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超越初探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开展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展开,逐渐对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进行反思与超越,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该思想从生态价值理念、生态治理策略及生态治理目标体系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与实践缺陷,不仅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向,而且为全球性生态环境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案。

格伦德曼论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维度与生态意蕴

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是内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质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格伦德曼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阐发了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指出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支配自然”观念为核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旨归的,现代的、扩展的、人与自然双和解的人类中心主义,蕴含丰富的生态意蕴。从思想史视角来看,格伦德曼开创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河,赋予“支配自然”积极的意义,有力地回击了西方绿色思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诘难,凸显了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在当前“人类世”背景下解决生态问题的巨大潜力。与此同时,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固有缺陷,决定了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中存在无法避免的理论缺陷。

生态危机时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救赎

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其在一种二元论的等级制度中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被视为自然的主宰,自然则被视为无能动性的僵死客体,忽视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共存关系,造成人对自然的肆意掠夺。身体是破解人类中心主义等级制和人与自然二分状态的关键,物质性身体关联着人与环境,身体状况与环境状况密切相关,环境作为能动者影响人类的身体状况和存在状态。在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的生态危机时代,人们已经不能通过艺术文本静观生态危机,而是被卷入其中,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体验到生态变化。人们需要审美介入,关注日常生活体验中的生态要素,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联,建构人与环境的生态审美共同体。

非人类中心主义批判视野下野生动物资源利用制度的思考

野生动物保护立法中,“利用”和“保护”的主次关系一直争议不断,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批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是现实问题产生的根源。野生动物资源保护问题的凸显并不在于立法主旨上“人类中心主义”或是因此产生的“野生动物资源观”,主要问题在于对野生动物资源利用时的“浪费”以及野生动物资源分配不公。可以借鉴环境法领域较为成熟的排污总量控制和交易制度促进野生动物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利用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制度有效缓和资源利用者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

佩珀新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生态公平的三重逻辑

以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为基础,深入探讨其新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生态公平的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代表,佩珀揭示了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对传统绿色运动中的价值原则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提出了通过社会变革管理策略应对生态危机的思想框架。从历史逻辑出发,佩珀剖析了绿色政治和环境运动的局限性,特别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相关缺陷。在价值逻辑上,佩珀融合了人道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重新定义了新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逻辑。在实践逻辑层面,佩珀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及其实现路径。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生态公平理论的基础,还为推动绿色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借鉴。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解读——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线索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贯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显性问题,其中作为主体的人如何看待和理解自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彰显人与自然的本真样态;资本主义制度悖谬造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人类中心主义特质指证人与自然的最终走向。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回应了时代问题,超越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缺陷,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对非人类中心主义“敬畏生命”方法论的超越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化希望通过以人“不在场”的方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在其哲学方法论上体现为“敬畏生命”。“敬畏生命”确立的初衷是为了把人从恶化的生态环境中拯救出来,最终却陷入为了拯救人而又消灭人的逻辑悖论。然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立足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既主张“人化自然”的必要性,又确立“自然人化”的实践性,为走出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化“敬畏生命”的困境提供了科学指导。

从视觉中心主义到审美资本主义——以抖音为例的短视频文化解读

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图像文化已进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图像无处不在。短视频成为我们生活中“物”的一种类型,视觉文化不只是沟通和反映我们的生活世界,也是在创造世界。从短视频对当今社会全方位的影响程度看,它充分体现了“视觉中心主义”或“视界政体”特征。短视频系统构建了“全景敞视视界”体系,以统计学的方法形成了“全景敞视监狱”式的监视模式,并以“投其所好”的推送方式实现对观看者的无形规训;人们的窥视本能与短视频的“审美诱惑”相结合,以审美的名义实现资本利益的获取,实为一种审美资本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破解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显著标识和各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各国现代化实践道路的多样性源于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这一本质规定内蕴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包含自身的民族特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辟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模式,以资本现代化的文明面向来掩盖其剥削实质,衍生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视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文明定向的基础上,拒斥了西方一元现代性叙事的强制逻辑,向世界展现出多元现代性的文明图景。

中美科幻中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比较研究——以《独行月球》与《火星救援》为例

科幻电影是基于科学原理与成就,对遥远过去和未来作幻想式叙述的故事片,既源于现实生活也超越现实生活。作为具有前瞻性的一种类型电影,科幻电影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思考、对技术反噬的恐惧,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随着人类需求的高速增长,人类仅将自然视作可榨取利润的来源和满足欲望的工具,造成了大量环境污染和物种破坏,忽略了人类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引发反噬。在普遍的生存危机之下,科幻电影开始借助艺术的形式拷问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行为。加入不以人为唯一本位的哲学思考,利用认知转化人类滥用自然的错误观念,使人类意识到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

基于中国经验的一般性理论何以可能——理解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基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国内学者提出了现代化发展的新范式——“政党中心主义”。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相区别的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范式,“政党中心主义”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和前景。目前,“政党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分析范式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初步运用,其作为一般性理论的应用价值正在被证实和凸显,但在从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的局部经验概括到具有普遍性特征的一般性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发展新范式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仍须进一步夯实,相关具体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

重写艺术史: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作为一门学科,“艺术史”首先产生于欧洲,其艺术史观念与写作范式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随着西方学术话语的全球化扩张,西方中心主义作为“艺术史书写的话语幽灵”一直或明或暗地支配着世界各国的艺术史书写。无论是“艺术史”“欧洲艺术史”“世界艺术史”还是“全球艺术史”,艺术史书写术语的翻新固然体现了世界各国艺术史学者对“人类艺术通史”书写的憧憬与努力,但并没有改变现有艺术史书写作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践的客观事实。从“不完整的艺术史”“不平等的艺术史”到“不真实的艺术史”,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让东方艺术反复辗转于“缺席的东方”“替补的东方”和“易容的东方”三种大同小异的失语状态。要完成世界艺术史的重写与重构,必须从驱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幽灵”开始。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模式变迁与理论建构——基于政党中心主义视角的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现代化范式的开创,源于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不断调适,其中党的领导、国家能力与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和有机协调,共同支撑与维系了现代化进程中根本领导力量、基础性力量与主体性力量的融合与发展,开创了政党主导型现代化的新典范,塑造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思考与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政党—国家—社会模式,拓展了政党中心主义在时空维度上的运用,通过在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的互动中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络及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初步形成了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解释框架,为深入研究现代化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数字化生存的人文价值与后人类中心主义

数字化生存已逐步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它将给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将人类经验存封,影响了现代人类的自我认同建构,对人进行数字技术控制。为此,我们应当从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建立与数字化生存的合理关系。

走进人类中心主义──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

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术讨论中，有＂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著名学者余谋昌先生等主张＂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①是＂类主体＂的含义，而不是＂群体＂或＂集团＂的；②是＂整个地球＂的，而不是＂个别区域＂的；③不仅指＂当代＂的人类，而且指＂后代＂的人类，因此，人类中心主义是以兼顾当代和后代的类主体的人类为中心的理论或观念。所以，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

从生态中心主义回归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社区参与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的环境伦理观基础

人们总是把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事实上,生态危机根源于一种错误的人类中心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重任只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才能完成。建立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之上的生态补偿的关键是引入社区参与机制,真正从广大居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全面协调发展。

世界观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本文在深入比较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基础上 ,认为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是基于一种价值观乃至世界观的转变 ,二者争论的实质是是否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作者认为对于生态中心主义提出的自然“内在价值” ,虽然在实践上缺乏基础 ,但对此的深入探讨仍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这种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 ,使人类在自然观上确立新视野、提升人类行为实践境界。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困境

近几十年来,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发展迅猛,渐成主流,但它仍然面临诸多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不仅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未能真正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而且还缺乏哲学的和现实的根基。

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关于“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点设想

本文评介了有关“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并分析了“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

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虽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等方面存在诸多误区 ,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在大力提倡科学发展观的今天 ,清算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不应抛弃人类中心主义 ,而是应该继续高扬人类主体性的旗帜 ,扬弃传统人类中心主义 ,走向以坚持人的尺度与自然的尺度相统一和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的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