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与善意取得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与法律行为、物权变动模式等制度密切联系,特别是善意取得对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影响至巨。本文重点论述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关系以及和如何建构方能达到法律逻辑与公平的统一。

无权处分的效力与善意取得的关系

一、国外,境外的立法例 1法国.<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无效".因此,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在性质上属于我国民法理论上的无权处分)无效.那么,此时的善意买受人能否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呢?至少就动产而言,是可以的.但并非基于善意取得理论,而是基于<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的规定,即"即时取得时效"制度.许多学者认为"即时取得时效"制度就是法国民法的善意取得制度.严格说来,这样理解不够准确,两者的目的虽相似,但法理不同:对于"即时取得时效"制度,必须从时效的角度来理解,而时效强调的是状态本身,即善意取得对他人之物的占有这种状态本身就够了,至于产生状态的原因是否有效则不予考虑;而善意取得制度是直接着眼于交易安全的保护.既然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交易本身是否有效就至关重要了.

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与善意取得的适用

善意取得适用情况下的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在理论以及实践中都是重要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两种观点的评析提出,为保持物权法和合同法整个法律体系的协调,必须坚持无权处分行为的有效性。

论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以无权处分合同法律效力的立法选择为中心

无权处分合同法律效力的立法设计是当前民商法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本文试图从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之间制度协调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笔者批驳了善意取得为原始取得的观点,认为善意取得应为继受取得,而这客观上要求无权处分合同为有效的交易行为,从而论证了“合同有效说”应当成为我国无权处分法律制度的理性选择。

浅析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

若认定无权处分行为是效力待定的行为,那么,无权处分行为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无处分权行为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的效力待定自然转化为有效行为;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不能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行为是无效行为。动产已交付善意买受人且善意买受人已支付合理对价,不动产已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且善意买受人已支付合理对价,善意买受人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若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因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订立合同后不能取得处分权,善意买受人不能取得约定应得的动产或不动产,善意买受人可依据合同约定追究无处分权的人的违约责任。

重述善意取得制度与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逻辑关系

《物权法》的善意取得制度与《合同法》的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规则之间具有一定逻辑关系。同时最高法于2012年颁布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被视为对无权处分合同规则的补充或者特别规定。然有学者认为司法解释与原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规则有一定冲突。厘清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仅有利于案件裁决,更加是为了法律条文的顺畅。本文试图从"无权处分"一词界定出发,进而分析三个条文的逻辑关系。

论我国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嬗变及对善意取得的影响

无权处分合同在我国经历了无效到效力待定再到有效的嬗变历程,这种嬗变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促进法律系统内部关系的和谐。物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变化对其他制度如善意取得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在我国法律行为一体化的前提下,物权合同有效对善意取得制度有何影响,如何协调双方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之法律冲突——兼评《合同法》第51条

无权处分行为是相对于有权处分而提出的 ,这一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着法律冲突。本文从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债权行为的相对性以及交易安全的保护等方面进行分析 ,认为对《合同法》第 5 1条之规定 ,应当区分相对第三人的主观态度 ,来确定合同效力 ,同时亦为了保护原权利人的财产利益 ,法律应对善意取得制度做严格的限制。

论无权处分合同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

无权处分合同和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都是无权处分,但两者的立法目的和价值趋向不同。善意取得制度旨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动态财产安全,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待定旨在保护权利人,维护静态财产安全,两者看似并不矛盾。在善意取得情况下,依法无权处分合同应为无效,由此会产生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当将处分权从限制合同效力阶段转移到限制物权变动阶段,从而完善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后果,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实现立法的协调统一。

论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冲突与协调

《合同法》中规定无权处分效力待定,而善意取得制度下无权处分却可以使受让人原始取得。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在引进法条时未具体分析各国的法律体系导致的。因此,应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效。

试析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

《合同法》规定了无权处分制度,而善意取得则是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制度。两者处于同一效力等级,当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且不能否认无权处分合同的有效性。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关系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是民法的两大重要制度,且二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但此处的无权处分仅指狭义上的,即无处分权的人转让他人财产的合同行为,且该无权处分的转让合同本身是合法的合同。无权处分的转让合同效力也不能一概而论其是有效、无效或者效力待定,而应该区分受让人的善意和恶意等视情况而定,且当合同效力因不同情况而不同时,对应的与善意取得的关系也不相同。

论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冲突及解决

《合同法》规定了无权处分制度,而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应当通过立法将他们协调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论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以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的关系为中心

以无权处分为前提的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其设立的宗旨在于维护物权交易的动态安全,并协调与平衡真实物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旨在辨析现行法律制度下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分析二者关系背后的正当性基础。同时指出善意取得制度在现行无权处分法律框架下的缺陷,并探究有效衔接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合理途径。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被称为“法学上的精灵”,困扰学界与实务界多年。这其中较为复杂 ,且与传统民法有矛盾的问题是 :1、请求权能否发生及其基础问题 ;2、无法律上原因的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问题。

浅议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制度的关系

我国立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并不完善,与无权处分制度的关系亦不明确。《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合同的规定未致妥当,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有冲突之处,应重新设计两者的关系及相关法律效果。

善意取得中转让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在我国《物权法》的立法过程中,有关善意取得的构成是否以转让合同的有效为要件是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善意取得的构成以无权处分为前提,因此,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一般会影响该转让合同的效力;除无权处分之外,合同的其它效力瑕疵对善意取得也将产生影响。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下,转让合同效力对善意取得的影响不同。在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善意取得不应当以转让合同有效为要件,但是转让合同应当在善意取得构成后被视为有效。

无权处分情形下合同效力问题研究——对最高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第3条的解读

合同法司法解释三(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了无权处分情况之下处分合同有效,至此,善意取得制度以合同有效为构成要件的阻碍已经消除。善意取得制度的本质在于"善意",是法律对实务中这种特殊现象的一种总结和对交易安全的特殊保护,与合同的效力并无逻辑关联;此外,判断合同的效力不应区分买受人的善意与恶意,因为买受人在签订合同之时仅仅只能对出卖人是否愿意与之签订合同的负担行为有认识,对出卖人是否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的处分行为永远是"善意的";在出卖人"善意"出卖他人之物的场合,可以依是否构成重大误解来进行解决。

无权处分他人之物转让合同效力的展开

无权处分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包括对缔约人的效力与对原权利人的效力。对缔约人而言,在缔约人为善意时,属于认识错误的问题;在转让人为恶意而受让人为善意时,合同的效力为可撤销;在双方恶意时,合同原则上无效,原权利人则有权决定其有效。对原权利人而言,权利人通过对无权处分行为的追认代替转让人成为了合同当事人,针对权利人的追认权,法律应赋予受让人撤销权。善意取得能够排除受让人撤销权,转让合同有效,但不能以此说明转让合同有效是善意取得的要件;受让人撤销合同的,将排除其善意取得,也不能以此说明善意取得是转让合同的要件。善意取得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与无权处分合同是否有效没有直接关系。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论析——以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为视角

从法律体系上看,无权处分合同应指无处分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相对人订立的债权合同,而该债权合同效力应该是确定地有效。但是从各个角度分析,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内容都存在着非正当性和非妥当性。我们应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对其详细分析,并提出完善和修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