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之罪与伦理责任：阿瑟·米勒大屠杀戏剧中“同谋者”形象的伦理解读

与许多犹太作家不同,美国戏剧巨擘阿瑟·米勒在其大屠杀戏剧中并没有刻意凸显纳粹的罪恶,而是集中笔力书写置身其中或置身其外的犹太人的反应和行动,创造出一种"同谋者"的人物范式。米勒戏剧中的"同谋者"通常以受害者或旁观者的面目出现,均是普通意义上的"无罪之人"。但在米勒看来,受害者的软弱和旁观者的冷漠均是姑息暴行的"同谋之恶",是"无罪之罪";伦理身份的迷失必然导致对道德规范的无所适从,进而是普遍伦理责任的缺失,最终导致对恶行的旁观。通过对"同谋者"参与作恶而不自知的"同谋情境"的构建和呈现,作者揭示了"同谋罪"的普遍性、隐蔽性和深刻性,鼓励世人勇于承担伦理责任,积极行动起来,反抗世间的各种恶行,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救赎。

关于历史和人性的沉思——《你好,安娜》

《你好,安娜》是蒋韵近年写作的小说。小说中安娜的死亡悲剧体现了一种“无罪之罪”的尴尬,这个尴尬使每个与之相关的人都背负着罪责,忏悔与救赎构成了他们的生活形态。作家运用心理叙事手法来观照个体生命的存在,通过对个体心灵的剖析来象征“一代人”的精神状态,以此展开对历史的追问与对人性的思索。

论《蛙》的未完成的“忏悔”

《蛙》中的姑姑创造并供奉泥塑娃娃的行为,属于“认罪”之后的“自我”赎罪方式,是缓解恐惧的一种自我安慰,与所谓的“忏悔”意识相去甚远。具有“忏悔”精神的不是作为计划生育执行者的姑姑,而是提供忏悔契机的收信者杉谷义人和作为“受害者”的剧作家蝌蚪。蝌蚪在计划生育事件中发生的“无罪之罪”的层面上具有“忏悔”意识;但在后续的代孕事件中发生的“共同犯罪”的层面上,又显示出“罪恶”的再生和“忏悔”的未完成性。

如何写“人”,怎样“自救”——再论莫言长篇小说《蛙》

长篇小说《蛙》从计划生育政策下人的命运演绎、姑姑、蝌蚪的忏悔—赎罪、小说文体的创新等层面入手,展示了莫言对人的书写以及关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拯救。围绕着计划生育政策这一主题,莫言反思了人类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人性所发生的畸变,唤起了个体对"无罪之罪"的承担与体认,并指出知识分子自我救赎依然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