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学“无奴派”思潮的理论剖析与当下审视

1979年史学界兴起的“无奴派”思潮,对当代中国史学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国的“无奴派”与西方公然反对历史唯物论、否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的学派不同,是表面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却主张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历史规律的学说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也不合乎历史事实。他们以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操弄,集中地否定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其手法是给奴隶和奴隶社会私立一个片面、绝对、狭隘、僵化的标准,从而将世界许多地区的上古时代排除在奴隶制社会之外;用颠倒时空的方式,把马克思评议近代历史状况的论述,移用到古典世界;随意解释经典著作的内容,而不惜违背学理逻辑;甚至有移花接木、厚诬恩格斯的不端行为。从理论上阐明“无奴派”违反马克思主义,揭出其理论操弄的错误和荒谬,是十分重要和非常迫切的工作,非此不足以申正论、正视听,消除史学界许多学者的迷茫和彷徨,将历史学导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超越“有奴论”:论嵇文甫对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研讨中国上古史有"无奴论"与"有奴论"等多种视野。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研讨中国上古史的先驱之一,嵇文甫由于不满郭沫若在"有奴论"视野下把中国上古定性为"奴隶制社会",基于旧学传人深厚素养和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苏联主流学界关于中国"无奴论"理论,通过探讨"奴隶"标准界定、区分存在奴隶、奴隶制与奴隶社会定性两个问题之差别、考察殷商西周劳动者身份、思考宗族制度在中国上古社会演进中重要地位等问题,从"长期封建论"走向"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国家初形成时代"和"原始国家封建时代",否定了中国上古"有奴论"的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学术重塑,除学术队伍的扩大外,对学派内部成员基于对唯物史观不同理解引发的"学术层面"争论,以及由此导致的研究多样性发掘也不可或缺。奴隶制社会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讨中国上古文明的唯一理路,无论"有奴论""无奴论"或早期国家形成等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理论探讨和材料支撑基础上,都应取长补短,重视对方研究成果。

论黄现璠对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批判与先秦社会形态理论重构

积极倡导“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黄现璠从文字语义、逻辑推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公式化、教条化、生搬硬套等方面,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论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和严厉的批判。黄氏对郭沫若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激烈反驳与严厉批判,总体上是在学术层面展开的。黄氏的反驳和批判偶有击中郭氏要害之处,但与此同时,在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激烈反驳与严厉批判过程中,在语言学材料及证据和方法运用方面,也屡屡产生诸多新的问题。黄氏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主导下的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研究成果,几乎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戴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以偏补偏,以左纠左的论述,贯穿于黄氏论著。凡此表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并非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实现了和社会史论战的衔接,而恰恰是在社会史论战时期低水平水准线上的徘徊与重复。为积极申论“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说,黄氏力图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主导下的各种古史分期学说,四面出击,无的放矢,见奴即批。然而在对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批判过程中,黄氏很难抓住问题的关键,论证杂乱无序,不仅达不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反而使得其对先秦社会形态理论的重构陷入破立两难的困境。

郭沫若对中国“无奴说”的回应

郭沫若提出中国"有奴说",遭受"无奴说"的对峙。他援民族学材料入史学,采取与古希腊、罗马比较的方法,坚持自己对于"臣""民""众"的释义,区分"奴隶"与"农奴",界定"奴隶制"与"封建制",巩固自己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亚细亚"的原始社会的解读,从而完善自己的学说,实现对"无奴说"的有效反驳。

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说的缘起、形成及演变

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表述引发出来的一个论题。无奴说发端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随着抗战的爆发,争论逐渐沉寂下来。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虽有一些学者试图推进,但多袭用西方旧的史学观点,创新不多。新中国建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单线渐进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主导着中国学术界,无奴说已鲜有提及。改革开放后,有学者抛开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对中国古史体系进行新的理论重构,在这过程中呈现出概念不清、角度不一及逻辑混乱等突出问题,则不断促使学术界对无奴说进行更为冷静理性的思考、质疑与批判。凡此表明,无奴说从未形成定论。

“破立两难”与“进退维谷”:沈长云先生古代社会形态理论重构与古史体系重塑

沈长云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学术大转型的背景下,对汉代奴隶社会论者的批判和对汉代社会性质的申论,无论在史料运用和理论概括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均未超越20世纪50年代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学术前辈的学术水准和高度。沈先生对“中国古代无奴隶社会”说的论证,暴露出反反复复的循环式论证、陈陈相因的碎片化证据、先入为主的想当然推断及自说自话的自娱式评判等突出问题。沈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理论重构和古史体系重塑的学术实践中,并未跳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论框架,这就使得其在学术转型和话语体系转换的背景下,对于先秦社会形态的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面临着破立两难、进退维谷的尴尬困境。

近40年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研究述论

近40年来中国古史分期研究和讨论的情况较之以往有一些明显的新特点。“无奴论”的再度崛起、中国古史分期“新说”的涌现,为多年来悬而不决的古史分期问题开辟了更多的研究途径。“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促使学者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框架中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任何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学理分析都离不开史实的支撑、史料的依据、理论的导引和现实的考量。

“氏族封建”说与先秦社会形态再思考

晁福林先生在"中国无奴隶社会论"主导下,提出了夏、商"氏族封建"说及在此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形态理论"。由于学术界对有关夏商时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理解和判断颇相悬殊,再加上其所借用的"长时段"理论,难免造成"封建制"三段论标尺不一,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体系尚待学术界深入推敲。"无奴学派理论"能否成为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的最后定论,如何统一"无奴学派"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认识上的分歧,对学术界早期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成果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都是目前中国学术界应继续关注和持续探讨的关键性学术难题。

论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形态的界定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先秦史中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早期国家和酋邦理论以及无奴派的理论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式来阐述社会形态学说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意义。通过不同学说对社会形态的相关分析与研究,进而证明在不同时期理论转化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