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无罪判决率低现状的困境——基于1996—2015年无罪判决情况统计的分析

我国的无罪判决率经历了短期的攀升后便处于下降状态,近年来持续在千分之一以下。这种异常的状况是怎样产生的,低无罪判决率是否代表着高质量的司法水平,面对数十起冤假错案,我们应该看到大量无罪案件通过多种方式被"消灭"。通过对1996—2015年无罪判决情况的分析,无罪判决率低主要是由于理念未树立、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严峻的现实困境以及国家体制的特殊性造成的。

刑事案件无罪判决率“低迷”的分析与改善建议

我国刑事案件无罪判决率处于"低迷"状态,无罪判决大有流于形式之势。通过对刑事案件无罪判决现状的分析并探求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无罪判决被形式化的建议,以使无罪判决机制真正实现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的重要功能。

浅析绩效考核与检法关系——以无罪判决率为视角

在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中,检法两家起着关键性作用。由于我国法律赋予两家的权力与地位不均衡,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问题,由此折射出来的检法关系也成为学者研究探讨的热点。基于权力分配不均这一根源,多数学者持有检法冲突的论断。本文以无罪判决为切入点,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无罪判决率的现状,初步考察司法绩效考核制度,根据该制度的影响,揭示检法两家在无罪判决上呈现出来的合作与协商关系,并对这种关系的合理性进行剖析。

论法检绩效考核影响无罪判决率的症结及对策

无罪判决是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志,然而,由于我国法检系统内部不合理绩效考核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应有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发挥,导致无罪判决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无罪判决率低的障碍及对策

无罪判决是体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志之一,而近年来,我国无罪判决率一直趋低。这与我国审判观念偏差、司法机关绩效考核机制、以撤回起诉代替无罪判决等因素有关。因此,需用理性的眼光看待无罪判决、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矫正司法机关不合理的奖惩机制及严格恪守刑事审判原则以破解无罪判决率低的困境,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

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与无罪判决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通说认为,在刑事诉讼中英美法系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是内心确信。前者是一种证伪标准,后者是一种证实标准。基于科学逻辑中证伪与证实难易程度的不同,似乎表明证明标准是两大法系无罪判决率殊同的原因。但是,通过证明标准模型的比较分析,英美法系的"搭积木模型"与大陆法系的"准拔河模型"虽然形式不同,但是实质相同,证明标准不是影响两大法系无罪判决率的因素。

论无罪判决及其消解程序——基于无罪判决率低的实证分析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无罪判决率在经历一个三年的攀升阶段后,便一直下滑,而且无罪判决的作出也越来越难。这一现象持续至今。但在无罪判决率低下的背后,却隐藏着大量可能作出无罪判决的案件,这些案件被以各种方式消解掉。无罪判决消解,在当下有着深刻的"现实需求",政法系统与当事人之间、公检法之间的关系深深影响着法官的选择。较低的无罪判决率在我国当前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继续存在,我们需要正视无罪判决率低和无罪判决消解程序的存在。为了防止当事人合法权益在无罪判决消解程序中受到侵害,有必要实现无罪判决消解程序的正当化。

从刑事法律文化视角探析无罪判决率低的原因

我国无罪判决率在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处在极低的水平，严重违背了司法规律，探析其背后的形成原因尤为必要。本文抛开对刑事诉讼制度层面问题的关注，从案外的刑事法律文化视角进行切入。在传统刑事法律文化观中，表现为刑法中的重刑主义和威慑作用、“绝对还原主义”的传统诉讼误区、传统报复刑观念的残留、生命敬畏观的缺失、逻辑思维的缺失五个方面；此外，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下的可容忍性；社会惩治体系的缺失。以上三个因素共同阻碍了无罪判决的作出，有必要从案外法律文化视角对社会公众进行观念引导。

优化刑事案件绩效考核机制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饱受诟病的法、检、公的绩效考核机制迎来重大变革。优化绩效考核机制应遵循司法规律,立足刑事办案实际,以建立科学、简化、合理的绩效指标体系为目标,从而实现其激励、督促功能。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权的限制与规范——以审判权对公诉权的制约为视角

A直辖市2012—2017年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运行现状表明,撤回公诉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无罪判决率。于检察机关而言,申请撤回起诉已异化为规避无罪判决的手段;于审判机关而言,则表现为撤诉审查权的虚置与二审程序的救济无能。统一上位法的缺失和多部门规定的杂糅是造成撤回起诉异化现状的部分原因,但现行法律规定并未失去指导意义。分析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文规定可知,公诉机关的撤回公诉申请权在属性方面仍属于请求权,因此人民法院有权通过审查申请时间、撤诉理由等因素来决定是否准许撤回公诉。一审"被告人参与+必要实体审查"的审查模式与二审"裁定+判决"的救济模式,可以在现行法框架内改善我国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人民法院可通过吸收被告人意见、分诉讼阶段审查等方式促进法院落实实体审查权,并且通过允许二审法院改判的方式拓宽被告人对准许撤诉裁定的救济途径。