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佛教造像“说法印”样式的演变

本文通过梳理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中"说法印"样式,对具体实例进行分析,指出了目前研究的误区,总结其样式演变的规律。在印度的影响下,中国早期"说法印"多与交脚坐姿有关,但是数量较少。"说法佛"造像,一般以左手执衣角,右手上举胸前作无畏印为主。但这种手势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说法印"。至7世纪以后,克孜尔石窟和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佛像出现手势的变化,双手的手指弯曲,但并不接触。随后,壁画经变相中的主尊样式的手印,表现与萨尔纳特"双手互捻"的手势一致,成为后世典型的"说法印"。从"说法印"样式的演变,可以看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本土化的趋势。这一过程,正是中国佛教艺术从古代印度汲取养分,并融入本民族的特征,将其不断发扬光大的过程。

云南巍山早期观音造像的独特样式与汉系渊源

本文从云南巍山附近的南诏巄于山和双圈河大理早期遗址出土的观音造像样式分析,认为云南早期的观音造像融合了当地的流行样式,衍生了别于北方的独特样貌,并且受到了中原魏晋风尚的深远影响。

陕西延长的一批唐代窖藏造像碑调查

延长县位于陕西北部,距延安72公里,由于延河由西向东贯穿全县,故名延长[1].……

麦积山石窟第142窟“猴头”“象头”造像研究

麦积山石窟第142窟营建于北魏晚期,位于麦积山石窟西崖,为方形平顶洞窟,窟内造像十分丰富,其正壁塑结跏趺坐佛一身,磨光高肉髻,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双手略残,右手作与愿印,左手作施无畏印。右壁塑交脚菩萨一身,坐于高坛基上,扇形发髻,眉间有白毫,项饰璎珞,右手作无畏印,左手残。左壁同样塑结跏趺坐佛,磨光高肉髻,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双手略残,左手作无畏印,右手轻握。在正、左、右三壁,又影塑千佛与说法像。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日学术研讨会述评

一、概况《东南文化》1990年1～3期发表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文章,该文5万多字,分六章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佛教造像的起源,他认为,汉晋时期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至日本存在一个受秣菟罗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早期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简称为"南传系统")

山西平陆出土北魏至隋佛教造像

1993年4月25日,平陆县张村乡上张村农民常佩琳在其老宅门洞顶取土时,挖出了一批北魏至隋朝的佛教造像及少量陶俑。县博物馆闻讯,立即派人前往调查,并征集回这批文物。 这批造像共七件,除孝昌三年一佛二弟子造像为米黄色大理石雕刻外,其余六件均均为石灰石雕刻。所有造像除发现者挖掘时造成的人为损伤外,保存基本完好。而且七件造像都有铬文。四件陶俑保存也基本完整。现将这批文物按年代早晚依次介绍如下:

佛教造像的宗教和艺术意义

佛教造像指对佛、菩萨可视形象的塑造,一般称为佛像、菩萨像。在寺庙、殿宇、洞窟里,我们可以瞻仰到或用玉、石、木雕刻,或用金、陶、瓷浇铸,或用油彩笔墨绘制的佛和菩萨像。这些佛和菩萨神情端庄、慈详、雍容、大度,使人既望而生畏,又肃然起敬。佛的默坐澄想之态,也每每使人仰之而抛却尘世俗念,遁入出神入化的境界。人们的这些感受,

扶风贤官村唐鎏金铜造像窖藏

1965年5月,陕西扶风县午井乡贤官村社员郭金山、郭维珍在城关南台村南胜利机械厂一区工地施工时,发现一鎏金铜造像窖藏,造像出土后由县博物馆收藏,共出土多件,只征集到四十六件。其他散失。现分述如下: 一、佛像: 1、结跏趺坐像,3件。标本0328,通高11.5厘米。主尊佛像为高肉髻,眉清目秀,两耳垂肩,斜披袈裟,袒右肩,左手抚左膝,右手曲肘,掌心向前,施无畏印,裙纹流畅,结跏趺坐于束腰式莲花须弥座上。

榆林发现一件南朝刘宋鎏金铜佛像

1986年,榆林地区文管会征集到南朝刘宋时期鎏金铜佛像一尊,通高16. 3、宽7. 7厘米,重470克。高肉警,躯体清瘦,身着通肩衣、下束腰,双腿曲垂作舒相座式,左手抚左膝,右臂屈肘,右手施无畏印,脚踩覆莲座,下连四足方床,背饰园环形头光,桃形大背光,周饰火焰纹。造像雕法拙朴,衣纹形式化(图一:1)背部阴刻铭文,全文如下: “景平元年正月十四日,佛弟子王世成敬造弥勒像一躯、为亡过父母,现存夫妻、为四恩六道、法界众生但升妙果”(图一:2.图二)

富平现存的造像碑

富平县经文物普查,多处发现小型造像碑,大部分是南北朝的遗物,其中唐代只有一件。经多次调查核实,这些碑都是富平“墨玉”雕制而成的,风格各异。现将各种碑的雕制式样及内容介绍如下:

旬阳发现唐代鎏金铜造像窖藏

1983年12月和1986年7月,旬阳县长沙乡农民华荣志先后献送出土鎏金铜造像六件(封三:7)、须弥座足床一件(残)、“乾元重宝”铜钱二枚。经笔者实地调查,发现为一窖藏。窖藏位于小棕溪(汉江南岸支流,长约15公里)沟垴半坡上,离地面约50厘米,是1983年秋季,因阴雨连绵造成局部滑坡而暴露出的。器物系直接入土窑藏。

烟台的四色表情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与辽东半岛及日本、韩国隔海相望。烟台的城市风貌因独特而诱人,背靠一道翠绿的弧形山脉,怀抱一湾蔚蓝的大海,依山傍水的烟台景色如画。绝佳的纬度和适宜的湿度,让烟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且有龙口市南山景区、蓬莱市的蓬莱阁和蓬莱海洋极地世界的四色表情。

材质与工艺——中国中古佛像材质的思考

2004年5月在西安东郊的一坑穴中发现了5尊北周时期的佛立像,[1]出土时大致完整,皆是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牵握衣角,立于莲花狮子座之上,像高在182-216厘米之间,在现存北周单体佛像之中属于大型造像。[2]其次,它们的造像风格也一致,都具备螺髻低平、面相方圆、形态健硕、通肩袈裟轻薄贴体的特点,这些特征同样见于已知的北周长安单体圆雕佛教造像,而与北魏、西魏时期的造像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孔望山佛教造像的内容及其背景

石窟寺艺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根据史籍的记载和对古文化遗迹的研究,一向以为这种起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产生的时代要到公元三世纪以后,而这个时期开凿的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的塑像又早已湮灭。因此,人们以为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的敦煌莫高窟就算是我国石窟寺艺术中最古老的“母窟”了,其它石窟,无论是大同的云冈还是洛阳的龙门,都被认为是敦煌的“子窟”。

北周长安佛教造像风格渊源

南北朝末年,中原政权再次出现了三分天下的格局:由北魏分裂而出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两个政权以及南方的梁、陈政权。或许是由于西魏-北周政权以勤俭持国不事雕造之故。

西藏佛塔和泥塑小佛龛艺术

在西藏高原的兰天雪山下,有许多藏传佛教的实物和遗迹。诸如暗红色的寺庙、白色的佛塔、摩崖刻石、玛尼墙、五颜六色的经幡等等。寺庙内有辉煌的壁画,“唐卡”画和各种雕塑艺术品。而佛塔,或称佛骨塔、灵塔,也有着自己的独特面貌。佛塔原为收藏佛或其弟子的舍利,以后也有为纪念重大宗教事件而建的(青海塔尔寺内,有八座如意宝塔。

石佛造像碑

此为背屏式造像碑,浅浮雕一佛二胁侍菩萨,三尊皆置于火焰纹背光前。主尊附圆形头光,内刻莲瓣纹,脸型方正饱满,笑容温暖祥和,外披袈裟,内着僧衹支(僧尼五衣之一,为一种溲«掩腋衣),袈裟衣纹呈U字型。右手于身前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结跏趺坐,袈裟下摆层层叠叠呈三角形悬挂座前。

成都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赏析

1990年6月下旬,在成都商业街四川省委院内挖掘管道时,发现一批石刻造像,共计9尊。其中6尊保存较好,其余3尊残损过甚。这批造像中有两尊刻有发愿文,并且有确切的纪年,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绝对年代的资料,也是继万佛寺发现石刻造像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建武二年释法明造观世音成佛像(彩色插页二) 为一佛二菩萨三尊式造像。

梵音流韵——固原地区馆藏北魏石佛造像艺术赏析

佛教产生后,经中亚一带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到了北魏时期,在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政权的大力倡导下,其统治区域内佛教十分兴盛。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固原在北魏时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重镇,佛教广为传播。这一时期,固原地区大量雕刻佛造像,开凿石窟寺,形成了区域性的佛教文化。

美丽多姿的佛母造像

佛母是藏传佛教独有的造像,常见的佛母像有度母、尊胜佛母、随求佛母、般若佛母、妙音天母等。度母度母,又称多罗菩萨、救度佛母,在西藏僧俗大众的心目中,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有众神之母的美誉。传说,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前,已救度了无数众生,有一天,菩萨用他的慧眼观察六道,发现受苦的众生并未减少,顿生忧悲,流下泪滴,泪珠滚落,化作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