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边疆治理与陕甘总督的旗籍问题探析

边疆治理是国家行政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边疆官员的选择则需着重考虑贯穿清代旗人社会生活与军事组织的八旗制度。为维护清廷权威,重要军政岗位均重视官员的出身旗籍,而陕甘总督作为维护西北地区稳定的重要基石,在总督选择上亦是以满洲上三旗为主。通过对清代陕甘总督旗籍问题的探讨,可以从中窥探清朝边疆官员的启用特点,从而勾勒出清朝用人政策的基本原则。

清入关前满洲乌苏氏家族旗籍演变考证

乌苏氏家族世居于瓦尔喀、讷殷、海兰、长白山等地,是清代著名的满洲军功世家。乌苏氏在归附后金(清)政权后,隶属于不同旗籍。由于八旗制度下旗主与旗人紧密的隶属关系,因而乌苏氏家族成员所属旗籍的变化直接影响家族的政治地位。文章尝试对乌苏氏家族旗籍演变及典型人物事功加以梳理,以期对深入研究乌苏氏家族及清初政治相关问题有所裨益。

风云变幻时代的旗籍作家穆儒丐

清末民初旗籍作家穆儒丐,在戏剧评论、小说创作、翻译文学等方面,均有过大量作品,如戏剧评论作品《伶史》、长篇小说《北京》、《福昭创业记》、翻译小说《哀史》(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等,曾在北京、东北地区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由于身处风云变幻时代,思想、生活比较复杂,致使穆儒丐在近现代文坛属于另类作家,长期以来有关论述较少,本文拟从三个不同时期对穆儒丐的创作进行较为初步的评介。

论“耿藩”旗籍认同问题

以耿仲明为代表的"耿藩"认同旗籍问题,是清代"三藩"旗籍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即是从汉满文化交流融合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对"三藩"旗籍研究有所完善补充。[1]

曹雪芹旗籍并非正白旗包衣考——以胡适先生曹雪芹旗籍考证为讨论对象

曹雪芹旗籍为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这是胡适先生考证曹雪芹生平的重要支柱之一。1921年,胡适先生根据顾颉刚先生提供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八旗通志初集》中涉及曹家旗籍的资料,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的曹家旗籍等于曹家每个成员旗籍且从未发生过变化为假设前提,推定曹雪芹旗籍为内务府正白旗包衣。然参照《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旗籍认定标准,比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记载的曹家成员的实际旗籍情况,可以发现,《通谱》中标注的曹家旗籍并不包括曹家全部成员,而且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因此,胡适先生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标注的曹家旗籍为依据、以这一旗籍包括曹家所有成员且自始至终不变为假设,得出的曹雪芹旗籍为正白旗包衣的推论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政治历史意识

旗籍作家在中国近现代武侠小说创作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创作群体,由于其特殊的族群身份和因此带来的对于自我族群历史变迁的切身感知,其武侠小说创作一方面有着对中国武侠小说史传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更表现出或隐或显的具有自我族群特征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诉求。就其创作所流露出来的政治历史意识来看,这些旗籍作家的武侠创作既具有对于自我族群光荣历史的骄傲意识和维护意识,也有对于自我族群政治治理的历史反思意识,并有着超越族群阈限的历史承担意识。

田文镜旗籍考

田文镜是雍正朝名臣,雍正帝赞为“天下巡抚第一”,是有清一代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现当代学者一致认为他原属汉军正蓝旗,后抬至正黄旗。田文镜的自陈奏本及《缙绅录》等材料,可以确证他原属汉军镶蓝旗。这一错误,源于清国史馆对他的记述,而地方志等的记载反倒是正确的,这提示我们,面对清人旗籍记述有歧异时,应高度重视地方文献的价值。

《清秘述闻续》载龄、麟书旗籍辨误

清代王家相等人辑录的《清秘述闻续》,上续法式善《清秘述闻》一书,记载清代嘉庆至光绪年间乡会试考官与学政情况,是研究清代科举和教育制度的重要资料。然书中存在不少讹误,使用时需注意甄别核对。其中关于宗室载龄与麟书二人旗籍的记载,即存在前后矛盾情况,有必要给予指出与纠正。

清代山西旗人巡抚旗籍补校

旗人占清代山西巡抚的绝大多数,但其旗籍往往不详。考证魏秀梅《清季职官表(附人物录)》、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王欣欣《清代山西巡抚》等书中的相关记载,对进一步探究清代地方政制和山西区域社会不无裨益。

内府包衣世家 旗籍包衣汉人——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析之一

曹雪芹的旗籍与族属,是曹学红学研究中值得重视而又长期存在争议的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对清代档案、官书私著的记载进行扼要探析,认为曹雪芹家的旗籍是正白旗包衣汉军而非正白旗满洲或正白旗汉军,族属是旗籍包衣汉人而非满洲人。并进而指出:曹雪芹之所以能够成为不世出的天才作家,创作出岿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红楼梦》,与曹家是内府包衣世家、旗籍包衣汉人的特殊社会身份地位,及其渊博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和家族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特别是与其祖父曹寅的文化艺术积累和影响,都是分不开的。

西安将军多隆阿族属、旗籍与死亡时间考

多隆阿是清朝咸同年间的军事将领,先后征战在楚皖鄂陕之间,与太平军、捻军及回民军交战,是清后期为数不多的满洲骁将。同治三年多隆阿中枪,死于盩厔大营。关于其族属、旗籍与死亡时间说法较多,该文利用朱批奏折、清代官书和部分满文档案,通过分析清代奏章属性、多隆阿及其下属的人物关系,认定多隆阿为蒙古族,满洲正白旗人,死亡时间为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

清宫太监入旗制度探微

清代统治者在继承明代旧有制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太监管理制度与内务府管理制度结合起来——令太监加入旗籍。对于清宫太监入旗制度,当时的官修典籍、私人笔记等均少有记载,仅在宫中档案中有所反映,以致长期鲜为人知。清宫太监入旗制度,形成于康熙时期,并一直延续至清末,内管领在太监入旗之后的管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太监入旗制度的实施,适应了满族社会管用分离“双轨制”的需要,加强了对太监的管理,也使得有清一代没有出现明代太监为祸甚烈的现象。

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

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鲜有"殉节死君"之士,更多的是"隐忍不发"、"处之泰然",极少数人伺机东山再起。旗籍权贵在革命风暴中"不死君"的原因复杂,既有清政府内部脆弱失衡、深刻矛盾的影响,也有危机应对机制的缺乏等重要因素。清王朝垮塌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旗籍权贵集团是考察清朝覆亡的历史要素。辛亥革命以清帝让渡政权的形式完结,使得中国政治文明演进脱离了传统的改朝换代,走出一种新模式。

旗籍朝鲜人安氏的家世与家事

旗籍朝鲜人安尚仁(安尚义、安三)与安岐(安麓村)父子,因兼有康熙朝大学士、满洲权贵明珠的大管家、大盐商、社会公益家、慈善家、收藏鉴赏家等多重身份而独具特色。本文重点考察安氏的家世与家事,认为:安氏来华,应在明末清初(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途径则为被掳入旗。安氏世为明府总管,两者形成荣损与俱的特殊关系。本文并从经营盐业、景德镇烧瓷、重筑天津城、安图被诛、安岐的收藏等五方面,考察了安氏的家事。文末指出,安氏身份的准确定义,应为正黄旗满洲下包衣朝鲜人(家仆朝鲜人)。有关安氏的史迹,为考察清代满洲贵族家庭内部的主奴关系、八旗内部的多民族关系、旗人与民人的关系乃至中朝(韩)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清代京师的旗籍商人

清代旗人以京师为最大聚居地,故旗籍商人亦以京师为多。旗人经商,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旗籍商人由贵族高官、满洲亲贵家人、普通旗人三部分构成。身份地位不同,经营模式、业务范围、资金多寡亦有差异。其二,旗人经商,多为副业。贵族高官,往往兼营地产、房产,因此兼有官僚、地主、商人的多重身份。其三,旗人经商,因制度所限,具有一定隐蔽性。其四,旗人经商,拓宽了与民人交往的渠道。贵族官员开设商铺,多与民间商人合股经营。商铺的管理运作,亦依靠民人。旗人、民人在商业经营中的多种方式,对陶融旗民具有积极意义。

清初旗人之旗籍及隶旗改变考

旗籍,是了解与研究旗人不可或缺的内容,旗人籍隶何旗,关系到该旗人与旗主的政治关系、政治派别的归属,以及对清初各次斗争的理解与分析,亦影响对籍隶某旗旗人政治行为的研究与评价。遗憾的是,清官方纂修的所有旗人传记,有相当一部分传主旗籍错乱,原因是清初的八旗中,有五个旗的旗人之旗籍经过几次变更,至顺治八年(1651)才基本固定。而官修人物传记,有的是以最后固定的隶旗作为传主旗籍,其实此人更长的时间内并未隶此旗;有的是以其死后子孙又经更改之旗作为他的旗籍,实际此人从未籍隶此旗。凡此,造成诸多史事的错乱,误导今人研究。本文将清初满族中较有影响、而官修人物传记又将其旗籍记错或不准确的旗人40余名,作梳理辨正,希望对研究这些人物及其相关问题有参考作用。

清代内务府旗人复杂的旗籍及其多种身份--兼谈曹雪芹家族的旗籍及其身份

清代内务府旗人属籍、身份复杂,其中的汉姓包衣尤为繁杂,文献记载杂乱,以致今人理解不一,导致相关研究观点不同。本文论证内务府汉姓包衣旗人有属于满洲旗分、非满洲旗分的区别。又因原民族属性而定有内务府汉军籍。也因此而决定其在内务府旗人中的身份与等级地位。此外,同是包衣旗人,包衣佐领下人与包衣管领下人,内务府上三旗包衣与下五旗王公府属包衣,其身份地位也不同。包衣旗人与旗下家奴等贱民奴仆也不同,他们具有良人的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入仕为官等政治权益,其奴仆身份只属于皇帝、王公私家,没有社会意义。文章并据此指出曹雪芹家族的属籍及其身份地位。

论清初赫哲族的大迁徙与旗籍化问题

清初满洲贵族对东北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了军事征服和政治招抚两手政策和措施。清代"新满洲"基本概念应该重新界定,特别是清朝晚期,"新满洲"主要指地域而言。通过探讨赫哲族大批内迁宁古塔、盛京和北京,并不断融入满洲的旗籍化过程和规模,旨在研究清初东海赫哲族融入满洲共同体的重大历史意义。

从对高鹗会试履历的误读看高鹗的旗籍和祖籍问题——高鹗会试履历中相关概念辨析

自高鹗会试履历被披露以来,至今学界在高鹗的旗籍和祖籍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其原因在于对高鹗会试履历的曲解和误读,本文试加以辨析。

清初旗人的旗籍及隶旗改变考

清朝官私所修清初的旗人人物传记,以及民国时所修《清史稿》之清初旗人人物传记,其旗籍大部分是错误或不确切的。原因是,清初的八旗中,曾有5个旗经历过改旗,其旗人的旗籍也因此改变。至顺治八年以后不再改旗,旗人的旗籍才基本固定,以后只是抬旗、旗间调动的个别人旗籍的改变。而清朝国史馆所修人物传记,最早也是康熙中期以后纂修的,所以现在我们见到的人物传记,其所记清初旗人的旗籍,有的是以其死后子孙又经更改之旗作为他的旗籍,实际此人从未籍隶此旗,有的是以最后固定的隶旗作为他的旗籍,其实此人在此前更长的时间内,并未隶此旗。凡此,造成诸多史事的错乱,误导今人。本文将清初八旗中较有影响、而官修人物'传记'又将其旗籍记错或不准确的旗人40余名,作梳理辨正,希望能对现在新修《清史》人物传记,以及研究这些人物与其相关问题,有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