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超越、本位谜题与中国货币制度演进--兼议戈兹曼眼中的中国金融遗产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针对中国货币制度演进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在分析框架重建方面乏善可陈。不过,戈兹曼属于显著的例外。他在整理“中国金融遗产”时,发现了深藏在历史深处的“货币超越”现象。循此路径,似可破解困扰学术界多年的一些中国货币历史演进谜题。戈兹曼视角中的“货币超越”是指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不再具有内在价值,而是纯粹的价值符号。这种现象早在中国商代即已成为现实,而在西方世界则是晚近的事情。中国之所以率先完成货币超越,与“大一统”政治体系和“超大规模经济”格局的较早形成以及经济资源的“跨空配置”需求紧密相关。货币超越留下的最重要金融遗产非“无(实物)本位货币制度”莫属,而确认这种货币制度为进一步研判延亘中国货币历史数千年的铜铸币和纸币制度的信用特质提供了全新逻辑。由此出发,作为货币历史常态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便有了意想不到的新解;大唐盛世与落后货币制度相映成趣之谜将会找到合理诠释;在确认了货币分配功能之后,曾经山重水复的货币起源之谜似乎也有迹可循。当然,无本位货币制度是最先进和成本最低的货币制度,也是对政府信用要求最高和最难操控的货币制度,它最终考验的是政府的财政自律能力。毋庸讳言,戈兹曼也有意无意间显露其欧洲中心论或西方正统观的倾向,又纠结于中国没能出现任何形式的现代经济(金融)组织却拥有几千年伟大文明的“李约瑟式困局”。其实,循着本文的主题,问题最终可归结为:中国一直在用自己的货币金融方式创造着灿烂的文明和繁荣的经济。

“货币超越”的中国谜题——兼论万志英的中国货币历史演进观

长期以来,中国货币历史演进问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且不乏有价值的成果。本文试图梳理万志英的相关研究,以期对“货币超越”的中国谜题做出进一步解释。万志英的讨论从中国长期坚持青铜本位却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一悖论入手,几乎触到了中国货币历史演进机制的要害。他注意到,保持纸币价值稳定的关键是财政约束而非准备约束;中国自古纸币制度之良窳在于政而不在于制。由此出发,便可窥探“子母相权”困局的逻辑舛误,而“信用货币悖论”以及青铜铸币“足值悖论”的深层机理也昭然若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货币制度在率先完成第一次货币超越之后却阻滞于第二次货币超越的原因将有迹可循。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无本位货币的“存货缺陷”以及“跨时配置”功能的阙如。唐宋变革以来的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第二次货币超越准备了必要条件,但紧随其后的“元明断层”却让弥足珍贵的金融演进势头戛然而止。结果可想而知,中国现代货币制度的确立最终未能跨越金融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