合海量族谱数据,建立地图空间数据库和家族成员基本信息表,以ArcGIS Engine 9.3、SQL Server为平台,开发族谱GIS信息系统,实现族谱空间查询及家族成员迁徙路线可视化等功能。族谱GIS信息系统为族谱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方法和技术。

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闽粤、长江中游(鄂湘赣)、江南(江浙皖)、北方(晋冀鲁豫陕)的地域性宗族研究,展示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普及的时间差与区域分布,地域性宗族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最有挑战性的是华北宗族研究,北方宗族形态的特色日渐清晰。受到乡约保甲的深刻影响,明代宗族乡约化,清代宗族受保甲影响出现族正,在闽台地区深入基层社会。宗族研究不应忽略族学、书院等地方文化内容。宗族的形成发展也与移民、开发联系在一起,祖先传说的故事结合地方社会才能深刻理解。解析祖先故事成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途径,族谱世系的早期部分也焕发出新的资料价值。田野调查与改变解读史料的方式在宗族研究中十分必要。

一种基于多方式查询的族谱动态网页生成技术的研究与实现

文章结合华侨华人族谱查询和动态网页生成的实现,研究适用于族谱网站建设和族谱查询的相关技术,包括:针对族谱数据的特点改进关系数据模型,族谱查询方案设计与实现、族谱动态网页生成技术以及ASP脚本程序性能优化技术。

三家台蒙古族村《部氏族谱》续谱活动的现代意义

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复兴的续谱热,受国家大的政治社会环境影响体现着特殊的意义。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续谱活动背后所蕴含的主要意义在于:增强民族自豪感;树立新风,塑造族人良好品行;加强联系,促进当地发展等。续谱活动对于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起到了传承作用,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民间社会出现的不和谐,或者说主流文化在民间所产生的空隙起到良好的纠正和填补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控制功能

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时代,其对族人的控制与管理的功能日渐强化。在这一过程中,徽州族谱的功能也较前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相对较为单纯的族史文献发展为过于突出“谱法劝惩”功能的教化文本。明清时期,仕宦、乡绅、商人等徽州宗族精英分子之所以积极参与族谱编纂活动,其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利用族谱加强族内控制。以社会控制为视角来讨论明清徽州族谱的功能,似更有助于揭示这一时期徽州族谱的本质。

明清族谱中的远代世系

明清以来修撰的家族谱中"始祖"以前世系的记事,开创了宋以后族谱范例的欧氏谱与苏氏谱的内容体例,明代中期以前士大夫有关祖先世系的记忆,表明宋明之间族谱基本上是以小宗宗法为基础编成的,因而宋明时代始修族谱中构成世系群体的祖先,一般都以高祖为始祖。由此可推知,后来大多数族谱中始祖之上的世系,其实并不可能有真实的记录为凭。同时,宋明之间的士人,一方面反对远攀华胄,牵合附会,另一方面又主张姓族源流不可不考,致力于远代世系的追寻,以致世人修谱时竞相仿效,莫不以攀援附会为尚。于是,明清族谱中的远代世系,成为明清以来散漫开来的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方式,今人以这些记录为研究资料,尤应以这一特性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