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之完善

确认无效判决备而不用的空置局面,归咎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和不完整。确认无效判决完善建立及正确运用之价值,在于可以使当事人获得不受诉讼时效期间限制的时效利益,以及在程序上排除强制性复议前置的程序利益,同时可使行政监督更为全面有效。

新《行政诉讼法》第75条确认无效判决的司法适用探讨

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了"确认无效判决",然而法条对确认无效诉讼的起诉期限、诉前审查、举证责任分配等未作特殊规定。学理上认可"无效行政行为不受一般起诉期限的限制",但这会给滥用无效行政诉讼突破起诉期限带来可能,且司法实务案例的判决结果亦各有不同。为此有必要结合案例中诉讼期限、判决转化等争议点,分析妨碍其司法适用的深层原因,并重新检视新《行政诉讼法》第75条的审判标准。同时,比较日本、台湾地区确认无效诉讼规定,从"法解释学"角度对确认无效诉讼进行相应制度构建。即利用立案登记制从原告资格、原告证明责任来预防确认无效诉讼的滥诉,明确确认无效判决的替补地位,且对确认无效判决的构成前提要件作限缩解释,以化解判决类型化可能对当事人带来的不利益。

从起诉期限看确认无效判决功能定位的转化——以新《行诉解释》的观点转变为视角

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判决是否应受起诉期限的限制,《行政诉讼法》上并未作特别的规定。在司法探索中,法院从不同的逻辑进路形成了法定期限说、酌定期限说和无期限说三种学说。其背后是出于对行政行为的性质、影响范围、程序成本等问题的多重考量。归根结底是对确认无效判决作为“对个体权利的特别救济”的功能定位。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的出台,对申请确认无效的案件确立了“一律进行实体审查”的规则,一方面暗含了确认无效判决不适用起诉期限的观点,另一方面还隐含了确认无效判决的功能定位从个体权利特别救济向对行政的司法监督面向转型的效果。

论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之审查标准

《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明确了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但该规定过于原则化,“重大且明显违法”之普适性标准过于模糊,“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内涵不清,“没有依据”指向不明。立法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亦陷入困境。有必要在厘清“确认无效判决”与“撤销判决”,“不成立”与“无效”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重大且明显违法”之内涵,并探讨“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之立法原意,解读“没有依据”之具体指向。另外,还需借鉴域外规定,并结合司法经验对“重大且明显违法”的其他客观情形加以增补,以廓清确认无效判决的审查标准。

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适用标准研究

明晰统一的裁判标准是确认无效判决发挥其独特制度功能的前提,故而,本文以《新政诉讼法》第75条所确立的适用标准为例,希望藉由对确认无效判决的研究,理清司法实践中的错误倾向,并为进一步统一确认无效判决的司法适用提供一定参考.

确认无效判决中“行政行为没有依据”的司法认定

2014年修正的《行政诉讼法》首次引入了确认无效判决制度,并规定没有依据的行政行为构成无效行政行为。2018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行政行为没有依据”专指“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然而,由于司法认定路径的缺失,各级法院对于“行政行为没有依据”的理解并不统一,甚至出现了普遍的司法误读。为了纠偏止误,人民法院一方面应该坚持“行政行为没有依据”专指“侵益型具体行政行为自始不存在法律规范依据”的司法认定规则;另一方面则应该明晰“行政行为没有依据”作为无效情形的功能定位,只有在满足“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前提下,人民法院才能突破法安定性原则作成“行政行为没有依据”的司法认定。

论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2015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第七十五条确认无效判决作了更进一步的细分。其中,一方面让确认无效判决制度形式与违法判决形式进行有效的条文分离;另一方面把先前广受诟病的"被诉具体行为"与"不成立、无效"的处理原则进行改正,从而使用"重大明显违法"现行行政行为无效的普世标准,并进一步细化列举了"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与"没有依据"这两类无效行政行为情形。以上的修正,相对于之前最高法院出台的《若干解释》中对确认无效判决的解释,可谓有了长足的进步,确认无效判决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来。然而,上述的修改也不尽完善,导致在司法适用中的相对混乱,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从司法实践入手,并修改完善于司法实践。

论我国行政诉讼确认判决的定位

我国行政诉讼法上的确认判决是行为诉讼中的判决,而非法律关系的一般确认诉讼的判决。只有确认事实行为违法判决和确认无效判决具有独立性,其他的确认行为违法判决、确认不作为违法判决均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的衍生品。撤销判决、履行判决不仅具有确认违法的功能,还能施以直接有效的救济,应当优先发挥撤销判决、履行判决的功能,只有无法作出撤销判决、履行判决时,才有发挥确认违法判决作用的空间。鉴于行政活动存在多样性,我国应增加新的判决种类,以期实现权利的无漏洞实效性救济。

行政行为无效确认之诉的理论内核与制度前景

行政行为无效确认之诉在举证责任分配、诉前程序、起诉期限及判决方式方面有其特殊性,除判决方式已由新《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外,其余方面之特殊设计尚告阙如,而判决方式之条文规定亦存缺陷。为实现行政行为无效确认之诉的独立价值与功能扩容,应结合此类诉讼的理论内核来施以相应的制度构建。行政行为无效确认之诉的价值内核、观念内核决定了其例外抗争性,进而需经由原告承担行政行为无效之举证责任、设置诉前程序来抑制此类诉讼被优先提起;其效果内核、功能内核则突显了独立于撤销之诉的应然定位,进而需经由取消起诉期限、改良判决方式之条文规定来促成与撤销之诉救济合力的最大化发挥。

无效行政行为的认定分析--以“没有依据”为切入点

2015年施行的《行政诉讼法》正式设立了确认无效判决这一新的判决方式,并将"没有依据"作为法定无效情形之一,2018年司法解释又将其细化为"减损权利或增加义务没有法律规范依据"。文章认为由于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没有依据"这一条款出现理解偏差,导致判决无法统一的现象产生,为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法院应坚持"没有依据"专指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规范依据,只有在满足"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的前提下,才可以突破法安定性原则认定行政行为"没有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