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时期漕运旗丁的若干问题

嘉庆以后，漕运制度运作困难，各个环节失调，运达京师漕粮减少。从州县兑漕开始，千里运河漕运以及通仓交粮，自始至终都有旗丁的责任，而且各种漕运弊端多与旗丁牵连，所以朝野对于旗丁的非难随处可闻。在这些弊端中，旗丁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时人犹在庐山之中：就事论事，漕运中许多弊端确与旗丁纠葛不清，但是，旗丁毕竟只是具体运漕的丁夫，他们怎么能有如此能量兴风作浪，危害漕政，而执政者长期没有良策使之就范，其中复杂的社会及时代背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清代旗丁对漕粮的盗卖与掺杂

清代,因多方克扣,官府给与漕运旗丁的费用不敷使用,因而漕运旗丁往往在运送漕粮的途中盗卖漕粮。对此,清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处罚规定和预防措施,但盗卖事件仍旧发生。旗丁盗卖漕粮的地点主要是在山东地区和北直隶地区的通州与天津。在这些地区,旗丁往往借出售余米、剥运漕粮、变卖土宜的机会将漕粮盗卖。漕粮被盗卖后,为了足额缴纳,漕运旗丁在漕船抵达目的地前,往往将沙土、糠皮、水、白土、药物、石灰等物掺杂到漕粮中以充数。

清代京杭运河沿线民间信息传播与扩散——以漕运旗丁为载体的考察

京杭运河是清代重要的水运渠道,沟通南北的同时肩负漕粮运输的重任。由漕运形成的旗丁群体不仅常年活跃于运河之上,成为民间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而且其沿途买卖货物,雇佣篙舵等行为也为信息"人际"传播提供了条件。信息传播中,有诸如米价等重要的商业情报,亦有人云亦云的谣传等,这些民间信息在扩散中往往存在真与假,利与弊的双重性,或促进某地的商贸活动,间接上强化了旗丁承运者的角色,或影响某地的社会秩序,成为政府控制与反控制的对象。无论何种形式,都反映了传播者的身份、地位,以及民间信息渗透力强,流传广的特点,愈发突出了旗丁群体承运者的角色。

清代漕运旗丁挽运中社交网络与信息传递

清代京杭运河是南北水运交通要道,每年漕运之期,旗丁挽运粮米途中会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亦会形成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社交网络,一方面建构旗丁群体日常生活与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又影响了运河流经的区域社会,催生了旗丁多重的社会角色,不断重申承运者身份地位的同时彰显社会中"人"角色多变的特点。旗丁社交网络丰富了其运漕生活,也提供了信息传递的载体,其传播过程仍未脱离传统"人际"的传播模式,内容上既有诸如米价、土宜等民间信息,又有邸报上的官方新闻,间接上反映了旗丁群体的生活诉求。不可否认,信息传递会存在真与假、利与弊的双重性,真实信息利于百姓与旗丁生产生活;相反,虚假信息则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区域内民众恐慌,扰乱地方政府统治秩序。无论何种影响,旗丁作为常年行走于运河之上的群体,不仅传播了原有居住地的风俗习惯,又不断采撷着运河沿线的信息,在清代社会发展与信息流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代漕运旗丁挽运粮米与社会活动季节性考察

京杭运河是清代重要的水运交通要道,肩负漕粮运输的功能。每年运漕之期,漕运旗丁于春夏两季重运北上,秋末冬初粮艘回南。此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缘于漕运制度、行船期限等政令法规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河流水文、区域气候等自然因素。这种季节性运输活动,不仅催生了运河沿线市场季节性的繁盛,而且影响了清廷漕运政策的制定,某些情形下,成为道光朝南粮海运试行的一个外在推力。

“规章定例”与“私议规程”:清代漕运旗丁的权利内涵与认同——以江西省广信、铅山二所“熟屯收租济运私议规程”为例

清代在承袭传统漕运制度的同时对明末漕运组织体系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清初时代特征的漕运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每年漕运正常进行的同时彰显着清廷的权威,然而漕运组织的内部实践与运作过程,却有另一番特色。与明朝不同,在清代漕运旗丁组织内部逐渐催生了一些私议规程,这些私议规程独立于漕运法规外,行之年久,表面上是弥补漕运制度与实践"间隙"的举措,实际上却是旗丁间为维护群体利益而建构自身权利的一种体现,此间虽有官府的参与,但更多是以默许或支持姿态出现,这不仅影响了清廷制度与律令在下层的执行效果,也为官府权力的延伸与下行预留了空间。另,私议规程的出现为漕运章程的实施提供了腾挪空间,这与其说是漕运制度在运作中有一定的延展力,不如说基层群体与组织在实践中为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

“泊船祭祀”与“人神互惠”——清代漕运旗丁崇祀文化的规制与功效

清代旗丁迫于漕运诉求与运河沿线祭祀等活动的浸染,在群体内部逐渐孕育出独特的崇祀文化。漕船首尾绘制图案,舱内供奉神龛,路遇庙庵亦要焚香祭拜,甚至泊船演戏,以祀神灵。崇祭文化的繁盛,一方面强化旗丁身份与运役,成为其内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也是传统祭祀文化中人神互惠的体现。旗丁泊船祭祀等行为既提供与当地民众交易的契机,又象征性建构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无论何种形式,旗丁运漕途中的崇祀活动,都传播了籍贯地与运河沿线的风俗习惯,构成内河漕运文化与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也揭示清廷在信仰层面通过重塑国家祭祀体系保证漕运制度正常运转的深意。

嘉道时期漕运旗丁呈控案述论

呈控是基层民众据实控诉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地方民情与吏治良莠。嘉道两朝,不仅充斥着较多旗丁省控、京控的案例,而且数量上呈上升趋势。其虽与诸如嘉庆帝开禁京控等个人意志有关,但大量呈控案的发生,却表明此时漕运结构、秩序与基层司法系统的崩坏,也暗示了此种调控手段缺乏活力。为寻求公平,旗丁利用运漕之便赴京诉说冤屈,而由此引发的危机亦不容小觑,缓慢累积的特点决定了危机爆发时的破坏性。嘉道时期,内河漕运颓势与地方社会失序与此不无关系。这一层面,与其说漕运制度与实践之间的"间隙"催生了旗丁呈控事件,不如说以皇帝为首的政策制定者的振颓启弊与制度极限二者间的两难境地加速了旗丁呈控案的发生。

清嘉道时期旗丁粮米运输中船帮之争与社会冲突

作为清代漕运重要组成部分,旗丁群体不仅是应役出运者,还负责雇佣舵工、水手等任务。此过程中,由运漕形成的事务时刻考验旗丁处理问题的能力,至嘉道时期,因自身生计与维护本帮需要,旗丁或船帮间往往发生争执或械斗行为。另,漕船'官差'标识也使丁舵等人在运河中嚣张跋扈,欺压民商船只,影响了运河内船只往来与商贸活动,由此产生社会冲突等问题亦不容小觑,一方面人为破坏了清廷厘定的漕运秩序,为宗教结社等活动提供可乘之机,另一方面频繁或大规模争斗行为,不利于地方社会稳定。无论何种影响,船帮间争斗与社会冲突都说明其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个政治问题,间接反映了漕运制度运作中的纰缪,也进一步要求清廷优化运漕结构,以维持固有的漕运秩序。

论嘉道以前的东北旗地

旗地是清代一种特殊的土地制度,是八旗制度的基础,分布于京畿和东北地区。它包括皇庄、王庄、官庄、八旗官兵的土地(即一般旗地)。一般旗地在旗地中的比重很大,具有代表性。搞清楚东北一般旗地所有制关系及其变化,对于研究清代入关前后的社会制度、八旗制度、八旗土地制度的性质及东北土地所有制关系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关于土家族旗镇制度

中国南方的土家族,历史上也曾建立过与满族八旗制度类似的旗镇制度,学术界对此鲜有关注,本文仅述其略。旗镇制度,或称旗制,在土司统治时期,广泛存在于土家族地区。史载:湘西永顺土家族地区,“各乡在土司时,为五十八旗,……以七字为句,每一字一旗,共为五十六旗,后添靖、谋二字,共为五十八旗。此外更有戎猎镶、苗米房、鼓吹手六旗、伴当七旗、长川旗、散人旗、总管旗”。在与之相邻的“保靖土司,旧设虎、豹、广、智、谋、勇、威、驱、彪、胜、亲、利、飞、良、先、镇,共十六镇,共十六旗。”直到清代改土归流很久以后,“居民相称,犹语某人为某旗者”。在鄂西土家族地区,情况亦大致相类。

回漕現象與明清京畿糧食市場

回漕是運軍旗丁在天津、通州等地購買陳年倉米以彌補漕額虧空,導致陳年倉米重新交納入倉的現象。該現象早在明正統初年長運法改革後即已出現。其原因是千里運糧負擔綦重,種種原因加劇漕糧消耗,到京、通驗收時不符定額,旗丁就會面臨嚴刑。旗丁爲逃避刑罰,必須提前收購陳年倉米,蒙混過關,遂在天津、通州等地形成巨大市場需求。糧商采取收購俸甲米票等措施籌集倉米,運送到天津、通州一帶賣與旗丁,攫取高額利潤。回漕讓朝廷艱苦維持的漕運制度成爲糧商和旗丁利益尋租的温床,大量陳年老米重新驗收入倉,讓漕糧統計數字不再準確,也一定程度消解了漕運制度的意義。嘉慶朝制定明確的“回漕定例”後,朝廷采取種種措施打擊回漕,但面對利益織就的關係網,並未見效。直到晚清漕運制度劇變,漕糧海運後大量旗丁被裁汰,他們在京畿買米回漕的需求無形消泯,漕運現象才隨之大爲減少。

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

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杨杭军清代沿袭前朝漕运制度，通过漕运将江南八省漕粮北运京师，以保证京师及北边军政方面的粮食供应。但“法久弊生”，特别是乾隆之后，为“天下之大政”的漕运制度，已尽“为官吏之利薮，贪吏之诛求良民，奸民之挟制贪吏，……说者皆...

李煦曹寅处理两淮盐务的争执与合作——《虚白斋尺牍》解读札记

《虚白斋尺牍》中直接反映李煦、曹寅商讨处理两淮盐务的书札有8件,对研究探讨曹、李二人的关系及两淮盐务颇有价值。作者认为,这些信札提供了曹、李二人在用人行政上的分歧与激烈争吵,而后通过艰难沟通又和好如初等不为人知的历史内容,让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历史人物活动的细节、历史事件的本真和本质。

“陋规”为何难戒

清代地方官最主要的收入,是“陋规”。这个“陋”字反映了世人对它的道德判断。 其实陋规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地方财政钱不够花。地方政府运转中需要大量开支。因此清代财政收入名义上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起运,运交给中央。一部分称作存留,存留在地方衙门。不过由于制度设计的自私性和短视性,皇帝们只重视中央财政,地方开支留得特别少，打个比方，某县一年需要支出十万两，可能朝廷只留给它—千两。用曾小萍的话来说所留数目“与州县的行政需求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简述清代双城堡地区的行政制度

清代的双城堡,即今天的黑龙江省双城县,位于黑龙江省南部。清政府于1815年(嘉庆20年)在此设立委协领处,隶属于吉林将军管辖之下。自此之后,清政府逐渐地设立起各级机构。对此地进行正式的统治和开发。 乾嘉时期的八旗生计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的社会问题,清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措施来解决矛盾,移民屯田便是其中之一。乾嘉时曾向吉林的拉林、阿勒楚喀等地进行过移民,但因采取的措施不当而失败。此次双城堡移民是在拉林移民的基础上。采取了符合实际的措施,取得了成功。与其他地区的移民屯田相比,双城堡屯田可谓是成功的典范,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直至成为清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

稿本《清故伊犁将军文贞公行状》考证

稿本《清故伊犁将军文贞公行状》(下简称行状),计一册14页、朱丝栏,四周双边、六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单红鱼尾,版心下端有朱笔“文记”二字。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图书馆藏。1961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的《新疆研究参考书目》(中文之部,有著录。 一、《行状》写作时间:文中有清讳字,如七页宁夏的“宁”为“甯”,十三页又有“民国 年 月 日以丧归”等字样,可推断为民国初年之作。

陶澍对漕政的整顿和改革

漕运、盐法、河工在明清两代,被称之为“三大政”。他们不仅直接关系着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和物资供应,而且和广大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清嘉道年间,由于封建统治日趋腐败,“三大政”弊端丛生。其中两江地区,既是清朝财赋之区,漕粮、盐课均占全国一半以上;又是河工的重点,境内江河湖汊密布,其弊更为突出。道光元年(1821),陶澍(1779～1839)任安徽布政使,旋擢安徽、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至道光十九年(1839)病逝,在江南为官十九年。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陶澍竭尽精力,治理“三大政”,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本文试就陶澍对漕运的整顿和改革,作一初步探讨。

林则徐在江苏的改

清王朝到嘉庆、道光时期,经济衰退、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民不聊生。当时“富甲天下”的江苏也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①,天灾人祸,人民处于苦不堪言的境地。1832年3月24日,林则徐补授江苏巡抚,面对江苏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贪官污吏的横行无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